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殷周至明清时期医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上下4000年，属于传统医学占优势的时期。但医德观念的萌芽，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
 中国医德的起源 中国医德萌芽于原始社会：①互助观念的萌芽。疾病二字，甲骨文作，象征一个人卧在床上。药作有释作医或疛。释拊，也是按摩治病。释作殷，象征持针刺人腹之意。有病卧床靠人治疗，象征互助观念的萌芽。②生命神圣观点的萌芽。灵魂崇拜是生命神圣论的萌芽。旧石器时代的人骨化石，四周洒上赤铁矿粉末，以及颅骨穿孔，象征灵魂不灭，生命之后还有生命。③生命质量观点的萌芽。 卜辞有卜问武贞之妃妊娠是否合并有其他疾病：“乙丑，贞育子亡疾”。这是讲求生命质量的最早文字记录。原始社会还不可能有生命质量观点的萌芽。《山海经》记录了中国最早的避孕药。④性道德的萌芽。迟至一万年前才开始。主要原因是性争夺和性禁忌。中国民俗学材料表明，有的处于父亲和母亲家庭杂处时期的少数民族，男女都有较大的性自由，但已认识到同性不婚(性禁忌)，外族不婚(防止性争夺)。⑤血缘观念的萌芽。母系社会是女阴崇拜，父系社会是阳物崇拜。中国少数民族在现代仍保留女阴崇拜或女神崇拜的习俗，这是原始时代的遗传。各地考古遗址出土不少陶祖、石祖或木祖。祖是阳物的象征。⑥保健观念的萌芽。以学会用火为标志。因为有了火，可以取暖、治病、照明、驱赶野兽，有利于改善居住、饮食和医疗等方面的生活条件。
 中国传统医德的特点 其内容是：①指导思想——仁术。鲜明的医学人道观念。人的生命是世间最宝贵的，这一思想是中医仁心、仁术的基础，历代医家奉为宗旨。②医风——恒心。医患关系是相互合作型居多，坐堂开诊或四处行医，要有一种坚持精神。不避寒暑、险阻、污秽、劳顿，持之以恒。③医德教育内容——理论与实践统一。德中有道，道中有德。寓医德教育于医理教育之中。自《黄帝内经》起，其后历代医籍莫不如此。④医德教育方法——言行一致，言传身教。不论设帐授徒还是耳提面命的方式，都重视言传身教。为师的严于律己，授徒则非其人勿教，不能降低未来医生的标准。⑤理想医师——上工。上工治未病，重视预防工作。要求医生要博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
 先泰诸子对早期医德的影响 表现是：①儒家。仁是儒家思想的结晶，仁者爱人，广泛地爱众人便是仁的基本精神。而仁的出发点则是恻隐之心，没有恻隐之心就不是仁。儒家思想对医德影响最大的是“爱人”、“恒心”、“慎独”。②墨家。“兼爱互利”、“爱无差等”的思想同治病救人的精神一致。墨家强调义利并重，志(动机)功(效果)统一。战国以后，连名医接受高报酬也习以为常。③老庄。老子和庄子崇尚自然无为。老庄思想对医德思想的影响大。知足、寡欲、全性、保身是养生之道，也是修身之道。④杨朱。主张“为我”、“贵己”、“贵生”。虽然孟子和韩非都极力抨击杨朱为我，但贵生思想有人道精神。他重视个人生命的存在，反对别人对自己的侵袭，也反对侵袭别人。⑤荀子。重视人的价值。人是天下最宝贵的，因为人“有气”、“有生”、“有知”和“有义”。荀子思想为《黄帝内经》“天复地载，莫贵于人”的张本。⑥阴阳家。阴阳五行学说引进医学中来，对医学战胜巫术起了决定作用。虽然它带鲜明的思辨性，但对全面观察和诊治病人，不仅有方法论的意义，还有道德意义，对后世影响深远。
