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末年，秦国丞相吕不韦为了“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汇聚先秦各派学说，主编了一部二十余万字的《吕氏春秋》，写道：“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战国]吕不韦著、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之《八览·有始览·应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682页)西汉前期，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为了宣扬“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理论，撰写了七万余言的《春秋繁露》，提及：“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同类相动》，中华书局，1992，第358页)二书共同认为“天必先见”、“美祥亦先见”是帝王将兴的重要标志。实际上，此种说法由来已久，太史公说：“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史记·龟策列传》)反映了卜筮自古以来就是圣王建功立业、预测吉凶的重要工具。在沛县起事反秦中，刘邦也借助卜筮来凝聚人心，《史记·高祖本纪》借助“诸父老”之口说：“平生所闻刘季诸珍怪，当贵，且卜筮之，莫如刘季最吉。”正是在“诸珍怪”作用下，参与反秦起事的众人才会出现“莫敢为”现象，通过卜筮这一重要工具，刘邦才得以立为“沛公”，顺利扛起反秦大旗。“诸父老”口中的“珍怪”，当即《吕氏春秋》所言的“天必先见”和《春秋繁露》所说的“美祥亦先见”。除了前面提及感生神话、面貌特征之外，围绕在刘邦身边的“珍怪”还有哪些?如果检索《史记》，就不难发现这些“珍怪”主要由醉卧遇龙、拔剑斩蛇和常有云气组成。

“醉卧遇龙”的见证人为王媪、武负。刘邦喜好饮酒，经常到王媪和武负两家酒店里赊酒。有那么几次，刘邦醉卧两家酒店，王媪和武负看见他的上面有龙出现，感觉十分奇怪。每次赊酒，刘邦就在店中畅饮，酒钱也是常价几倍。自从“醉卧遇龙”怪事发生后，两家年底结账时，通常把记录刘邦赊账的竹简折断，不再向他追讨酒债。

“拔剑斩蛇”出自一位不知来历老妪口中。刘邦奉命解送本县徒隶前往修筑郦(按：“郦”，一作“骊”。)山陵墓，结果还未离开县境，徒隶们就纷纷逃跑了。依据这种形势，预计尚未到达郦山，徒隶们就会走光，即便剩下的徒隶全都到达郦山，刘邦等人也免不了暴秦的严刑酷罚。夜幕时分，队伍来到丰邑西边泽中亭，大家停下来歇息。前途不明，生死难料，这怎能不让人感伤?队伍当中弥漫着凄惨、浓郁的思乡氛围，刘邦情绪也极为低落，他将徒隶们全部放免，说：“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然而，在秦朝严厉高压政策之下，逃亡又会有着怎样的命运?因此，有十多位徒隶仍然愿意跟随刘邦。在经过短暂休息后，刘邦等人乘着夜色抄大泽中的小路逃匿。前面探路的人回来汇报：“前有大蛇当径，愿还。”刘邦借着酒兴说：“壮士行，何畏!”拔出长剑击斩了大蛇。大蛇一分为二，小路也就通畅了，队伍得以继续前行。走了几里，刘邦酒劲上来了，便醉卧在路边。队伍后面的人来到斩蛇的地方，看见一位老妪在夜中哭泣，便问她为什么?老妪回答：“人杀吾子，故哭之。”后面的人接着问：“妪子何为见杀?”老妪哭诉道：“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者赤帝子斩之，故哭。”(《史记·高祖本纪》)后面的人以为老妪撒谎，准备困苦侮辱她，老妪忽然不见踪影。等到刘邦酒醒了，后面的人把这件怪事告诉了刘邦。刘邦心中大喜，自以为是赤帝的儿子。徒隶们因为这件事，对刘邦更加敬畏，死心塌地相随。

“常有云气”出自刘邦妻子吕雉之口。秦始皇听望气的人说：“东南有天子气。”于是东巡镇压。刘邦怀疑秦始皇东巡是冲他来的，便逃匿起来，隐身于芒山、砀山一带。虽然刘邦隐匿起来，但是吕雉经常能够找到刘邦，刘邦感觉到十分奇怪，吕雉解释说：“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史记·高祖本纪》)沛县人听说这件事，也多愿意归附刘邦。

