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名邦字季似成为今天流行的认识。这种流行的认识最早见于东汉中后期荀悦在《汉纪》中的记载。如果检索成书于东汉中后期之前的《史记》、《汉书》两部史籍，根本找不到汉高祖名邦的记载，“字季”仅见于《史记》。在《史记》、《汉书》中，他人对汉高祖的称呼有刘季、沛公、汉王、皇帝等，诸称呼中同姓名相关者唯有刘季，汉高祖发迹前通行的、约定俗成的称谓当为“刘季”。

名字在今天已经成了不可分割的固定词组，但是在周文化影响的范围内却有着明确的区分。“人必有名何?所以吐情自纪，尊事人者也。”“人所以有字何?所以冠徳明功，敬成人也。”([清]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卷九《姓名》，中华书局，1994，第406—415页)这是名字的社会功用。“名成乎礼，字依乎名。名，字之本;字，名之末也。为本，故尊;为末，故卑。尊，故其礼详;卑，故其事略也。且妇人无名，故贱于丈夫;野人无名，故贱于学士。名者，己之所以事尊，尊者之所以命己;字，则己之所以接卑，卑者所以称己。未有用之于尊而为卑，用之于卑而为尊者也。”([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三六二《人事部三·名》引《秦记》，中华书局， 1960，第1670页)“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也;人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礼记正义》卷七《檀弓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219页)此为名字的具体关系。今按萧何说：“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此为“刘季”称呼首见于《史记》、《汉书》。考萧何此言发生在汉高祖任泗水亭长之后，其时汉高祖理应成年。若依据“幼名冠字”的习俗，《史记》以“季”为“字”也符合当时的称谓习惯;然则现存东汉初期以前的史籍中，汉高祖竟然有字无名，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这种“不可思议”困扰着历代学者。

东汉的荀悦说：“讳邦，字季。邦之字曰国。”(《汉书》颜师古注)约与荀悦同时的项岱在《汉书叙传》(《隋书·经籍志》载“《汉书叙传》五卷，项岱撰。”是司马贞所引当出自《汉书叙传》)中写道：“高祖小字季，即位易名邦。后因讳邦不讳季，所以季布犹称姓也。”(《索隐》引)这是东汉学者对这种“不可思议”的回应。从他们的回应中，我们发现汉高祖“讳邦”已成为共识，揆诸陈直的研究结论——“两汉邦字，在官名、地名、人名、经籍上，皆改作国字。在诗赋碑铭中，因有叶韵关系而迳用者，亦有不避讳者。”(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第2版，1979，第1页)汉高祖名“邦”当无疑问。然而，尚有疑惑之处在于“季”是字，还是小字?“邦”是否为“即位易名”?

隋唐时期的颜师古(581—645)在《汉书》“注”中认同了荀悦的说法。唐代中期的司马贞不同意这种意见，他指出：“按《汉书》：‘名邦，字季’，此单云字，亦又可疑。按：汉高祖长兄名伯，次名仲，不见别名，则季亦是名也。故项岱云：‘高祖小字季，即位易名邦，后因讳邦不讳季，所以季布犹称姓也。’”(《索隐》)这就是说司马贞基本同意项岱的意见，而且还为“季”增添了“亦是名也”的新发明。今按司马贞在文中混淆了“名”与“小字”的关系，其作为新发明的理据引起了后人的不断质疑，如清代学者王先谦说：“今《汉书》无此文，《索隐》所云，殆《汉纪》之误。”([汉]班固撰、[清]王先谦补注：《汉书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2页)再如今人刘新光指出：“《史》《汉》都仅言汉高祖‘长兄伯，次仲’，此‘伯’、‘仲’是名抑是字，并不清楚，而贞径定为名，且论定‘季亦是名也’，又属可疑。”(刘新光：《汉高祖名邦字季略说》，《史学月刊》，1999年第4期)事实上，“季亦是名也”的新发明确实很难成立，否则何以解释两汉讳邦不讳季的现象?即便如此，司马贞仍然有很大的学术贡献，不仅揭示了唐人于汉高祖名字依然存在歧异的事实，而且还保存了东汉学者项岱的说法。

