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学者苏轼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揭示了“立大事”与“坚忍不拔之志”间的逻辑联系。功成名就的历史人物，大多在早年就树立远大志向。这些志向被史籍记载下来，成为我们理解、吸收历史人物优秀品格的宝库。

如果我们打开《史记》这所宝库，我们欣然发现里面收藏着刘邦、项羽早年立有远大志向的文字。《高祖本纪》说：“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本纪》讲：“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刘、项二人同为反秦义军领袖，双方戮力推翻暴秦，然后发动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是秦汉之交的历史风云人物。不可思议的是，他们早年居然同样观览到秦始皇出巡，同样树立了“当如此”、“取而代”的伟大志向。英雄成败本是千古话题，刘、项二人不可思议的巧合，激发了后人讨论此项议题的极大兴趣。历代学人虽然未能达成共识，但是他们留下了仁智互见的评论，这些评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刘邦，乃至整个秦汉社会，实有总结、梳理的必要。

在众多评论中，有批评秦始皇巡游者，如宋人李光说：“人主当深居九重，如神龙之不可脱于渊。秦之无道，巡游天下，博浪之祸几至不免。刘项叹息道傍，或曰彼可取而代，或曰大丈夫当如此，所以动豪杰之心，萌非觊之望，二人起而秦卒以亡，然则险之时用，岂不大矣哉。”(《读易详说》卷五，四库本)有探讨秦乱者，如宋人杨简说：“惟天生民有欲无礼则乱，而君据其崇高富贵，岂不危哉?汉高观秦皇帝，喟然而叹曰：大丈夫当如此矣!此乃生于秦焚诗书、弃礼乐，人欲肆行而不已，故至此也。”(《先圣大训》卷一《蜡宾第一》，丛书集成续编本)有分析刘项成败者，如宋人洪迈说：“汉高帝、项羽起兵之始，相与北面共事怀王。及入关破秦，子婴出降，诸将或言诛秦王。高帝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杀之不祥。’乃以属吏。至羽则不然，既杀子婴，屠咸阳，使人致命于怀王。王使如初约，先入关者王其地。羽乃曰：‘怀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颛主约?今定天下，皆将相诸君与籍力也。怀王亡功，固当分其地而王之。’于是阳尊王为义帝，卒至杀之。观此二事，高帝既成功，犹敬佩王之戒，羽背主约，其末至于如此，成败之端，不待智者而后知也。高帝微时，尝繇咸阳，纵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大丈夫当如此矣。’至羽观始皇，则曰：‘彼可取而代也。’虽史家所载，容有文饰，然其大旨固可见云。”(《容斋三笔》卷二《刘项成败》，收入《容斋随笔》，[宋]洪迈撰，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2005，第440页)有批评刘邦破坏三代传统者，如宋人陈亮说：“方其穷时，纵观秦皇帝，叹曰：大丈夫当如此。其意岂出于为民邪!天下既定，周防曲虑，如一家私物，此岂三代公天下之法邪?”(《龙川文集》卷三《问答》，丛书集成初编本)有批评刘邦败坏后世风气者，如宋人杨简说：“如汉高出秦民于汤火之中，大恵也，大功也。独惜夫以利心为之，遂陶冶一世之心术尽入于利欲。秦之祸，止于毒人之身;汉之祸，乃足以毒人之心。嗟乎，纵观秦皇帝曰：‘大丈夫当如此矣!’此何等意念，而不自知其可愧，史氏又从而侈言之也。”(《慈湖遗书》卷一六《家记十·论治道》，四明丛书约园刊本)有比较刘项气魄者，如清人王鸣盛说：“秦始皇帝游会稽，项梁舆籍俱观，籍日：‘彼可取而代也。’高祖繇咸阳，纵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日：‘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项之言悍而戾，刘之言则津津然不胜其歆羡矣。陈胜曰：‘壮士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项籍口吻正舆胜等，而高祖似更出其下。”(《十七史商榷》卷二《刘项俱观始皇》，中国书店影印上海文瑞楼版，1987)上列诸家，多是基于《史记》记载真实性而作出的论断。