 佛教、道教对传统医德的影响 佛教。“因果报应”、“布施得福”思想影响深，不仅使不少佛教徒把行医当作善的手段，在信佛之余，精研医方，连道家医师陶弘景，早年信道，晚年也信佛。《肘后百一方》，就是根据佛经“一百一病”而定的书名。孙思邈信老庄，但也信佛，他的医德思想有因果报应的内容;道教。道教重生死，希望得不死药求长生。主要讲养生之道，方法一是炼丹服石，二是讲究男女交接的方法。炼丹始于西周，本为外科疮疡的需要。至晋朝以后，道教鼓吹修道成仙，于是服丹石成风，至明清不绝。炼丹是早期的化学。由于道教追求长生不老的目的，炼丹没有能够把传统医学转到实验医学上来，房中术也没有成为性医学。炼丹术和房中术只成为士大夫糜烂生活的手段，但道教的养生思想仍有积极意义。道家医生的医德思想还要借助儒家，主张儒道双修。“为道者，当选立功德。”“若德行不修，而单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抱朴子·对俗篇》)
 殷周医德 商代已有专门从事医疗活动的巫或觋。 卜辞可见殷人已认识了至少34种疾病。殷人信鬼神，治病的方法除祭祀外，也用药物、针灸、按摩治病。殷人对疾病的认识低下，社会、伦理观念处于低级阶段。殷人还没有系统的医德思想，没有明晰的权利、义务概念。卜辞所见的“祸”、“咎”、“利”、“不利”、“吉”“不吉”只是氏族全体对自然和外族的宗教意识， “孝”、 “德”、“礼”也未作为道德规范使用。
 《山海经》记载中国最早的医生都是巫：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大庶西经》)巫阳、巫履、巫凡、巫相(《海内西经》)。据《说文解字》注解： “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山海经》所载的巫，可见尽是女巫。从而可推知殷商时代已经有女医生。殷商的医术是在禳鬼的迷信外衣包裸着的“以莞为蓆，以刍当狗，北面而视之”的医术(《韩诗外��第19卷9章)医德思想也在宗教迷信下被掩盖，只停留在卜问吉凶祸咎;周人提出以殷为鉴，不仅敬神，而且修德。德、孝、礼等字已具有道德意义。周代已有“同姓不婚”的禁忌。 《礼记·曲礼》载： “取(娶)妻不取同姓”。周朝把医生分为三等(上士、中士、下士)，六级(上、中、下士加府、史、徒)，五科(医师、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医生分裂为专门为王室治病和为庶民治病的。为王室服务的是医师和食医。为庶民治病的是疾医。医师本身又是医官，负责药物和保管和医生的分派和考核。周朝承认医疗差错的不可避免性，因此在《礼记》记载10例中有4例失误的才是不合格的医生，周代的医德评价没有脱离当时的医术水平。
 周代的医德思想已出现医学人道观念的萌芽，其表现是：①慈幼、养老、宽疾观念，对老幼的爱敬和免除残疫者的卒役。②优生、避孕、滋补、美容药物开始使用，对控制人类的生育和疫病有了模糊的认识。但周人的医德思想有浓厚的封建性：重男轻女(始于殷商)。
 春秋战国医德 《黄帝内经·素问》中国第一部阐述医德的医书，除《疏五过》、《征日夫》两章专门论述外，其他散见于全书。《素问》的医德思想影响了两千年的中国医学界。主要论点是：①精光之道，非其人勿教;②谦虚好学，方能见多识广;③人命至重，不可粗疏;④实事求是，利见所缺，治其所病;⑤反对迷信鬼神;⑥上工治未病。
