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官吏道德问题的观点和理论。它包括原始社会氏族首领的道德思想，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官德思想。

原始社会氏族领道德思想 原始社会氏族首领道德思想的产生，也就是古代官德思想的萌芽。原始社会末期，已经产生了萌芽状态的设官分职。唐尧任联盟首领期间，曾设天文官。虞舜时，扩大设官分职，有管水土、工程建设，管教化，管部民事务，管刑法等官职，官员六十(《中国历代官吏制度》，劳动人事出版社1987年9月出版，第22页)。氏族首领也就是管理部落公共事务的官。氏族首领一般是德高望重的杰出人物。他们既是道德的倡导者，又是道德的榜样。他们的道德思想，在古代的神话传说和文化典籍记载中反映出来。①为公思想。原始社会没有私有财产，天下为公。反映在氏族首领的道德思想上，便是一心为公，一切服务于氏族集体，维护氏族集体利益。历史上有传说尧舜为公禅让的故事：尧年老时，相物色一个年轻能干的人接替自己的职位。有人推荐他的儿子丹朱，但尧终因丹朱“不肖”，不让他继位，而让品德高尚的舜继位;舜年老了又传位给有为公献身精神的禹。②重视修德和教化。氏族首领从实践中逐步懂得了自身道德修养的重要性，懂得用自身良好的道德去影响教化百姓，以取得天下人民的敬爱和拥护。他们认为，修德能得天下。据传说，黄帝“修德而振兵”，战胜了蚩尤(《史记·五帝本纪》);帝喾高辛氏，“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五帝”能够”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史记·五帝本纪》)。氏族首领认为用自身的道德威望可以调整部落联盟内部矛盾，以团结对外。《韩非子》里记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五蠹》)氏族首领的道德思想虽然还没有系统化，但已成为指导他们行为的思想观念，这标志着古代官德思想已萌芽。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官德思想 夏朝奴隶制国家建立，以公职活动为特征的官吏群正式产生。夏朝设官有“三正”：牧正，管农牧正;车正，管车辆、制造业;庖(袍)正，管后勤供需;还有军官、司法官、财政税收官等等。到周朝建立了三公、六卿、五官等一整套官吏系统。秦汉按中央行政机关“九卿”设官员，到隋、唐、宋、元、明、清各朝，中央行政机关按吏、户、礼、兵、刑、工六种设官，地方按省、府、县三级行政设官。随着官吏队伍的形成和官吏体制的建立，逐步形成了为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官德思想。①重视官德的地位作用。无论是奴隶主阶级还是地主阶级，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十分重视官德在巩固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把官德作为巩固政权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夏朝灭亡后，殷商的统治者总结夏朝灭亡的教训，重视官德了。他们认为，他们的统治权是奉上天的命令的，上天赐给的。但上天“降年有永有不永”(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73年6月出版，第9页)，上天降给他们的政权不一定是永久的，有可能永久，也可能不永久。这决定在官德如何。所以殷统治者常常提心吊胆，不得不把官吏内心修养的“德”作为维护与巩固政权的中心问题，盘庚一再表白：“予亦不敢动用非德”(《盘庚上》)，强调官吏们要“永肩一心” (《盘庚下》)即同心同德。到武丁时，更重视政德，结果“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复兴”(《史记·殷本纪》)。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统治者，总结了夏商灭亡的教训：“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尚书·召诰》)。为此，提出“以德配天”的理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 (《尚书·蔡仲之命》)周统治者把官德看作是社会安危治乱的决定因素，动摇了天命的权威，肯定了官德的作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进步的政治思想家、出于争霸的政治需要，极重视官德在治国中的重大作用。孔子提出“为政以德”，“政者、正者”等一套主张。有的人甚至认为 靠统治者某个人的道德影响可以使诸侯折服，对外称霸。楚国的屈完对齐桓公说：“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虽众，无所用之。”(《左传·僖公四年》)晋楚城濮之战，晋国大胜，也认为是“能以德政”，“有德者不敌”(《左传·僖公共廾八年》)。到了封建社会，德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和肯定。司马迁在《史记》中，通过对先秦的历史变迁，政权的兴衰的总结，阐述了官德在治国中的重大作用，他认为“有德者昌”，“饰诈者亡”(史记·天官地》)，修身而天下服”(《史记·五帝本纪》)。王安石从德刑并举的角度，论述官德的作用。他说：“宋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度支副厅壁题名记》)董仲舒王充等人，主张的“德治”，也包含着肯定官吏的德行对教化百姓，治国安邦的重要作用。②爱民仁政思想。西周便产生了惠民思想。周统治者认为不能象商纣王那样一味虐待人民，而要在残酷地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同时，也要施小恩小惠，收买民心， “惠于庶民”，惠鲜鳏寡”。孔子明确提出：“仁”就是“爱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孟子把爱民作为为官从政者最高的道德境界，把爱民发展为“仁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把爱自己亲属的心推广到爱天下的人民，这就是仁政。