上面三则故事在行文上为刘邦后来起事作了铺垫。刘邦本是龙种，“醉卧遇龙”的怪事自然不需多作解释;但是，“拔剑斩蛇”、“常有云气”又是怎样产生的?这里需要略加说明。

在“拔剑斩蛇”中，刘邦为“赤帝子”，大蛇为“白帝子”，如果要理解赤帝子、白帝子的象征意义，就必须明了战国秦汉间“五德终始”的朝代更替学说。“五德终始”学说分为两种，一是由战国邹衍等创立的阴阳五行相胜的“五德”说，一是由西汉末叶刘歆创立的阴阳五行相生的“五德”说。五行相胜的朝代更替原则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其主要观点是传说中的黄帝是土德，所以有大螾大蝼的祥瑞;大禹是木德，所以草木畅茂;汤是金德，所以银由山溢;周文王是火德，所以赤乌衔丹书从天而降。后来，秦始皇依据这一套学说，自认为秦朝是克周火德的水德。五行相生的朝代更替原则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其主要观点是传说中的伏羲是木德，炎帝以火德继，黄帝以土德继，少皞以金德继，颛顼以水德继，又帝喾以木德继，帝尧又以火德继，帝舜以土德继，帝禹以金德继，成汤以水德继，周文王以木德继，汉高祖伐秦继周以火德继。然而历史的事实是，秦始皇帝自居为水德，汉高祖亦自认为是水德，汉武帝时才改为土德，为何《史记》中会出现汉高祖是火德的符瑞?顾颉刚先生指出：“王莽不是在诏书里说过吗?他是黄帝的后代，虞帝的苗裔。黄帝为土德，在这名号上就很清楚。虞帝为土德，《淮南子》里也曾提起。既有两代土德的祖先，他不当为土德吗?这是理由之一。历来的得天下有两条路：一是唐、虞的禅让，二是殷、周的征诛。邹衍之说主‘五德相胜’，要后代去克伐前代，这对于以征诛得天下的殷、周固甚适用，可是对于以禅让得天下的虞、夏有些不恰当。王莽是早预备受汉的禅让的，他肯用相胜式的五德说吗?这是理由之二。”又“高帝是尧后，王莽是舜后，这个方式，他们已这样地布置妥贴了。至于王莽是土德，高帝是火德，这一说乃从五行相生说来的。五行相生的次序，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王莽的天下是汉高帝传与他的，只有祥和，毫无克伐，所以该得用相生说而不用相胜说。王莽既为土德，这方式当然是‘火生土’。因此，他们又替汉高帝造出一件火德的符瑞。……这件故事是由他们编了插入《史记》的”(顾颉刚撰：《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第十五章《汉的改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66—69页)。如此，“拔剑斩蛇”的故事原不出于司马迁笔下，而是王莽、刘歆等人对《史记》进行篡改后的结果。