然而，《史记》此类记载真实性确实值得商讨。宋人江靁率先质疑，他说：“高帝尝游咸阳，纵观太息曰：‘大丈夫当如此矣。’此其气吞秦皇，量眇天下，盖何如人!顾德匹夫偶然之虚誉，无是理也。然则史固有不足尽信者哉。([明]程敏政辑撰，何庆善、于石点校：《新安文献志》卷三一《相者说》，黄山书社，2004，第655页)”清人方苞认为：“秦皇帝纵观，高帝曰：‘大丈夫当如此矣!’及叔孙通定朝仪，乃曰：‘吾今而知皇帝之贵!’则其所见去秦皇帝，盖一间耳!(《方望溪文集》卷三《汉高帝论》，中国书店，1991，第33页)”江、方二人所言极为在理。实际上，《史记》可疑之处不止于此。其一，《史记》的史料来源是什么?如果说项羽之言尚有百余年前项梁作证，那么刘邦的话实在找不出任何旁证。以司马迁的著述精神，自然不可能凭空编造。如此，《史记》的史料来源只能有两种途径：刘邦称帝后，自己同文武群臣的谈话，后被史官记录下来;司马迁采访得到的口述材料。无论哪种材料，都是在刘邦发迹后才会出现的，其真实性自然大打折扣。其二，刘项有无机会观览秦始皇出巡?由于现存秦代文献没有皇帝出巡，臣民是否需要回避的文献记载，鉴于司马迁在《史记》中言之凿凿，所以安作璋、孟祥才二位先生判断：“因为当时还没有后世皇帝出巡时一般臣民回避的制度，所以贫民百姓纷纷来聚观。”(《汉高帝大传》，中华书局，2006，第28页)《史记》中虽然没有秦代皇帝出巡，臣民是否需要回避的文字，但是却保留了两则汉文帝出巡的材料。第一则材料，保存在《史记·张释之传》中，文字说：“顷之，上(按：指文帝)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出，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属之廷尉。释之治问。曰：‘县人来，闻跸，匿桥下。久之，以为行已过，即出，见乘舆车骑，即走耳。’廷尉奏当，一人犯跸，当罚金。文帝怒曰：‘此人亲惊吾马，吾马赖柔和，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当是也。’”第二则材料，保存在《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文字说：“当是时(按：指文帝时)，薄太后及太子诸大臣皆惮厉王，厉王以此归国益骄恣，不用汉法，出入称警跸，称制，自为法令，拟于天子。”这两则材料充分说明汉代是有皇帝出巡回避制度的。根据“汉承秦制”的历史规律，或许可以推断出秦代存在回避皇帝出巡制度的可能，但是并无坚实的文献依据。不过，西晋崔豹留下了这样一则材料：“警跸，所以戒行徒也。周礼跸而不警。秦制出警入跸，谓出军者皆警戒，入国者皆跸止也，故云出警入跸也。至汉朝梁孝王，王出称警、入称跸，降天子一等焉。一曰跸，路也。谓行者皆警于涂路也。”(《古今注》卷上《舆服》，丛书集成初编本)明确指出“出警入跸”为秦制，如此，秦代应该是有回避皇帝出巡制度的。出土文献往往给历史以意外惊喜，崔豹记载还得到考古资料证实，1989年在云梦龙岗六号秦墓中出土的16号简就有“皇帝过，将者令徒囗”(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龙岗秦简》，中华书局，2001，释文：第77页)的文字，如此秦代有皇帝出巡回避制度确实无疑。

既然秦代存在皇帝出巡回避制度，刘项二人怎能亲眼目睹天子出巡，并发出身临其境的感慨?这只能是汉帝国理论界精心编造的史实，后被司马迁采入到《史记》中。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材料安排，当是司马迁想竭力描述秦始皇帝巡游盛况对刘邦的心理冲击，正是在这种心理冲击之下，布衣刘邦才能立下不同凡人的远大志向，才能建立亡秦、灭楚、创汉的伟大功绩，从而展现他帝王将相主导社会、创建历史的英雄史观。虽然刘邦“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的记载值得怀疑，不过透过司马迁笔下的简略文字，我们仍然可以得到两条基本信息：其一，秦始皇帝喜好巡游;其二，刘邦曾往咸阳服徭役。倘若我们穿越现存文字，回到秦都咸阳，前去探听刘邦何时前往咸阳，以及秦始皇出巡盛况如何，前往询问司马迁“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蕴涵的政治意象，对于理解刘邦生平行迹、心路历程，乃至秦汉社会将大有裨益。然而，我们不能逆转时空，回到秦时咸阳;也无法起刘邦、司马迁等于地下，进行史实拷问。因此，对于刘邦前往咸阳时间、秦始皇出巡盛况的理解，我们只能求助于传世文献与考古实物。

