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0月，中共中央为了贯彻党的六大提出的提拔工人干部到主要领导岗位上去的组织路线，决定派工人出身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罗登贤负责江苏省委工作。江苏省委则主张选本省工人出身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徐锡根任书记。后来，中央决定让罗登贤只兼省委常委。1929年1月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向忠发、李立三提出的中央兼江苏省委的决定，周恩来得知情况后，感到不妥，即与向忠发、李立三交换意见，最终中央决定不兼江苏省委。

但在中央讨论兼江苏省委尚未决定时，共青团中央的个别同志已将中央要兼江苏省委的消息告诉了共青团江苏省委的个别人，进而传到江苏省委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省委对中央的做法不满，召开区委书记联席会议和各区会议，表示无论中央怎么决定，省委将一概拒绝，并到部分省来上海联系工作的代表驻地，进行违反纪律的活动。

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中央确定“以教育同志的原则来解决这一问题”^①。1月16日，向忠发、周恩来、项英三人出席了江苏省委的会议，回答了省委提出的一些问题。随后又与省委负责人谈话，指出省委的做法是违反组织原则的。在中央的耐心教育下，省委承认了自己的错误。1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改组江苏省委，由罗登贤、李维汉、彭湃、赵容、徐锡根组成新的常委会，罗登贤任书记。原省委成员李富春和何孟雄调任区委以加强区的工作。“江苏问题”最终得到解决。

此后，罗登贤开始担任江苏省委书记一职。新组建的江苏省委，由罗登贤为省委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彭湃为军委常委，主管农民运动兼宣传工作，原省委常委徐锡根主管职工工作，不久又派任弼时为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李维汉为组织部长，原省委常委赵容为秘书长。以上六人为新的省委常委。^①原省委常委李富春、何孟雄分别调法南、沪西区委工作。

1929年1月31日，中共江苏省委召开本年第一次会议，向忠发、项英、赵容、罗登贤、彭湃、罗迈、徐锡根参加。罗登贤担任会议主席，讨论发动上海工人开展年关斗争的问题。会议提出要在年关斗争中注意同反帝反国民党的斗争联系起来。^②

在上海发动年关斗争，是罗登贤自受命担任江苏省委书记以后所作出的第一项决策。这一决策基于如下判断：上海工人斗争正走向复兴，部分地开始由防御转变到进攻，而资本家、国民党、帝国主义已经更加一致地要来残酷打击消灭这一形势。这是上海工人革命势力复兴的“严重关键”。他认为，通过年关斗争，我们党在上海能够利用年底种种工人大小迫切的要求，发动更广大的群众向资本家进攻，在斗争中扩大群众的组织，提高群众的阶级意识，加强党的力量，从而在年初“冲破敌人进攻的战线”，“使工人斗争更快的向前发展”，是有可能的。反之，“如果放弃年底种种大小进攻的机会”，那么“年初敌人必然可以更顺利的压迫剥削工人群众”，而使工人斗争复兴的趋势受到严重的打击。

根据各区的汇报，在年关时，工人普遍出现失业恐慌。资方因为防备工人的年关斗争，加紧对工人的进攻，尤其是活动分子与男工。英商资本家“亦厉害起来了，要巡捕房来捉人，开除活动分子，不承认工会”。日商以停厂来恐吓，华商则要求做到大年三十，唯恐工人来为难。“资方是也在操心上海工人运动的复活，是在尽力的来设法消减。”

罗登贤认为，开展年关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阴历年关是一般社会“银钱往来结束时期”和“主雇关系转变时期”。这一时期，也就是工人群众“一般最有迫切要求的时期”。如年关双薪、向厂主借钱、年关休息、反对年初开除工人、明年改良待遇和失业工人无衣食不能过年以及其他许许多多极小的需求，都是一般工人群众在年关前后主要而迫切的要求。罗登贤还指出，根据普通惯例，工厂资本家和店主在阴历新年开工时，必然向工人进攻。如开除工人、减少工资，有时还颁布更为苛刻的工作条件或待遇，进而强迫工人接受。资本家的这种进攻，并不是由于年底工人有需求才导致资本家的进攻，即使工人没有这种需求，资本家照样对工人下手。年关时如果工人没有斗争，资本家则“是更顺利的向工人进攻”。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应跑到工人群众中去，找出他们迫切的要求向资本家提出，以群众的力量逼其答复。”罗登贤将年关斗争分为年底斗争和年初斗争两种形式。“年底斗争中，工人群众有了斗争的训练，可以更有力量以反对资本家年初的进攻。”^①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减弱资本家发起的对工人的进攻。