在孟子看来，为官者也应当是一个“仁者”，为官者的政德应体现在爱百姓的品质上。荀况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主张实行减赋税，不误农时，“节其流，开其源”，不“竭泽而渔”的爱民措施。董仲舒为调和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也揭露豪强地主残酷剥削人民造成的严重恶果，呼吁官吏要“为天下兴利”。北宋范仲淹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远大理想，也体现出爱民忧民的精神;南宋朱熹提出“爱民如子”，“养民为本”，“爱养民力”的主张;元朝张养浩提出“爱民恤民，勤本富民”;明代政治家海瑞认为官者是“为民之器”，主张把利民和利国结合起来。清朝进步思想家唐甄把“救民爱人”、“爱民敬民”作为官德的最高标准，进一步发挥了“民为邦本”的思想。爱民思想在古代官德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古代这些重民、惠民、爱民、利民、恤民、保民、爱民如子、民为邦本的思想主张，尽管是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一种手段，但客观上对人民有一定好处，有一定进步意义。③忠君思想。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都把忠君作为调整君臣关系的道德准则。孔子提出“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忠是下级事奉上级的道德要求，臣要尽自己一切能力为君效力，“事君，能致其身”(《论语·学而》)但又认为臣对君不是绝对服从，君有不善言，臣还随声附和，不敢争谏，这是不符合道德的行为。孟子认为“事君之义”的原则中心是臣并非唯君命是从，而是包括劝君为善为忠，以谏君过为美德。异姓之卿可以“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贵戚之卿甚至谏君之过后，“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上》)就是认为对不仁义之暴君，可以夺其位，也是符合道德的。孟子还主张建立君臣相互尊重的关系。臣固然要尊君，但君首先要敬臣。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认为“君臣之义”是相互的。这还多少体现一点民主精神。但到封建社会，把忠君发展到极端，要臣绝对地服从君。西汉董仲舒提出“君为臣纲”的伦理原则，规定了君臣之间的尊卑从属关系。后来发展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到了明末清初，进步的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等，提出反对这种愚忠。王夫之认为，皇帝与臣子不是主奴关系，而愚公的关系，提出“公天下”的原则，反对为某一皇帝效愚忠。黄宗羲反对“君叫臣死，不死不忠”的愚忠态度。④重视官德修养。中国古代传统道德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视道德修养，尤其重视官吏道德修养。孔子认为，从政者要成为有道德修养的君子，不仅要“修己以敬”，而且要“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孟子认为官者担负着天下重任，因此要在艰苦环境中修养自己锻炼品格，“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孟子·告子下》)，把自己修养成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秦汉之际成书的《大学》、《中庸》，强调官吏要从修身开始，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中唐韩愈针对当时不少士君子在道德修养中普遍在“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的坏风气，提出要用圣人的德行去衡量自已，找出差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原毁》)。宋朝王安石提出要抓住貌、言、视、听、思“五事”去“修其心，治其身”，达到“为政于天下”的目的(《洪范传》)。宋明以后，不少学者如陈亮、王廷相、李贽、颜元等针对道学家的闭门修养、尚空谈的不良风气，倡导务实的学风，以培养德才结合的“济世之才”。陈亮强调官德修养的目的在于培养能在现实斗争中建功立业的英雄;注重事功实绩，反对空谈德性，闭门修养。南宋叶适主张“修身从致治”，强调“修实政”，“行实德”(《学习记言·札记》)，反对空谈义理性命、不知事功为何物的道德君子。张养浩把官德修养作为治吏的重要一环。主张从政者要从严律己， “省己”，“戒贪”。官德规范是统治者为了约束各级官吏的行为，更好地对官吏考察、录用，对官吏提出了不少具体的道德要求，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官德规范。春秋时期的《尚书》提出“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散，扰而毅，直而湿，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等“九德”规范。孔子提出庄重、宽厚、诚信、勤敏、慈惠等规范。(论语·阳货》)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总结历代的官德思想，提出更为完整的官德规范，清代的陈弘谋搜辑了古代从政者的“嘉言懿行”，编成《从政遗规》)，可以说是一部官德规范集。封建社会形成的官德规范主要是：忠君、爱民、清廉、公正、谨慎、勤政、举贤、戒怒，仁民爱物，以身作则，美风俗，讲廉耻，重人格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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