 《黄帝内经·灵枢》《灵枢》晚出。基本医德思想类似《素问》。①得其人乃言，非其人勿传。所不同的是除道德素质以外，还注意其心理素质。②笃知好学，相师成器。所不同的是把学不成、业不精的庸医，提高到是“医之所不仁”的高度来谴责。③使百姓无病。所不同的是把恶死乐生当作人性的表现。④把上工治未病具体化为“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逆顺篇》)⑤讲究礼貌、密切医患关系是《灵枢》的特色。要求医生“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要顺着病人的心理进行诊断和治疗，以便取得病人的合作。
 泰汉医德 其特点是医学人道主义的泛化。表现在：①医学的目的是人道主义的。“上以疗君亲之疫，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伤寒杂病论·自序》)②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切脉不能马虎，处方不能草率。③反对庸医、拙医、医生要才高识妙。“拙者失理，以愈为剧，以生为死。”庸医可以把轻病治成重病，把可以救活的人断送生命。《汉书》载一谚语：“有病不治，常得中医”。(《艺文志·方伎略》)即有的病不治也可自愈，不要妄求医、妄用药。④《周礼》承认医生有未可治之症。名医如淳如意也承认自己有未可治之症，他向皇帝报告治疗经验，25例中有10例死亡。张仲景提倡不要不懂装懂，“一忌浮言，二知真医”(《伤寒论序》)⑤开创精神。秦汉是经验医学的始创时代，名医名家辈出。他们不拘于前人。张仲景开创内科学的新时代，对国内外有深远影响，华佗开创了手术麻醉的新时代。淳于意开创了医药技术标准化的新时代。疾病分类和统计创始于淳于意。⑥儒教和道教的影响使医药学蒙上封建迷信的尘垢。《内经·素问》开始了医学和巫术的分家。董仲舒的忏讳神学使阴阳五行神秘化。《神农本草经》有“久服神仙不死”的药。《难经》有见鬼的诊断。《武威汉简》有朔晦日甲午不准灸刺的禁例。《神农本草经》按封建等级，把药分为三等：上品为君，中品为臣，下品为佐使。上品为君药，可以养命，久服不老延年。秦汉统治者，不论秦皇汉武，迷信方士，到处求仙。一方面有名医传世，另一方面也有名方士传世。徐福、费长房都是方士的出名人物。
 医德理论有：①不分贫贱，仁爱救人。张仲景提倡爱人、知人，反对那种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的不良风气。“上以疗君亲之疫，下以救贫贱之厄。”②预防疫病，反对迷信。
 “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当”。重视饮食卫生和体育锻炼。张仲景认为，凡有疾病都是人的内脏有毛病之故，或是刀伤、虫咬或生活不慎的结果，决不是鬼神作怪。③医生要谦虚谨慎，勤学苦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诊断治疗是决死生的大事，不能有过失。晋代王叔和评价张仲景治学：有一分一毫的疑问，也要进行考核验证的。
 医德实践。汉代名医有一种重贱轻贵的精神。华佗不愿为曹操作私人医师，终于被曹操所杀。淳于意因不愿为权贵治病，被权贵诬陷，几乎被杀。郭玉不用心为权贵治病，疗效很差。至于张仲景，传说他一度当过长沙太守，为了给贫贱看病，每月朔望定为坐堂日，打开衙门大门，让病人进来。
 医德形象 医生的理想人格，有神化形象和物化形象两种。神化形象神医华佗。华佗本来是人，是一个杰出而又普通的民间医生，医术高明后世视为神医，建庙祭祀。
 华佗医德主要有：①不慕荣华，不畏权贵。功名利禄不动心。县太爷抬举他，不领情。太尉的任命，他拒绝。他过着身背药囊到处行医的流浪生活。他对自己的医生职业是自豪的，他耻的是为曹操作侍医。他愤世疾俗与人民的心融合在一起。
