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1月28日 阅读：178 评论：0

面对腥风血雨，罗登贤毫不畏惧，他来往于粤港之间，进行秘密联络。八七会议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广东省委，任命张太雷为省委书记。8月20日，张太雷在香港召开广东省委筹备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讨论了广东全省暴动计划，决定成立广州、西江和北江暴动委员会，准备发动各地暴动，并改组省委。
 1927年8月，南昌起义部队南下。中央希望广州工人能配合起义部队作战行动，与东江农民武装汇合，南下夺取出海口，获得苏联援助，夺取广州，再行北伐。但是，南昌起义部队的失败，使中央对广州起义的计划产生动摇。在张太雷、黄平等广东省委的筹划下，起义仍按照原定计划进行。
 10月15日，张太雷在香港主持召开了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组成了新的广东省委和南方局，充实健全了党的领导机构。罗登贤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当选为广东省委委员。
 张太雷在会上就南昌起义失败情况进行了通报，提出“改用红旗”，“仍应积极准备，一有机会就发动起义”，“极力打破等待军队胜利的依赖心理，须以工农群众自己的斗争，扩大到夺取政权”^①。会后，罗登贤又去广州与省委候补委员周文雍一起做暴动的准备工作。他和周文雍把广州的工人武装——省港罢工工人利益维持队、工人自救队、剑仔队、海员义勇团队等，改编为统一的工人赤卫队。赤卫队又按行业编为7个联队，联队下设大队、中队、小队。罗登贤参加了赤卫队总指挥部的领导工作，并兼任第一联队队长。赤卫队还成立了秘密兵工厂，赶制手榴弹、炸弹和梭标。
 11月3日，在周文雍和罗登贤的指挥下，广州市委召集铁路工人举行示威运动，齐集至汪精卫东山私宅请愿，人数达三四千人。汪精卫施展惯用推诿伎俩，引起群众愤慨，工人决定游行。汪精卫阴险地通知公安局派出铁甲车保安队，在惠爱东路抓捕20多名工人。周文雍数次登台演讲，又手持大旗先行，结果被捕。罗登贤立即组织人员营救他，首先安排人给周文雍服用致高温片剂，然后要求送医治疗。在医院里，罗登贤安排人化装成医护人员，将周文雍用棉被裹住转移到隐蔽好的汽车上。营救行动十分顺利，周文雍又回到了革命队伍中。
 12月11日，由张太雷、叶挺、黄平、叶剑英、周文雍等同志领导的广州起义开始了。罗登贤带领的第一联队有600多人，战斗力较强，负责攻打公安局、保安队。起义的枪声打响后，第一联队的敢死队首先发起冲锋，其他队员在罗登贤的指挥下，奋不顾身地扑向敌人。叶剑英率部分教导团士兵赶来支援。罗登贤指挥赤卫队逼近公安局，敢死队爬上墙头，向公安局内投掷手榴弹，把敌人的机枪和装甲车炸坏，攻克了这个顽固的反动堡垒。
 起义军攻占公安局后，原决定这一天在维新北路公园前召开群众大会，但将开会时，敌人从越秀山方面冲至吉祥路、公园附近，以致大会不得不临时取消，并决定改至第二天下午1时在丰宁路西瓜园空地(今之太平戏院)举行群众大会。罗登贤等赤卫队指挥人员也带队来到现场。会议由周文雍主持，张太雷宣布“广州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午后5时，会议结束。张太雷与共产国际代表乘车离去，不料车至惠爱路小马站斜对面之黄泥巷口时，突被机器工会体育队之工贼包围袭击，张太雷当场遇难。
 

 

广东省会公安局

 这时，在帝国主义掩护下的国民党反动武装各路军队已从江门、肇庆、石龙等地反扑，包围了广州。起义主力部队在观音山、长堤、四效开展保卫苏维埃的生死激战。罗登贤率队参加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大会之后，由于珠江南岸敌人与广州机器工会体育队勾结，对长堤一带构成威胁，罗登贤即率工人赤卫队在长堤构筑工事，打击来自江面的反动武装及英、日帝国主义的侵袭。教导团的炮兵也构筑了炮兵阵地，来自朝鲜的国际主义战士也参加了保卫长堤的战斗。
 13日晨，苏维埃政府成员已全部出动去抵抗。罗登贤与副总指挥梁桂华率部在长堤阵地上，面对帝国主义游弋珠江河面的军舰，与渡江的广东机器工会体育队和第五军李福林部展开激战，击退敌人数十次进攻，战线达十多里长。战斗中，副总指挥梁桂华重伤牺牲。工人赤卫队员与敌军展开巷战、肉搏战，死伤惨重。坚守天字码头的教导团游曦女兵班在弹尽之后与敌人刺刀肉搏，全部壮烈牺牲。^①中午时分长堤失守。罗登贤率工人赤卫队向公安局方向撤退。罗登贤等人到达苏维埃政府时，这里除了乱兵以外，已无人值守。罗登贤脸色十分难看，他的内心无比悲愤，他步履艰难地由一位同志扶着撤退了。^②他是最后撤离苏维埃政府总部的起义领导人。
 

