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上半年，党内“左”倾冒险错误急剧升温，当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对革命形势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认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左”倾观点。在此观点指导下，3月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称“全总”)发出关于“五一”运动的通告，指出：“今年‘五一’的罢工和示威运动，是要调动全国广大的工人群众，演习准备武装暴动和巷战的艺术，集合全国工人的斗争力量，形成全国工人总的进攻敌人的阵势”，“这个任务的完成，是推进中国革命高潮加速到来之最强大的动力”。为此，全总以“准备红色五月的工作”为中心，制订了《三、四、五3个月工作计划》，并加紧“武装暴动”的宣传鼓动。该计划中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主要是：在3个月中，“全国各地共计发展10万赤色工会会员”，“在上海、武汉、香港、天津成立各种产业工会”，“恢复湖北全省总工会、广州工人代表会的组织，建立哈尔滨市总工会，强大上海工联和香港工代会的群众基础”，“在全国要发展有组织的经常纠察队1万人，实际进行各种军事训练”等。

3月8日，全总常委会议通过《目前政治形势与工会的任务决议案》，认为当前国民党作为统治阶级的势力更趋削弱，国民党的统治在经济基础上达到崩溃。根据这种形势，全总要求各地赤色工会发动政治的经济的斗争，壮大赤色工会的力量，组织政治和总同盟罢工，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与进攻，以加紧暴动的武装准备，争取直接革命形势的到来。

罗登贤一经抵达香港，便立即投入了广东省委的紧张工作之中。在初步了解掌握一些情况之后，罗登贤于3月20日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全总发起的“五一”工作。在听取了罗登贤的报告，并根据广东实际情形作了详细讨论后，会议对中央“五一”工作所决定的路线表示完全同意，并发出广东省委第二号通告。

通告贯彻了中央的指示，夸大了广东的革命形势，认为在革命形势上，“两广群众斗争与全国一样已走到平衡发展的道路，必然更促进新的革命浪潮迅速发展”，可以“更迅速的实现争取一省或数省革命首先胜利的前途”。为此，罗登贤领导的广东省委明确提出：“五一”工作的总路线是在“反帝国主义”“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军阀战争”“反抗资本进攻”“争取八小时工作”“深入土地革命”的任务下发动和汇合各种群众的斗争，动员和组织广大的群众，举行政治的示威运动而更推动新的革命浪潮迅速走向直接革命形势。整体的工作部署是：与“四一五”(指反对广东“四一五”反革命事变)和苏维埃代表大会结合起来，更要积极地直接发展到“五七”“五卅”赤色五月的工作;在香港、广州、汕头、曲江等重要城市坚决地组织“四一五”和“五一”示威，在东江、海陆丰、广西左右江、琼崖等苏维埃和赤色区域，组织武装示威并积极向城市和乡村的敌人进攻和发展;全省各党部发展群众斗争，扩大党的组织。

为有效推进工作任务，广东省委还针对性地提出了两方面的中心策略：一是采取武装冲突的形式，在示威中采取巷战的形式，在乡村中有计划地向城市大乡村军队驻地区域进攻;二是坚决地争取群众的公开路线，加紧扩大反国民党反改良主义反取消派的斗争，加紧反帝国主义尤其是反英帝国主义。

4月1日，广东省委发出《中共广东省委“四一五”宣传大纲》，强调各地组织示威必须注意“四一五”工作，以“四一五”来推动和发展“五一”示威的工作。大纲认为，“我们今年纪念‘四一五’，要发动和深入一切群众的斗争，举行广大的示威运动，来冲破一切反动势力的围攻而更推动革命的发展。”^①为此，省委要求，向群众发动宣传，赶快组织起来，准备革命高潮到来时的一切，血的“四一五”的复仇就在眼前。

