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定鲁地后，各路诸侯手握重兵，其中实力最强者当属韩信、彭越。项羽急攻荥阳时，韩信乘机索要齐王封号及齐国故地;固陵(治今河南太康县南)之战时，韩信、彭越拥兵自重，不听号令，后来刘邦许诺将楚地分封二人，他们才同意出兵援汉。这两件事情的发生，让刘邦寝食难安。所以，在安葬项羽后，刘邦挥师定陶(治今山东定陶县西北)，急速驰入齐军大营，收夺了韩信兵权。

汉五年(前202)正月，刘邦下令：“楚地已定，义帝亡后，欲存恤楚众，以定其主。齐王信习楚风俗，更立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魏相国建城侯彭越勤劳魏民，卑下士卒，常以少击众，数破楚军，其以魏故地王之，号曰梁王，都定陶。”(《汉书·高帝纪下》)通过安置韩信、彭越，兑现先前灭楚承诺，安抚有功诸侯，填补楚地权力真空。

楚国灭亡后，刘邦替代项羽，形成汉国一支独大局面。各方诸侯不得不正视现实，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联名上疏：“先时秦为亡道，天下诛之。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功盛德厚。又加惠于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号比儗，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于后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号。”刘邦率先谦让：“寡人闻帝者贤者有也，虚言亡实之名，非所取也。今诸侯王皆推高寡人，将何以处之哉?”诸侯王继续劝进：“大王起于细微，灭乱秦，威动海内。又以辟陋之地，自汉中行威德，诛不义，立有功，平定海内，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实宜，愿大王以幸天下。”刘邦心中暗喜，他说：“诸侯王幸以为便于天下之民，则可矣。”(《汉书·高帝纪下》)文武众臣劝进，帝王数让推脱，成为后世帝王开国即位惯例，此种政治习惯始作俑者应为刘邦。

二月甲午日，列国诸侯、文武众臣三百余人共上尊号，拥戴刘邦为帝。刘邦在汜水北岸即位，册封妻吕雉为皇后，子刘盈为皇太子，追尊母刘媪为昭灵夫人。为了安抚项羽故封衡山王，刘邦下诏：“故衡山王吴芮与子二人、兄子一人，从百粤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其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为长沙王。”(《汉书·高帝纪下》)依据这条诏令，似乎原属故临江国管辖的长沙郡(治临湘，今湖南长沙市)划拨吴芮，并徙封吴芮为长沙王。实际上，据周振鹤先生研究，豫章郡(治今江西南昌市东)应为武陵郡(治今湖南溆浦县南)之讹，象郡(治临尘县，今广西崇左县)、桂林(治今广西桂平县西南古城)、南海(治番禺县，今广东广州市)实隶赵佗。(《西汉政区地理》，第119页)如此，吴芮被迫从衡山郡(治邾县，今湖北黄冈市)南徙到长沙、武陵2郡，都于临湘。为了奖励佐汉击楚的闽粤无诸，刘邦下诏：“故粤王亡诸世奉粤祀，秦侵夺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诸侯伐秦，亡诸身帅闽中兵以佐灭秦，项羽废而弗立。今以为闽粤王，王闽中地，勿使失职。”(《汉书·高帝纪下》)此外，楚王韩信、梁王彭越、韩王韩信、淮南王黥布、燕王臧荼、赵王张敖皆领有故地。具体而言，楚国领有淮北东海(治郯县，今山东郯城)、会稽(治吴县，今江苏苏州市)、泗水(治今江苏沛县)、薛(治鲁县，今山东曲阜市)、陈(治陈，今河南淮阳县)5郡，都于下邳(治今江苏睢宁县西北古邳镇东);梁国领有砀郡(治睢阳县，今河南商丘县南一里)，都于定陶;韩国领有颍川郡(治阳翟，今河南禹州市)，都于阳翟;淮南国领有九江(治寿春，今安徽寿县)、衡山(治邾县，今湖北黄冈市)、庐江(今治失考)、豫章4郡，都于六(治今安徽六安市西);燕国领有广阳(治蓟县，今北京城西南)、上谷(治沮阳，河北怀来县东南)、渔阳(治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右北平(治无终，今天津蓟县)、辽东(治襄平，今辽宁辽阳市)、辽西(阳乐，今辽宁义县西南)6郡，都于蓟县(治今北京城西南);赵国领有邯郸(治邯郸，今河北邯郸市)、钜鹿(治钜鹿，今河北平乡县西南)、常山(治东垣，今河北正定县)3郡，都于襄国(治今河北邢台市)。瓜分西楚遗产，分封诸侯，划拨封邑，不仅是刘邦正面肯定各方诸侯灭楚贡献，而且也是各方诸侯拥兵自重的侧面反映。剖符行封，奠定了汉初的政治地理格局。

遗产瓜分与利益调整，是刘邦获得诸侯拥戴，巩固天下军政格局的首要工作。在完成这一工作后，刘邦将都城东迁雒阳。

这年五月，齐人娄敬前往陇西(治狄道，今甘肃临洮县)戍守边塞，恰好路过雒阳，他卸掉拉车横木、穿着羊皮袄前去拜访齐人虞将军，希望能够觐见刘邦。虞将军准备给他换上鲜艳衣装，娄敬婉言谢绝：“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终不敢易衣。”于是，通过虞将军引荐，娄敬见到刘邦。娄敬问：“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刘邦说：“然。”接着，娄敬分析：“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邰，积德累善十有余世。公刘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马箠居岐，国人争随之。及文王为西伯，断虞芮之讼，始受命，吕望、伯夷自海滨来归之。武王伐纣，不期而会孟津之上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遂灭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焉，乃营成周洛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务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险，令后世骄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时，天下和洽，四夷乡风，慕义怀德，附离而并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战一士，八夷大国之民莫不宾服，效其贡职。及周之衰也，分而为两，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势弱也。今陛下起丰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径往而卷蜀汉，定三秦，与项羽战荥阳，争成皋之口，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痍者未起，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娄敬以为周以德得国，以德治国，汉则以兵得国，惟能依靠险要形势方能保持帝国根本稳定，因此不能仿效周王朝都于雒阳，而应该选择形势险要、物产丰富的关中。

娄敬的言论触动了刘邦，他征询群臣的意见。有人说周王朝江山数百年，秦王朝仅二世而亡，都于雒阳再也适合不过;有人说雒阳东部有成皋(在今河南荥阳市西北汜水西)，西部有殽山(在今河南洛宁县西北，西接陕县界，东接渑池县界)、黾池(治今河南渑池县西)，背靠黄河，面向伊雒二水，它的险要足够依恃。群臣多来自山东地域，他们更倾向于定都雒阳。这些不同看法，似乎都有些道理，刘邦拿不定主意，所以就去请教张良。张良听完上述议论后，进行仔细分析，他说：“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按：应为“娄”)敬说是也。”(《史记·留侯世家》)张良的分析抓住了当时形势的主要矛盾，在诸侯拥兵一方、战争瞬息来临的年代，都于关中显然较雒阳更为合适。刘邦采纳娄敬、张良建议，即日驾车西行，迁都关中。

后来，刘邦褒奖娄敬，说：“本言都秦地者娄敬，‘娄’者乃‘刘’也。”(《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赐姓刘氏，拜为郎中，号为奉春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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