 

广州起义后国民党刽子手将苏联副领事郝西斯押赴刑场

 由于汪精卫、陈公博等反动派的阴险残暴，反革命的武装力量过于强大，加上广州机器工会体育队的背叛投敌，起义军和赤卫队武装终因敌强我弱、寡不敌众而失败了。反革命武装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几天之内就杀害了5700多人。在这种险恶形势下，罗登贤被迫转移回香港，隐蔽在一位工友家里开展秘密工作。
 1928年10月1日，在广州起义一周年将要到来之际，身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瞿秋白撰写了《广州暴动与中国革命》^①一文。文章指出：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严重关头，以其革命胆略，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建立城市苏维埃政权的伟大尝试，意义重大，是“中国工人之伟大的英勇的模范”。
 192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任命李立三为广东省委书记，并命其立即赴香港恢复广东省委，处理广州起义失败的善后工作。20日，李立三抵达香港，于当天召开会议，决定以张善铭代理省委书记，待省委全体会议召开后，再正式改组省委。沈青、罗登贤等人联名写了一份书面声明，指出了广州起义的失败原因和错误。由于起义失败，这次会议开得很不冷静。
 1928年1月1日至5日，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全体会议，对省委进行了改组，总结广州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会议选出省委委员25人，候补委员11人，以李立三为书记;张善铭、黄谦、罗登贤、王强亚、李源、沈青为常委。其中，罗登贤和王强亚由于在起义中表现极为勇敢，以工人领袖身份当选省委常委。会议决定对领导广州起义的大部分党的负责同志执行“政治纪律”，中央则来电要求正确总结广州起义，但是广东省委在李立三的领导下，坚持原来意见，不同意中央关于广州起义问题的结论。
 省委成立后，1月16日，广州市委召开了全体会议，听取了省委代表罗登贤关于广州起义的报告。1月18日，中央再次写信给广东省委，否定李立三的惩办主义。广东省委遂派黄平、罗登贤到上海向中央详细汇报。1月21—22日，周恩来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并做了记录。罗登贤对暴动开始后的行动这样说：
 赤卫队方面集中六处，第一、公安局一联队有四百多人。第二、五区二百多人，东堤两联队三、四百人分两处，惠福路一联队，土布工会贤师街一联队。信号开枪声出来。汽车同志开会(在十号晚六时)时未通知，及其九点始告知，结果找了十八辆车。武器以前未通知，只由钢铁工会定做了刺刀约五、六百，十号下午发下(各同志以为检阅)，自己则无预备。工代会党团，晚十一点始知道。放火器具未预备，因未准备放火。破坏有交通队，在未解散罢工前只有五十多人，解散后只六人未得增加，只破坏电报、电话。传令队无，侦探队……救护队无。给养队无。^①
 

 

周恩来与罗登贤、黄平关于广州起义情况谈话所做的笔记

 中共中央研究了广东省委报告、罗登贤与黄平的汇报，于1月25日致函广东省委，要求“省委必须服从中央的意见，停止省委决议案在各级党部的讨论，速将中央决议案散布下去，假使省委还有意见，须待2月中省委扩大会议时再行讨论”，并决定李立三到中央面谈，调邓中夏代理广东省委书记。2月9日，邓中夏召开广东省委扩大会议，罗登贤等人参加。会议接受了中央关于广州起义问题的决议，结束了李立三等人与中央在广州起义问题上的争执局面。
 1928年2月，广东省委扩大会议后，罗登贤在香港与几个同志相约到党的机关开会，研究上级指示。但是当天已经过了约定时间半个小时，人还未到齐。罗登贤预感到情况有变，决定立即停止会议，让已经到会的同志赶紧走。等他自己正准备藏起文件离开时，敌人突然将会议地点包围起来，并冲进室内。罗登贤机警地把几张用薄纸写的文件揉成团吞进肚里。原来，黄谦因被人告密，被香港便衣警探跟踪，致使省委机关受到破坏。省委代理书记邓中夏以及常委黄谦、王强亚3人离开没多远即被捕，罗登贤也被逮捕。这是罗登贤革命生涯中的第二次被捕。
 2月24日，李立三从上海回到香港，组成了以李立三为书记的新的省委常委会，并加紧进行营救被捕同志的工作。罗登贤被捕后，在狱中受尽各种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未暴露党的机密。敌人找不到证据，党组织通过他姐姐罗才想方设法，把他营救出狱。出狱后，别人问他：“你不怕再坐牢么?”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怕死、怕坐牢就不要革命，我既决定参加革命，就不怕上刀山下火海，虽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之后，他去广州工作。不久被调到上海，开始了在中央和江苏省委工作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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