4月5日，接到中央关于“五一”工作的第71号和第73号通告后，罗登贤又组织省委常委进行了讨论。为引起全省各地党部严重注意“五一”工作起见，广东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广东的实际形势，再将此次工作的路线和策略要点加以说明和补充，形成《中共广东省委通告(第三号)——关于“五一”工作的路线和策略的补充》指示文件。

在省委第三号通告中，在政治罢工和政治示威的地方党组织方面，一是增加了顺德，二是将曲江改为韶关;在举行武装示威的地点安排上，增加了北江。罗登贤提出，要坚决地以党的主张和党所提出的中心口号号召群众，要坚决地在一切工作和斗争中加紧与国民党、改组派、取消派、黄色工会的欺骗作斗争。他还在通告中特别强调指出，广州、汕头等机器工会，必然用各种方式欺骗群众，以军警包围少数群众来开和平会议，企图阻止广大群众进行示威游行和罢工纪念“五一”。因此，在广州、汕头方面，党更应加紧机器工会下层群众工作，积极去组织反黄色工会反黄色领袖的斗争。

罗登贤等省委领导在直接参加或指导各地的“五一”工作时，主要将大部分的力量集中到香港、广州及海员工作上。自3月20日至4月30日，省委常委对香港“五一”工作共讨论七次。第一次是讨论香港工作总布置，其他六次是根据计划更具体实际地检查和决定工作。而每次会议对于斗争问题会特别注意，并强调香港党的行动委员会应根据省委决定作出更详细的计划。

香港行委由卢永炽任书记，下设组织和宣传委员会。在罗登贤等省委领导的参与下，行委在车手、九龙、船厂、印务、电灯、清净、同德(码头工人)及海员失业工人中召集群众大会，组织筹备会和纠察队，成立工纠部及其训练委员会，为即将到来的“五一”运动高潮而组织训练、做好准备。在宣传方面，要求总筹备会、工代、互济会、海总、青反、争自由大同盟等除出版规定数量的周刊、《香港工人》三日刊、《战书》五日刊、香港《女工周刊》等外，各团体、各赤色分会及各筹备分会对“四一五”和“五一”必须发表宣言，总筹备会、工代(香港工人代表会)、海总(海员总工会)、青反(青年反帝大同盟)、争自由大同盟要为“四三”“四八”惨案争取自由发表宣言，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屠杀。行委组织了每队3人的宣传队共25队去公开演讲，同时要求各筹备会必须经常开群众大会，青反、互济等团体必须到各工厂、各学校活动扩大宣传，并要有计划地组织飞行集会和群众大会，加强宣传鼓动，扩大斗争发动。罗登贤强调，每个支部、每个赤色工会和每个宣传部均须担任散发宣传品工作，且宣传品的散发必须能深入群众。

罗登贤与其他省委常委还特别重视对广州、海委、海总“五一”工作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他组织、参加各种会议，周密细致讨论和决定各地工作计划和策略，还派出干部去巡视帮助工作或建立兵委，加紧士兵工作。

整个上半年，广东省委根据中央第60号政治通告，按照“武装保卫苏联”和“反对军阀战争”的政治任务口号指导工作，各地工人运动有所复苏。尤其是在罗登贤等省委领导的指导下，5月份，党组织领导或指导了香港的糖房、铁厂和码头等行业工人反对工头的斗争，以及海员工人要求加薪和反对开除工人的斗争;领导了广州粤汉铁路工人包围路局、要求保障工人利益的斗争和电灯工人反抗军警压迫的斗争;领导了在潮汕地区的汕头印务工人的斗争和潮安庵埠船业工人的同盟罢工;领导了在海南岛的海南书局职工纪念“五一”的罢工;领导了韶关米机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和码头工人反对工头的斗争;领导了在英德的翁江篷船工人的罢工斗争等。这个月里，各地工人罢工斗争纷起，因而被称为“红五月”。但这些斗争在“左”的方针指导下进行，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采取游行集会的方式，暴露了党的力量，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很少得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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