2月1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出由罗登贤亲自起草的《党、团江苏省委通告第一号——关于城市年关斗争》的工作部署。他在这个通告中指出：本来城市和乡村客观上同样有充分的年关斗争条件，省委应该有通盘的计划推动这工作，但“因新省委成立，已过于逼近年关，对于农村的指导，事实上已来不及，就是对于外县几个重要城市也嫌太迟，加之几个重要城市的情形省委也不清白”，所以这个通知中的计划，以上海为主。但各地接到此通告后，可斟酌当地实际情形，决定计划执行。

罗登贤的这一年关通告是对江苏职工运动的重要指导文件。他在这一文件指示中，根据全国工人运动的实际，贯彻执行了党的六大会议的重要决议精神，对上海工人运动的意义、斗争策略、反帝反国运动和反改良主义欺骗宣传、工厂委员会、年关斗争与年初斗争、失业工人和士兵工作等贫民运动、斗争前与斗争中的宣传鼓动、组织的动员改造等进行了详细的阐述。^②

在省委的通告指示要求下，上海工人开始了许多大的斗争，如新新、南洋和内外棉七厂的工人。而资本家正在利用年关向工人发起进攻的，有茂昌七厂、东洋厂宣传关厂等，引发了工人的激烈反抗。在英电、药业、报馆、铁路等行业，“工人已经发动了年关斗争”。

英界电车有一大厂、二车房，分别在静安寺和汇山路。静安寺有车务工人1500人，汇山路有车务工人1500人，外有接线工人五六十人。电车的工人受了法电工人的影响，决定发动小斗争，提出斗争的条件为年赏一月、车票改拍司、退职金等。在沪东区党组织的组织指导下，这次斗争打破了群众的“帮口观念”，使倍开尔路的机务部有了党小组，汇山路与静安寺也有了党代表的组织，斗争最终为工人取得了年赏一月的权益。

老怡和因为前次斗争开除了9个代表且没有答应条件，童工要求斗争。斗争的条件是年底揩车要加钱，恢复工人代表，恢复津贴工会的月洋十元。后来经过童工的斗争，揩车加钱的条件得到了口头答应。

但也有斗争在资方打压下遭遇失败。码头工人作为相对比较辛苦的一个工种，年底在为大阪码头和汇山码头卸货时，要求每包自四个铜板加至六个，或至少加一个。第二天大阪码头工人罢了三个钟头工，资方因为要赶班，只得答应加一个铜板。而汇山码头工人罢了两个钟头，结果领袖被骗去吃茶，工人斗争被压迫下去了，没有得到胜利。

茂昌自第一次胜利后，资方恐慌异常，于是有第二年开除大批活动分子的预备。工人非常愤恨。因为老厂工人比较有组织，资方决定提早停厂。工人决议老厂工人通通到新厂去做工，今年不拿工钱，不交工牌。但是后来资方勾结国民党和巡捕房，在工人开会的时候来捉拿活动分子，同时派流氓包探监视，新组织有群众反水，一般的群众怕得不得了，茂昌的年关斗争最后完全失败，连原有的组织也“通通塌台”。^①

面对这种年关斗争形势，罗登贤认为，党要有“正确的策略和方法”去发动、领导他们。要以发动小的斗争为主，因为当前工人队伍中仍保留许多严重的弱点：一是工人群众的斗争情绪还只有某几部分上涨的形势，一般的仍只是开始活跃的现象，特别是广大的纺织工人，“还大半有害怕的心理”。二是群众的组织力量非常缺乏。尤其是广大的产业工人群众缺乏组织。至于手工业店员工会，其下层组织“多半脆弱”，上层则多受国民党改良主义影响。三是党和团在群众中的组织也是非常薄弱，很少能起组织上的核心作用，甚至有些同志的觉悟比群众还落后。

发动小的斗争，尤其要抓住“极小极小”的机会，以发动群众。也就是说，党要抓住各厂各业的环境和群众的要求，来决定斗争的条件。这是小的斗争策略的第一层内涵。第二层内涵是，每一项条件提出时程度的高低，必须按照某厂某业的情形决定，如年关休息，是否可提十天、一周或三天，要按客观的可能来决定。第三，如果前述条件过高了，那“我们便要从群众中抓出更小的要求，乃至于小到只值一文钱都是好的”。因为“我们可以借这只值一文钱的问题去接近群众，推动群众，影响群众，以至于组织群众，以至于由这只值一文钱的行动进步到比值一文钱大些的斗争”。^①

罗登贤关于小的斗争策略的这一精彩论述，是他根据党的六大会议精神，根据自己长期工人斗争的经验并结合上海当前斗争的实际，得出的重要的职工运动的策略思想，对于指导工人运动具有重要的价值。

但是，罗登贤的年关斗争策略思想中，也提出了群众和党员中“合法”观念已逐渐生长起来，改良主义在上海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党的最残酷的敌人;在一切日常斗争中要与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作“残酷奋斗”。这些提法延续了党的六大以来的“左”倾错误，带有明显的“左”的色彩。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luodengxian/2022113333.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