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实行分封，长享八百年江山;秦朝采用郡县，国祚不过二世。项羽吸取周存秦亡教训，大封诸侯，结果不出五年，兵败而身死。无论是遥远的历史，还是眼前的现实，不管是胜利的经验，抑或是失败的教训，国运兴亡盛衰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寻找到一剂百姓安居、社会稳定、国家巩固的良方?如何才能说明旧政权的灭亡，新政权的建立同样是天命所归?这是刘邦统治集团不得不迫切思考的系列问题。

围绕着系列问题的阐发，时代需要一位杰出的政治理论家，楚人陆贾风云际会地登上了汉初的舞台。

根据史书记载，陆贾主要活动在秦末至汉文帝时代。他以刘邦幕僚身份参加了亡秦灭楚战争，能言善辩，经常承担出使任务。秦二世三年(前207)八月，陆贾、郦食其奉张良计策诱降秦将，使得汉军得以顺利袭破武关，先于项羽进入咸阳，这是陆贾亡秦战争中的行迹。楚汉四年(前203)八月，陆贾游说项羽，请求楚、汉和盟，释放太公，这是陆贾在楚汉战争中的作为，结果未能成功。汉十一年(前196)、文帝前元年(前179)，陆贾两次出使南越，说服南越归附汉朝，缓和了汉、越关系，加强了两地经济、文化交流。刘邦、吕雉死后，陆贾献计陈平，剪除诸吕，迎立文帝，安定了天下。

虽然陆贾出使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然而其一生中最为后人称道的贡献还是编撰《新语》。

《新语》编撰起因在于陆贾同刘邦交谈时，常常称赞、引用儒家的《诗》、《书》文献，这让行伍起家的刘邦极为不满。有一次，刘邦大骂陆贾：“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反问：“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陆贾语气尖锐，使刘邦心中不悦，然而道理中肯，让刘邦十分惭愧。国家兴衰之理、为政得失之道也是刘邦长久探索并试图解决的问题，虽然亲身经历秦亡楚灭的历史过程，但是不事《诗》、《书》的刘邦怎能将其上升到成败得失的理论高度?因此，刘邦吩咐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于是，陆贾探索历代国运兴衰，为政得失的道理，撰写出了道基、术事、辅政、无为、辨惑、慎微、资质、至德、怀虑、本行、明诫、思务十二篇奏章。这十二篇奏章，文字清新，观点鲜明，思路清晰，论辩新颖，得到了刘邦及文武群臣的高度赞扬，史称“每奏一篇，刘邦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道基》篇基于“天地相承”、“气感相应”这一理论，认为“人道”形成是神农、黄帝、后稷、大禹、奚仲、皋陶等先圣，以及中圣、后圣“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统物通变，治情性，显仁义”的结果，要求执政者吸取“握道而治，据德而行，席仁而坐，杖义而强”的经验，提出了“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的治国理念。(王利器撰：《新语校注》，中华书局，1986;下不赘注)

《术事》篇驳斥了厚古薄今的世俗看法，认为“立事者不离道德，调弦者不失宫商，天道调四时，人道治五常”是千古万世的不易法则，提出了“道近不必出于久远，取其致要而有成”的实用主张，要求为政者合善可法、因世权行，而不必固守书“必起仲尼之门”、药“必出扁鹊之方”的守旧思维。

《辅政》篇总结了历史上“杖圣者帝，杖贤者王，杖仁者霸，杖义者强，杖谗者灭，杖贼者亡”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仁义为巢”、“圣贤为杖”的“用贤”思想，要求治国为政者能够做到“远熒熒之色，放铮铮之声，绝恬美之味，疎嗌呕之情”，善于辩证使用“怀刚者”与“持柔者”，“躁疾者”与“迟重者”，“尚勇者”与“温厚者”，“急促者”与“柔懦者”，“朴质者”与“便巧者”等不同人才。

《无为》篇比照了大舜“寂若无治”、“寞若无忧”，周公“制作礼乐”、“师旅不设，刑格法悬”而天下大治的历史经验;秦始皇“举措太众、刑罚太极”而失国亡政的历史教训，提出了“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的为政思想，要求治国者“尚宽舒以褒其身，行身中和以致疏远”，方能“民畏其威而从其化，怀其德而归其境，美其治而不敢违其政”;“举措动作”不失法度，方能“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也”。

《辨惑》篇抨击了“党辈众多”、“辞语谐合”，“群邪相抑，以直为曲”，“群党合意，以倾一君”，流言并至、众人是非，“内无独见之明，外惑邪臣之党”等国衰政乱弊政，基于“道因权而立，德因势而行，不在其位者，则无以齐其政，不操其柄者，则无以制其刚”的历史认识，提出了“行不敢苟合，言不为苟容，虽无功于世，而名足称也;虽言不用于国家，而举措之言可法也”的为政思想。

《慎微》篇批评了怀道避世的“不忠”行为，借鉴先贤伊尹、曾子“修之于内，着之于外;行之于小，显之于大”的范例，提出了“建大功于天下者必先修于闺门之内，垂大名于万世者必先行之于纤微之事”的主张，要求“君子”应“俯仰进退，与道为依，藏之于身，优游待时”。

《资质》篇指出人君没有不知道“求贤以自助，近贤以自辅”的道理，然而还是出现天下“倾覆”的局面，原因在于“忠贤之士弃于野”，“佞臣之党存于朝”，根本原因在于“观听之臣不明于下”，因此提出了“质美者以通为贵，才良者以显为能”的任贤思想。

《至德》篇指出“怀德者众归之，恃刑者民畏之”是天地万物的本性，在借鉴晋厉、齐庄、楚灵、宋襄四公轻师失国，急刑自贼;鲁庄公“为威不强还自亡，立法不明还自伤”历史教训的基础之上，提出了轻刑重德，薄罚厚赏的德治思想。

《怀虑》篇基于“圣人执一政以绳百姓，持一概以等万民，所以同一治而明一统也”的历史经验与“故事不生于法度，道不本于天地，可言而不可行也，可听而不可传也，可□翫而不可大用也”的理论认识，提出了“各受一性”、“正心一坚”、“执一统物”的为政思想，总结出了“利绝而道着，武让而德兴”才是“持久之道”、“常行之法”的治国规律。

《本行》篇总结出了“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的为政原则，提出了笃义薄利、敏行慎言的为政思想，要求治国者借鉴“圣人卑宫室而高道德，恶衣服而勤仁义，不损其行，以好其容，不亏其德，以饰其身，国不兴不事之功，家不藏不用之器，所以稀力役而省贡献也”的为政经验。

《明诫》篇基于“世衰道失，非天之所为也，乃君国者有以取之也”的理论认识，提出了“屈申不可以失法，动作不可以离度”的为政思想，要求为政者循行“观天之化，推演万事之类，散之于□□之间，调之以寒暑之节，养之以四时之气，同之以风雨之化”的圣人齐一之教。

《思务》篇基于圣人“不必同道”、“因其势而调之”、“因变而立功”的历史经验，总结出了“自人君至于庶人，未有不法圣道而为贤者”的治国理念，提出了“志不移”、“行不易”，“一其道而定其操，致其事而立其功”的为政思想。

《新语》旨在叙述历朝兴衰，阐明为政得失之“道”。十二篇中仁义为本，清静无为，轻刑重化，任圣杖贤等为政思想，凝聚成汉初休养生息的治国理念，成为刘邦、吕雉、惠帝、文帝、景帝等治国的纲领性文献，对于政权巩固、社会安定、经济恢复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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