唐人虽然提出了“季亦是名也”的新发明，但是历史留给清人关于汉高祖名字的认识其实还停留在东汉时期。虽无新史料可资利用，但是崇尚朴学、富有疑古精神的清人却得出了超越前人的新认识，其中卓有贡献者主要有清代中期的梁玉绳和清末的崔适。梁玉绳指出：“季乃是行，高祖长兄伯，次兄仲，亦行也。《史》以‘季’为字，与《索引》以‘季’为名，并非。若‘季’是字，则张释之何以字季乎?高祖名邦，与兄名喜弟名交同，《索引》引项岱谓即位易名，非。”([清]梁玉绳撰、贺次君点校：《史记志疑》卷六《高祖本纪第八》，中华书局，1981，第213页)崔适则说：“案刘氏兄弟三人，但以长少而称伯、仲、季，非名也。高祖微时但称刘季，后称沛公，后称汉王，后称皇帝，终其身无所谓名与字也。讳邦者，后世史臣所拟耳。否则汉王二年二月立汉社稷，当为祭文，或为造名之始欤。”([清]崔适著、张烈点校：《史记探源》卷三《高祖本纪第八》，中华书局，1986，第60页)如果仔细比较梁玉绳、崔适的言论，就会发现“季”是排行，并非名、字的说法已为清人所共识。今按季非名的说法不能成立，已详上述;倘若季是字，《史记》中公孙弘、张释之二人字季的现象就不能解释，他们是断然不敢犯汉高祖的讳。又汉高祖长兄伯，次兄仲，而成书于东汉的《白虎通·姓名篇》中有“故以时长幼号曰伯仲叔季也。伯者，长也。伯者，子最长迫近父也。仲者，中也。叔者，少也。季者，幼也。”(《白虎通疏证》卷九《姓名》，第416页)的记载，季是行的说法亦属可信。但是分歧在于：梁玉绳认为汉高祖名邦，“即位易名”之说不可信;崔适则认为汉高祖终身没有名字，讳邦不是后世史臣所拟，就是汉王二年立汉社稷时始造之名。

清人虽然初步得出了“季”是排行的结论，但是未能解决汉代是否避皇帝字讳这一关键问题，也没有回应项岱“高祖小字季”的说法;而且还提出了汉高祖有无名字、“邦”是后世史臣所拟还是汉王二年立汉社稷时始造之名等新的疑问。他们未能解决、缺乏回应的老问题以及提出的新问题历史地传给了今人。汉代是否避皇帝字的讳?汉高祖字季惟载于《史记》，汉代其他皇帝的字皆不见于《史记》、《汉书》;东汉时代的马超因呼刘备的字差点为关羽、张飞所杀(《三国志·蜀志·马超传》裴注引《山阳公载记》)，说明汉代应该是要避皇帝字的讳。因此清人以“季”为行，非名非字的说法当可无疑了。那么“季”是否为小字?小字又称小名、乳名，生活在东汉时代的项岱是断然不敢给汉高祖编造出“小字”这样的瞎话的。小字自然是不用避讳的，因此司马迁所云“字季”只能解释为汉高祖的“小字”。如此，“季”既是排行，又是小字。

汉高祖有名无字?这样的疑问实在是有悖常理，不需解释的;然则“邦”是后世史臣所拟，还是汉王二年立汉社稷时始造之名?考“邦”，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训曰“国也”;同时代的郑玄以为：“大曰邦，小曰国。邦之所居，亦曰国。”(《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周礼注疏》卷二《大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24页)顾名思义，“刘邦”的字面意义是“刘国”、“刘家的天下”，试问以汉高祖出生时的家庭社会地位，父母怎敢为他取出这样的大名?因此名“邦”只能是在汉高祖地位已经变化后改易的结果。东汉的荀悦已言“讳邦”，则崔适所谓“为后世史臣所拟”的时代只能在汉代。由于项岱的话过于简略，“即位”就产生了即汉王位、即皇帝位两种可能。如果考察汉高祖发迹的历史，就会发现即汉王位是他在为项羽所迫之下的无奈选择，此种情形之下易名为邦必会遭到项羽的打击报复，甚至还会遭致杀身灭国;而即皇帝位后，取一个音响、义美的正式之名既是祷告天地、教化百姓的需要，也可彰显“天下共主”的尊严。因此，“邦”大概是在汉五年(前202)汉高祖即皇帝位时，萧何、张良等一干高参为他斟酌出来的，从此固化为他行之于后世的“大名”了。(《汉高祖名邦字季略说》)

经过历代学者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季”是小字，是排行;邦应是汉高祖即皇帝位时所起之名。虽然前人未能完全揭开汉高祖名字的神秘面纱，但是他们的探索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达成的共识反映了特定时代的认识，为后人继续补充、修正;形成的歧异是后人讨论汉高祖名字时绕不过去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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