“常有云气”中的“云气”当即“天子气”，这点毋庸置疑。“天子气”是什么样的一种“气”呢?范增曾劝项羽进击刘邦：“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史记·项羽本纪》)”荀悦说：“吕后常知其处，云高祖所在，上有赤色云气。”([东汉]荀悦撰、张烈点校：《两汉纪》上《汉纪》卷一，中华书局， 2002，第3页)依据范增、荀悦二人说法，我们只能得出“龙虎，成五采”、“赤色云气”属天子气的认识。由于涉及朝代更替思想，“天子气”学说为历代统治者视为珍秘，相关文献也不易保存和流传。幸运的是，唐代天文学家李淳风的《晋书·天文志》、《隋书·天文志》，瞿昙悉达的《大唐开元占经》保存了不少有关“天子气”的资料。《大唐开元占经》一度失传，直到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歙县学者程明善在佛像中发现了一部抄本，才得以重新流传。因此，在明末以前，《晋书·天文志》、《隋书·天文志》几乎成了考察“天子气”的唯一资料。就资料完备性而言，瞿昙悉达的贡献要远胜李淳风，《大唐开元占经》保存了相对系统、较为完善的“天子气”学说。瞿昙悉达说：“天子气内赤外黄，正四方，郁郁葱葱，所发之处，当有王者。若天子欲有游，往其地，亦先发此气，远近数里，如法计之，吉凶以日辰生克，决期以支干数法。又曰：天子气，如城门，隐隐在气雾中，又多在晨昏见。又曰：天子气，如千石仓，在气雾中。又曰：天子气，五色，如山镇。又曰：天子气，如高楼，在雾中。又曰：气象青衣人垂手，在日西，天子气也。又曰：敌上气如龙马，杂色郁郁冲天者，帝王之气，不可击;若在吾军，必得天助。又曰：气如龟，如凤，五色，随王时发者，天子气也。范增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气冲天，五色相摎，皆为龙虎，此非人臣气也。’《洛书》曰：‘苍帝起，青云扶日;赤帝起，赤云扶日;黄帝起，黄云扶日;白帝起，白云扶日;黑帝起，黑云扶日。一曰：苍帝气如人向日，拳手而俛首，一手在后;赤帝气如象火光，如覆薁状，立在日下;黄帝气如马，在日下;白帝气如虎，在日下;黑帝气如船，在日下。青紫气自地属天，其地有贵女。凡帝王气发常以四时。王相时日，相生之日。相生之日，其国大昌。’”(《大唐开元占经》卷九四《云气·杂占·帝王气》，四库本)这则材料对于识别天子气、区分天子气类型、明了天子气产生原因，具有重要价值。基于顾颉刚先生上述论断，根据《汉纪》“高祖所在，上有赤色云气”的记载，我们也可以判定“赤色云气”应该也是王莽、刘歆等人精心窜改的结果。

《史记》、《汉书》中说“东南有天子气”，而《汉纪》中却是“占气者[云]‘山东有天子气’”(《两汉纪》上《汉纪》卷一，第3页)。如果进行比较，就会发现文献中“天子气”记载，有“东南”、“山东”的不同。从文献流传角度讲，“东南”可为“山东”而致舛，“山东”亦可为“东南”而致讹。倘若要解开这一谜团，必须要弄清秦汉时期“山东”、“东南”两个文化地理概念。秦汉时期的“山东”，略同于“关东”，并且和“山西”、“关西”相对而言，其地域范围大致以崤山、华山和函谷关为界，一般指齐、楚、赵、魏、韩故地。(王子今著：《秦汉区域文化研究》之一三《“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秦汉人才的区域分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第251页)秦汉时期的“东南”似主要指江浙地区，至今金陵、云阳、槜李、剡等地还留下不少秦始皇东巡镇压天子气而凿山掘河的传说。(苏文：《历史上“东南”地域简考》，《东南文化》，1987年第3期)“山东”、“东南”的具体范围已然不能确定，但是“东南”应在“山东”范围之内。即便解决了“山东”、“东南”的具体地域范围，但是“天子气”发生在“山东”抑或“东南”，仍不会有确凿证据。鉴于秦始皇出巡目的之一是为了“厌”“天子气”，因此秦始皇帝出巡经历的地理空间对于确定“天子气”出自“东南”抑或“山东”具有标志性作用。在一统天下后的11年间，秦始皇先后有过5次出巡，其中4次历经六国旧领地。公元前219年，历经了韩、魏、齐、楚故地;前218年，历经了韩、魏、齐、赵、燕故地;前215年，历经了韩、赵、燕故地;前210年，楚、齐、赵故地。在六国故地中，秦始皇出巡韩3次，赵3次，齐3次，魏2次，燕2次，楚2次。(李瑞等：《秦始皇巡游的时空特征及其原因分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3期)“东南”空间范围主要在故楚境内，并不是秦始皇主要出巡的地域。因此，我们有理由判定：“东南有天子气”实际上是“山东有天子气”。“山东有天子气”应该是一种流行在六国故地的反秦谶言，反映了秦国一统天下后，六国故地仍不稳固的政治现实。汉帝国建立后，史学家借助吕雉之口来改造这句谶言，使之成为秦朝灭亡、汉帝国创建的天命根据。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醉卧遇龙”、“常有云气”是刘邦集团及其继承者编造出来的天命神话;“拔剑斩蛇”则是王莽、刘歆等人精心窜改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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