 ②华佗是杰出的临床家。他懂内、外、妇、儿各科，擅长外科和胃肠道寄生虫疾病，是腹部外科和麻醉的祖师。华佗为三国时代的关羽刮骨疗毒，本为刻画关公的英雄形象，却把华佗神化了。人民心目中的良医，既有良好的服务态度，又有最佳的服务手段。
 物化形象“杏林春暖”和“橘井流香”，常常作为赞誉医生或药店牌匾的用语。杏林指的是三国时吴国的董奉，为人免费治病，只须在其宅旁植数株杏树。杏树成林后，董奉又用杏子换谷救济穷人。橘井的传说同见于汉朝以后晋朝葛洪的著作，人物的年代不详。指苏耽成仙之前，留下一株橘树，他临走嘱咐母亲，等来年瘟疫，可以用橘叶治病。后来果然应验。橘井和杏林都是道德形象的物化，两年事都出于葛洪的著作——《列仙传》和《神仙传》。
 橘井和杏林成为物化的道德形象的原因在于：①秦汉时期反复经历过大战乱、大瘟疫、大饥饿，人民不仅缺衣少食，而且缺医少药，杏林和橘井反映了秦汉以来人民的迫切要求。②橘井反映了人民理想的医药技术和治疗条件。③历代名医屡有根据传说中的杏林神话，要求治愈的病人种树留念，因此扩大了神话的传播范围。董奉的免费赠医，成为人民期望的理想道德境界。
 魏晋南北朝医德 长期战乱，人民陷于饥饿、瘟疫和死亡威胁之中，宗教迷信盛行，巫觋活动猖獗。医生负有承担“拯救夭亡”的社会责任，医德理想是追求济世救人的目的，王叔和排除晋人清谈服石的干扰，精研脉学。皇甫谧在半身不遂的情况下，仍钻研针灸，写下《针灸灸甲乙经》。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收集了许多容易购得的药材的验方，方便人民自诊自救。他眼看巫觋猖獗，人民受骗太多，先后编纂的两本方书即《肘后备争方》和《金匮玉函方》都是选择易找的穴位，易得的药材，让贫家自懂医方，自寻药物。陶弘景在隐居中看到葛洪的书影响大，也潜心研究，整理出《神农本草经》的新版本，并编辑了《肘后百一方》。这些医家共同追求的是拯救夭亡的理想。
 早期医德规范。在四诊八纲的基础上，魏晋时期逐渐形成了与辩证治疗相适应的医德规范。《褚氏遗书》概括的规范较为集中。①审证精微。辨证治疗必须在四诊基础上精细地辨识病症、病因、病机和病位，以及病情的转变，才能因病、因人、因地制宜，对证施治。辨证不精微，差之毫厘，可以置人于死地。反之，即使危重也易得救。把精微提到生死攸关的道德责任高度。②用药省慎。选定方剂必须根据病情和体质，注意观察效应，“当验之药未验，切勿急投”，“大势既去，余势不可再药”。③治学勤奋。主张从四方面学习。从师友学习，可以“因言识变”。从旧医籍中学习，可以观摩对比。从诊病中学习，可以提高脉学技术。从治疗中学习，可以掌握药学。
 养生与性道德。魏晋君臣骄奢淫逸，道德沦丧。养生与性道德的争论兴起。有三派主张：①情欲自然论。情欲产生于自然，顺情欲便是顺自然，应该放任纵欲。让一切器官获得充分满足，包括耳、目、鼻、口、躯体和心(思维器官)的欲望，即声、色、味、性的欲望的满足，主张性放纵。②反嗜欲论。嵇康主张无欲或寡欲。只有克服养生的五难才能作到节欲养生。这五难(障碍)即名利不灭;喜怒不除;声色不去;滋味不绝;神态转发。嵇康把统治者孜孜以求的名利、声色、滋味，以及喜怒无常的习性都称为嗜欲。把它们同养生之道对立起来，养生问题成为伦理的问题。③禁欲论。佛教主张禁欲，认为情欲可以使人沉沦。引诱男人引起性欲的根源是女人。纵欲论否定养生，禁欲论否定人的本能需要，实际也是否定人生。道教追求长生不老，又把养生引入歧途。皇甫谧主张生同死都有一个限度，“虽贪不能越期，虽恶不能逃遁。”(《甲乙经·笃终篇》)褚澄主张养生保精，同当时讲究房中术纵欲可以养生的观点对立。养生道德的争论，包含性道德的实质性内容。
