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181—234)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县)人。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代。年幼时，父母皆丧，随叔父诸葛玄至豫章，后至荆州(今湖北襄樊)，在隆中躬耕读书，隐居十余年，好为《梁父吟》。常自比管仲、乐毅，被称为“卧龙”。建安十二年(207年)，颖川徐遮荐之刘备，备“三顾茅庐”登门求教，与刘备论天下形势，提出占据荆、益二州，安抚益州西部诸戎，南部夷越，整顿内政，外与孙权结好，协力抗曹，逐步统一全国之建议，即所谓“隆中对”，颇为刘备胸怀，而后成为刘备主要谋士。他执政期间，积极实行法治，尝罚严明;抑制豪强，任人唯贤;推广屯田，以利耕战，使“民贫国虚”之蜀汉，呈现出“耕战有伍，刑法整齐”之景象。诸葛亮没有专门的法律著作。他的文章，以清人张澍编的《诸葛忠武侯集》为迄今较好的集子，其中《便宜十六策》和《将苑》包含了不少有关法律思想的内容。他严于法治，曾经手抄《申子》、《韩非子》、《管子》等书，作为教材，供蜀国后主刘禅学习。就在诸葛亮出师伐魏之前，他上刘禅的《出师表》中，也向刘禅提出：“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并说：“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怀论其刑、赏”。就是说，皇宫中，相府里应受统一的法律管束，应一体对待，宫中不应有任何特殊的地方。不论升迁也好，惩罚也好，表彰也好，谴责也好，都不要有两种标准、两种待遇。尝善刑奸均交由有关主管官吏断处，皇宫里的人不应有任何特权。他还劝告刘禅：“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见《蜀志·诸葛亮传》)。他从两汉兴颓的历史教训中，强调“亲贤远佞”的原则，正是诸葛亮法律思想的鲜明特色之一，也是蜀汉政权政治相对修明的原因之一。他明尝罚的原则，对自己也毫无例外。公元227年，诸葛亮率领大军，屯驻沔阳，后来出军祁山，以马谡为先锋，而马谡和诸葛亮关系密切，“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但当马谡违犯军令，失守街亭，造成北伐失败时，他毫不容情，“戮谡以谢众”，而且上疏自贬道：“臣以弱才，叨空非据，亲秉旄钺以后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缺，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援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蜀志·诸葛亮传》)，直到以后得到军事胜利，才复丞相职。他不仅以法治人，而且身体力行。他说，只有“理上”，才能做到“下正”，“只有先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乱生”他带头守法，做到了“非法不言，非道不行”(《诸葛忠武侯文集·教令》)。诸葛亮还主张刑法的轻重要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刚入蜀时，有人建议他应学习汉高祖入关时约法三章，“缓刑弛禁”。他回答说，汉高祖处于秦末“政苛民怨”的时候，所以应该轻刑;他自己面临的局面是原蜀地统治者“刑威不肃”，豪强地主“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只有“威之以法”，“限之以爵”，才能把国家治理好。诸葛亮认为，他的儿子与其他将领的子弟“宜同荣辱”，而不应该搞特殊化。他对儿子和外甥从严要求，教育他们“志当存高远”(《诫外甥书》)“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诫子书》)。在生活方面，诸葛亮也是十分廉洁的。他的生活准则是“不使内有帛，外有赢财”。他身为丞相多年，家中只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他在外任官，“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三国志·本传》。在诸葛亮的影响下，许多长期身居高位的人，如董和、邓芝、费袆等也都“不治私产”(《三国志·蜀志》黄、邓、费三传及注引)其子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三国志·费袆传》注引《讳别传》)。在封建政治家中，诸葛亮是一位少有的廉洁奉公的人物。这也是他值得为后人称颂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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