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人道德思想，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它的产生和发展，不仅对军队建设具有重要作用，而且推动了中国的道德思想发展。从公元前22～21世纪起，随着中国奴隶制的建立和军队的产生，军人道德思想已经形成。奴隶社会时期军队作为奴隶主阶级的御用工具，军人的一切道德行为规范，主要是服从于奴隶主阶级的意志，忠于奴隶主阶级的国家。在军人道德教育中提出了严厉治军、鼓励军人勇敢献身的主张。相传西周时期，出现的《军政》、《军志》等军事著作，对严格治军等方面有过论述。《周易》中的《师篇》提出“师出以律，否臧凶”，即军队要有纪律，纪律不好要打败仗。据江载夏启在甘要进行战争前曾宣布：“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即要求军人坚决执行命令，有赏有罚。周文王和武王时代的著名军事人物吕望，在其军事著作《六韬》中提出了利、仁、德、义的道德主张。“同于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吕望对军队将帅的作用，以及选将、励士的道德标准，都有明确的表述。在《龙韬·论将第十九》有“论将之道”、“五材十过”之说。其中五材是指“勇、智、仁、信、忠”即“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敌，仁则爱人，信则不欺，忠则无二心”者才能为将。并要求将帅以身作则，具备“与士卒共寒暑，劳苦饥饱”的风范;对部下“无疏其亲，无怠其众，抚其左右，御其四旁”;主张“合其亲，敬其众”。这样，以身作则，妥善处理周围关系，率领的部队才能成为仁义之师。才能在战里“闻金色而怒，闻鼓声而喜”，才能成为攻无不克，守无不固的一支劲旅。吕氏还提出了以法治军的主张，“杀贵大，尝贵小、杀及当，路(禄)贵重。”并要求具备言必行，行必果，以信为用的道德思想。《六韬》是军队中最早阐述军人行为规范、军人道德思想的军事著作，对中国军队道德建设贡献卓著，其军人道德建设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约公元前8世纪初～前3世纪末，即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制度的变革，引起了军队士兵成分、武器装备、军事制度等方面的变化，为适应军队建设的需要，涌现出一批军事家和军事论著，其中对军人道德方面的论述，对中国军队的思想道德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标志着中国军人道德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春秋末期著名军事家孙武所著《孙子兵法》，不仅在这事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而且在军队道德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孙武提出了军队将帅所应具有的道德标准，以及处理官兵关系、战俘等的道德规范。以智、信、仁、勇、严作为选将标准。其中智，是将帅高明的智谋才能;信，是指严明的奖惩;仁，是指官兵团结;勇，指身先士卒;严，指严格的纪律。具备这五条才是一个称职的将领。“视卒如婴儿”，是指将帅对士卒具有仁爱的品德，才能使士卒跟将帅赴汤蹈火，与将帅同生共死。同时，还要“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对军队进行政治、道义教育，用军纪、军法统一步调。如对士卒只施仁爱，不加约束，对违纪者，不严肃处理，这样的军队如同“骄子”，不能打仗。对士卒要赏罚兼施，不可偏颇。在《孙子兵法》中首次提出“善服”。主张“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即明确提出把争取敌军俘虐作为自己的一项军事策略。

相传为战国军事家吴起所著《吴子》，总结了历史经验，提出了“明主鉴兹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德与武相辅相承，在军队建设中，德武并施，通过实施，“教之以礼，励之以义”，才能使士卒具有以进攻战死为荣，退却求生为耻的荣辱观。在内修文德中，吴子说“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须“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在外治武备中，吴子要求将帅文武兼备，即要具备威、德、仁、勇。 “威”，指威严;“德”，指恩信; “仁”，指慈爱;“勇”，指果断。四条皆备，才能具有“受命而不辞家，敌破而后言返”的英雄气魄。将帅对士卒要“爱而贵之”;对部队家属要“厚其父母妻子”，施以仁政，体现出其注重军民关系的思想。

孙膑所著《孙膑兵法》，是先秦法家的军事著作，它对军队的道德论述，体现了法家的道德观念。孙膑主张用兵“篡贤取良”，即任用“忠王”、“知道”、“善战”、“素信”者。把义、仁、德、信比喻为士兵的头、腹、手、脚、说明军人道德在军队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将者不可以不义，不义则不严，不严则不威，不威则卒弗死。……将者不可以不仁，不仁则军不克，军不克则军无功。……将者不可无德，无德则无力，无力则三军之利不得。……将者不可以不信，不信则令不行……。”他还主张将帅有高尚的品德与情操，才能树立威严，指挥有力。

战国中期，著名兵书《尉缭子》中所反映出的军人道德思想，主要体现于官兵关系和严格军队。它主张“制必先定”，赏罚严明，强调将帅要爱威并施，执法公允，并要以身作则，暑不张盖，寒不重衣，临战忘身;“号令明，法制审(缜密)”，对军人着装、徽章、营区划分、宿营、通行等内务、纪律方面都作出了具体规定。

秦汉之间的兵书《三略》中体现出爱国主义的道德思想，认为从事战争要从救国保民出发，“扶天下之危”，“除天下之忧”，“救天下之祸”，“以义除不义”。在爱兵方面，要求将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以身先人”，强调了人民群众的作用，“庶民者，国之本”，“制胜破敌者，众也”，“以弱胜强者，民也”。

三国时期著名军事家诸葛亮，在其《将苑》中，对军人道德的论述，主要强调勇敢精神，爱护士卒，赏罚严明。要求将领具备“以身殉国”，忠贞不渝的节操;能总文武、操刚柔，先仁义而后智勇;要身先士卒，体恤部下。主张重法制，明赏罚。诸葛亮的军人道德主张，对当时以及后来的军队建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明代著名军事家戚继光所著《练兵实纪》中，强调了“练兵之要，在先练将”。练将要先修品德。在正集第九卷《练将》及杂集中《储练通练》、《将官到任宝鉴》和《登坛口授》等卷，系统阐述了将官的品德修养的原则和方法。

明代兵书《广百将传》，对周初至明后期185名将帅，极力推崇其品德战功。《投笔肤谈》下卷《军势》对选将、治军方面的道德思想作了全面的阐述。

清代大将军年羹尧编著《治平胜算全书》，突出了军容、军纪、军威、士气的养成训练。注重培养取必胜精神，“无事在选在练，有事在鼓其气”;要求军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荣辱观。出兵之前应让将士层层“结状”，以“申饬有众，坚整士心”，使其增强“进死而荣”、“退生而辱”的观念。

中国古代、近代历史上农民起义军的道德品德思想，主要体现出爱国、爱民、勇敢、爱兵，以及民主主义的萌芽思想。特别是反对宗法制度、纲常礼教，把实现政治、经济平等作为最高的道德宗旨。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曾以“均田免粮”、“割富济贫”、“平等买卖”作为斗争纲领。清代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其太平军的道德把历代农民起义军的道德发展到新的水平。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和《天朝田亩制度》中，提出政治、经济、男女、社会四大平等主张，使天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平均，无人不饱暖”。

近代著名军事家蔡锷所编《曾胡治兵语录》，主要辑录了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军、论兵言论。此书中将材、用人、尚志、诚实、勇敢、严明、公正、仁爱、勤劳、和辑等前十章为治军问题。主张选将要慎重，为将要智勇兼备，能耐劳苦，严明号令;练兵要严格，要“修养其精神”。该书阐发的军人道德思想，对近代军队道德建设具有一定的影响。1924年，蒋介石将此书作为黄浦军校的教材，并增辑《治心》一章以《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出版。1943年八路军两次出版《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lishibaike/20230151616.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