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职业道德的真正形成是在奴隶社会。在历史文献中，最早记载职业道德的有先秦古籍《周礼·考工记》，它详尽明确指出，我国奴隶社会时，大的职业分工有六种。(详见职业和职业分工)

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孔子对职业道德有过论述，他曾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意思是说，各种工匠住于其制造场来完成他们的本职工作，君子则用学习来获得真理。孔子在他的“正名说中所提到的“名不正则言不顺” (《子路》)其中“名”有“名分”之意。例如，他回答齐景公问政说： “君君，臣臣”。(《颜渊》)“君君”，是说君要像君的样子。后一个君字指君的名分。孔子认为，君有君的行君之道，巨有臣的行臣之道。君、臣，按照各自的名份去办事，各有各的权利、义务、职责。从伦理角度上说，孔子的正名说是将君、臣职责分开，强迫人们从思想上遵守等级制的社会规范，这既是阶级道德，又是职业道德。作为教育家的孔子，在《论语》中提出了教师必须遵守的许多职业道德，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教师要以身作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教师应该谦虚，“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

荀子对职业道德也有过论述。他曾说：“故仁人在上，则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其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夫是之谓至平。”(《荀子·荣辱》)就是说，农、工、商、士大夫、公侯等各行各业，只要“尽职”、“乐业”，社会就能“至平”、“康宁”。

不同职业，有不同的职业道德要求。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政治、军事、医学等职业道德都有过论述。周公姬旦等人，很早提出从政为官的职业道德，如“敬德保民”等。

军事家孙子在他的著名兵书中，特别强调将帅的道德责任心，论述了军事将领的道德。他说：“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保也。”(《孙子兵法·地形篇》)另一个著名军事家吴起，从道德方面论述了选将的标准，强调将领必须用统治阶级的道德准则要求自己。他曾说：“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将之礼也。故师出之曰，有死之荣，无生之辱。”(《吴子兵法·论将》)

西汉司马迁在他的著名《史记》著作中，对军人道德、商业道德、从政为官者道德都有论述。他认为将领者的道德应象吴起那样，与士兵同甘苦，才能起表率作用。司马迁说吴起作为军事将领同士兵的关系是，“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羸粮，与士卒分劳者。卒有病疽，起为吮之”。司马迁的《史记》对商业道德也有论述，他说：“行贾，丈夫贱行也。”(《史记·贷殖列传》)意思是说，商业地位低下，商业是下贱的职业。司马迁在《史记》中，有《循史列传》和《酷史列传》两篇，比较集中地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从政为官者的道德。

唐代哲学家韩愈对职业道德的论述，比较集中地在他的著名《师说》反映出来。他认为各种手工业者、医生、乐师等职业，社会地位十分低下。他说“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师说》)意思是说，有地位的人，认为巫医、乐师、百工不能和自己相次列。

唐代名医孙思邈不仅精通医道，而且对医德也作了很好的论述。在他的《千金方·太医精成篇》中，精辟地阐明了医生所应有的道德。他认为，医生对病人，不论贫富贵贱，老幼美丑，也不问是否亲友，只要是病人，都要一视同仁。医生的职责是治病救人。他说：“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贫贱贵富，长幼姘岂，怨善亲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他认识到医生对病人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强调“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洛之，德愈于此”;并且认为医生在诊治疾病时，要专心致志，他说：“纵有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盼;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羞迭荐，食如无味，醹醁兼味，看有若无”。他认识到医生对病人要有同情心，不得“安然欢娱，傲然自得”;对同行，不能“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

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对史官或史学家的道德也有论述。他强调史学家“犹须好是正真，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刘子立传》)并因此要“仗气直书，不避程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史通》卷七《直书》)

清代的章学诚在他的《文史通义》中，正式提出了“史德”这一概念，并对史德作了系统的论述。他认为，史学家要写出有价值的史学著作，必须具有良好的“史德”。他说：“能具史说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在他看来，“史德”就是史学家的“心术”。史学家只要心术平正，才能成为有道德的史学家。

中国近代的思想家章太炎对职业道德有全面论述。他在1906年写的《革命之道德》一文中，就把中国当时的社会职业分成十六种，依次为农人、工人、裨贩、坐贾、学究、艺士、通人、行伍、胥徒、幕客、职商、京朝官、方面官、军官、差除官、雇译人等。他说：“今之道德，大率从于职业而变”，“其职业凡十六等，其道德之第次亦十六等，虽非讲如画一，然可以得其概略矣。”这就是说，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职业道德。在他看来，在这十六种人中，前六种人“率在道德之域”，而“通人”及以下的九种人，“则多不道德者”。他特别强调，当时的“农人于道德为最高”，工人“其强毅不屈，亦与农人无异”，裨贩的道德则“往往与农工相类”，顺此相推，“知识愈进，权位愈申，则离于道德也愈远”。(《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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