 玄学和服石。清谈是玄学的表现形式，即空谈玄理，辩论名教与自然的是非得失，从不同的角度解释儒家经典。何晏、王弼是魏晋玄学的早期代表，主张放纵自由，开创魏晋时期骄奢淫逸的一代颓风。这些清谈纵欲者，为了精神空虚和体质虚弱的需要，都相信炼丹(五石散)能够长生不老，青春常在，并有壮阳作用，服石之风很盛。
 神灭论与医德。儒佛斗争的根本点是神灭论或神不灭论。玄学附佛，道家附儒。玄学、道教、佛教都是神不灭论。晋代的杨泉和齐梁时代的范缜是神灭论，但不是医生。杨泉写的《物理论》，中《论医》一节，专门论医德。杨泉把医生分为良医和名医，良医是高标准、高水平的，名医是一般标准、一般水平的。良医有三条标准：仁、智、廉。仁者是名医或仁爱之士的后代，在道德品质上是仁恕博爱。智者懂天地神祗和性命吉凶，要懂诊断和治疗的细节。廉者要廉洁。
 隋唐医德 生命神圣论的提出。唐朝名医孙思邈有一个著名论点是“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备争千金要方序》)孙思邈的观点，明显受到宗教思想影响。孙思邈连动物的生命也视为神圣，因此禁忌用动物药。他认为人和动物都是一样的，生命都是神圣的。 “求杀生以求生，去生更远。”不能违反生命神圣论去维护生命的安全。孙思邈把生命神圣论推向极端，必然束缚医术和医德，最后免不了寻求符咒和因果报应的支持。
 医术与伦理的统一理论。王焘的《外台秘要》和孙思邈的《千金要方》都注意到医术与伦理的统一。《千金要方》中的《大医精诚章》，专讲医德，《大医习业章》专讲医术。但医术与医德统一。《外台秘要》告诫医生要“提高医术，慎疾慎医”，因为鉴别诊断中的表里虚实，有时相互交错，差别很少。发汗同攻下的作用相反，每有失误便马上出现恶果。因此不能把医生由于低能造成的失误也说成是不可避免的。
 生命伦理观点的萌芽。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重视生命道德，把《妇人方》、《少小婴孺方》列于各方之前。他认为婚姻和生育是人伦之本，把妇儿科药方放在前面是尊重人伦的根本。孙思邈重视孕期卫生和胎教。巢元方的《巢氏病源》中，对身体极端虚弱的有病产妇，主张人工流产，因为“既不能养胎，兼害妊娠。”《千金翼方》提倡老年道德，一方面要注意老年的生理特点(阳气日衰，损与日至，视听不稳，食欲无味，睡眠不安)和心理特点(心无聊赖，健忘瞋怒，性情变异，心力渐退，忘前失后，兴居怠惰，计授皆不称心)，爱敬老人，不能因老年变化而歧视或冲撞，使老人心理和生理受到损害。对老人提出的养老原则是“耳无妄听，口无妄言，身无妄动，心无妄念”。要求“非其读勿读，非其声勿听，非其务勿行，非其食勿食”。(《养老大例章》)《千金翼方》还提出了养老的饮食起居方法，内容丰富，但也包含若干迷信成分。
 两宋医德 宋代医家的医德活动比隋唐时期更活跃，活动的方式和内容也日渐丰富。其表现是：①传统医德活动的新发展。强调医德修养立德立言。医德被摆在医术之上。 “正己才能正物，正物才能愈病”。正己是明理尽术。正物是用药对症。立德是存好生之心，立仁爱救人之德。立言是规范医生的言行举止。“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须礼节，举乃和柔，无自妄尊，不可矫饰”。“疾小不可言大，事易不可云难，贫富用心皆一，贵贱使药无别。”(《小儿卫生总微方论》)重视医德评价抑恶扬善。宋代庸医之害较为突出。《省心录》用因果报应教育医生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果。(《医工报应》)协调医患关系。要求病家慎重择医，相互信赖，不轻意易医，不讳疾忌医。要求医生有慈心和仁心。