刘邦何时前往咸阳?《史记·高祖本纪》说刘邦“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简略地记载了刘邦出任亭长在“壮”年以上。根据“孤证不取”的考辨原则，如果没有更多材料来佐证，似乎无法证实《史记》记载的真实性。遗憾的是，在很长时期内，传世文献没有发现类似材料。1975年12月，湖北省云梦县城关睡虎地十一号墓出土的《秦律十八种·内史杂》中，就有“除佐必当状以上”(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释文62页)的文字。出土文献、传世文献能够相互印证，说明了《史记》此则材料记载的真实性。既然解决了材料真实性问题，那么“壮”字该作何解读?成书于两汉的《礼记》、《释名》给了我们这样的解读：《礼记》说“三十曰‘壮’，有室”(《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礼记正义》卷一《曲礼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19页);《释名》讲“三十曰壮，言丁壮也”([东汉]刘熙撰、[清]毕沅疏证、[清]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卷三《释长幼》，清刻本)。根据《礼记》、《释名》的解读，刘邦出任亭长当在三十岁以上。刘邦出生于公元前256年，公元前227年时三十岁。公元前224年，楚国沛县并入了秦国版图，刘邦只有在此年之后方有可能出任秦国泗水亭长，也才有可能前往咸阳服徭役。

秦始皇喜好巡游，在他一统天下后的11年间，先后有过5次大规模的出巡，除西南边地和岭南地区之外，足迹几乎踏遍秦帝国版图。根据李瑞等人研究(《秦始皇巡游的时空特征及其原因分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3期)，5次巡游所历之地共38郡，占全国总郡数的83%;最东点为胶东郡成山(今山东省威海市成山角)，最西点为陇西郡狄道县(治今甘肃省临洮县)，最北点为九原郡九原县(治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最南点为会稽郡会稽山(今浙江省绍兴市南)。如此喜好巡游的秦始皇，出巡时配备着何等规格的仪仗?史籍中没有记载。不过，西晋司马彪《续汉书·舆服志》中有“汉承秦制，御为乘舆”、“秦灭九国，兼其车服，故大驾属车八十一乘，法驾半之”的文字，那么秦汉仪仗制度应该基本相同。东汉末叶蔡邕记述了汉代皇帝仪仗的部分制度，他说皇帝卤簿有大驾、法驾、小驾三种规格，其中“大驾”主要用于祠天、上陵、大丧，规格是“公卿奉引，大将军参乘，太仆御，属车八十一乘，备千乘万骑”;“法驾”主要用于祀地，规格是“河南尹、执金吾、洛阳令奉引，侍中参乘，奉车郎御，属车三十六乘，北郊、明堂则省诸副车”;“小驾”主要用于祠宗庙，规格是“太仆奉驾，上卤簿于尚书中中常侍、侍御史主者，郎、令、史皆执注以督整诸军车骑”;此外，乘舆“羽盖，金华爪，黄屋，左纛，金鑁，方釳，繁缨，重毂，副牵”，装饰得奢华、尊贵、神秘、庄严，充分展现了承天受命、君临天下的皇家气派。(《独断》卷下，左氏《百川学海》刻本)如果再回到《续汉书·舆服志》中，我们发现它更为详细、明确地记载了皇帝车马仪仗的功能、形制、装饰。透过蔡邕、司马彪的文字，我们约略感受到秦始皇出巡时盛大、整齐、庄严、隆重的场面。1980年12月，在秦始皇陵西侧发掘出土的两乘大型彩绘铜车马，根据学者研究，它们属于皇帝法驾中的立车和安车。正是传世文献、出土实物的相互佐证，秦始皇出巡“车服仪卫”盛况方才得见一斑。甚者，还可以体味到刘邦“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感慨。

通过上述辨析，我可以初步得出如下结论：刘邦最早在公元前 224年出任秦帝国泗水亭长，后来解送民夫、刑徒前往咸阳服徭役，在这一过程中，或许听闻、远观过秦始皇出巡“车服仪卫”盛况，后演绎成为司马迁笔下“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感慨，进而成为他萌发雄心壮志、立志反抗暴秦的史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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