 ②人体解剖观念的更新。吴简与杨介两人根据死囚尸体解剖所得，画成《五脏图》和《存真图》，前者除记录正常的形态外，还记录了肝、肺的病理改变。《存真图》已有各个系统的分图。宋慈的《洗冤集录》也有不少解剖学内容。解剖学的突破显示传统医学开始注意尸体解剖和观察，解剖的尸体只限于死刑犯。
 ③法医检验道德规范的建立。宋慈鉴于冤狱的造成，他致力于法医学的研究，《洗冤集录》在他辞世之前二年(1247年)完成。他提出了法医人员的道德规范：亲临现场，不怕脏臭，不得“遥望而不瞡，掩鼻而不屑;验尸不得委托他人进行，也不能仅凭一两个人的话代替亲自检验;一旦发现案情疑点，要细心观察，不得有丝毫大意。不能听任忤作或胥吏作弊，疏于察觉，以致造成假案、错案。
 ④生命质量观念的形成。妇儿科在两宋已有相当发展，生命质量观念随之形成：第一，倡导优生。《妇人大全良方》主张不宜过早婚育，婚前检查，房事有节，适时验胎，注重胎教，妊娠期保健，堕劣胎。第二，科学处理难产。《十产论》描述了六种异位妊娠的处理方法，要求医生对母婴负责，细心观察，妥善处置。第三，儿童保健观念。宋代称儿科为“小方脉”，规定医生中，儿科医生应占1/3至1/2。对于胎儿保健、新生儿保健、小儿内科、小儿外科和小儿痘科，已经初步形成理论。
 金元医德 中国医学，早就有流派的存在。到公元12世纪以后，开始有门户之见和学派之争。金元学派是两派四家。从开创者的地域和师承关系来说，有以刘完素为代表的河间学派，以张元素为代表的易水学派。从学术观点和对后世的影响来说有刘元素的寒凉派，张从正的攻下派，李杲的补士派，张元素的温补派。医学史上并称金元四大家。
 学派兴起的原因。泥古守旧思想阻碍医学发展;著名医家信奉理学或新学，理学与新学之争影响医学;中外文化交流扩展了视野;医家本身经历和所处环境不同。由于学派兴起，又有一个和谐和宽容气氛，在战乱之时，医学界反而呈现学术繁荣的生气。
 学派论争的特点是：①勇于创新，不受局方教条束缚。金元医界，习用局方治疗流行的热性病，患者死亡率高。各派都从不同角度批评滥用局方，纠正不求医理，不讲实效的弊病。②遵古不泥古。各家精研《内经》、《难经》和《伤寒论》，但都认为旧籍所有观点和理论是不可改动的。③重视实践。以事实为主要根据，尊重临床的疗效。④求同存异。学派不是宗派，虽然观点不同，不互相攻击。
 学派论争的道德启示是：①尊重人民利益。基于这个宗旨，使旧观念的更新能采取分析的态度，各家学说能够彼此宽容，在社会危机中，医学仍能有发展。②服从真理。科学的真义就是可重复性。尊重科学就要尊重事实，尊重可重复性。③面对现实。立足于事实，立足于观察所得的数据。金元医学家多注重临证观察，积累医案，以事实为根据立论。④尊重同道。金元医家的争论目的是“使天下之人不致夭折”，因此能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彼此尊重。
 明代医德 明代中叶以后，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明朝商品经济下的医德特点是：①商品经济意识渗透到医德中去，强调等价交换。医生对病人要不分贫富，病家也不要有损医生的名利，不能恃势摆布医生。但还不敢承认医患关系是一种买卖关系。②只有医患关系平等，没有强调人的价值。封建的官僚统治和等级制度并不容许事实上的真正平等。③只有顺从性，没有反抗性。医生只能在《大明律》的严刑下低头，没有个性解放，不谈人性。④属于平民阶级的人道主义范畴，没有强大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背景，因此，随着战乱的破坏，这种新的医德思想最后也夭折。
 重要医籍的医德思想有：①《本草纲目》(李时珍)。联系实际的科学精神(历遍名山大川，走访成千累万，读书800多种，历时27年);不怕皇帝(敢于直斥服石之妄);不怕权威(订正前人谬说);敢于力辟封建道德(割肉孝亲)。②《外科正宗》(陈实功)。书中的《五戒十要》着重谈医德。提倡宿命论和因果报应论;反对贪欲和奢侈，不登山行乐，不贪财猎色;人道主义精神，施诊赠药，酌量解决贫穷病家的生活困难，救命比治病还要重要;医生不仅要读前人的书，还要掌握学术动态，阅读“近时明公新刊医理说词”。③《普济方》(朱橚)。作者是朱元璋的儿子，是第二、三代皇帝的胞兄弟，长期觊觎皇位，企图政变。事败多次被软禁，辑录此书。是明朝现存最大的一本验方汇篇。全书共700万字，资料性较强，但医德理论缺乏。④《景岳全书》(张介宾)。基本医德思想是“精一”。治病、修德都要掌握精一。所谓精一，即“天下之病，变态虽多，其本则一;天下之方，治法虽多，对证则一”。张景岳的精一是凡无实证或热证可据的便可以补或温。精一的临床道德意义就是病以虚为主，用于治疗是温之补之。“精一”的道德涵义是“精一之道在确知，精一之德在勇敢”。确知即确诊，要对症下药，不开安慰药和太平药。诊断正确之后，用药还要勇敢，没有勇敢就不能“精一不杂、，丧失治疗时机，结果“补不可以治虚，攻不可以去实”。
 清代医德 包括医德概貌。①喻昌“笃于情”的思想为同道首肯，所著《医门法律》能结合临床阐发医德思想;②认真考据历代医书，以“救苦之心”著书立说，清朝文字狱多，学者避嫌，埋头考据。乾嘉考据学影响下，清朝的医家考证历代医书，成效卓著，著书立说也严肃认真。在立法著书者，非要于至精至当，则贻误后世，被其害者必多。(《沈氏尊生书》)③徐大椿针对社会喜补恶攻的弊病，指出滥用人参是讨好病家，掩盖自己低能的表现。④许多医生主张技术公开，不要“秘其术而藏其方”，“矜于独得以为射利与传家之宝”。⑤求实精神。清代医家受乾嘉考据学(朴学)影响至为突出，强调“无征不信”。在考证古典医籍文献中有出色成就。王清任亲自观察腹部撕裂的残尸，并结合动物解剖，纠正了前人的一些解剖图说，著成《医林改错》。清代医德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受社会思潮影响突出。①闭关锁国长期封闭状态：清朝长期闭关锁国，使17～19世纪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自然科学和实验医学的信息受阻。中医没能实现由经验医学到实验医学的转变。医务道德的理论体系一直建立不起来。②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清朝初叶，吕留良、傅青主富于民族主义思想也有一些从事医务工作的人走向职业革命家的道路。③中西医门户之见：鸦片战争之后国门大开，闭关锁国政策破产，西医传入，中医面临巨大冲击，中医学和中医师面临强大的竞争对手。由于对中医前景的认识不同，中医内部以及中西医之间，门户之见日多。
 清朝医德的局限性是，保守性浓，复古尊经的风气盛。医家沉浸于校勘医经。徐大椿反对张景岳滥用人参、反对温补，却对张仲景的《伤寒论》推崇备至，坚持不能增减片言只字。他宣布“言必本于圣经，治必尊乎古法。”陆九芝主张“独尊伤寒(论”。张志聪认为《素问》和《灵枢》以外的书“皆属旁门糟粕”。在保守空气笼罩下，连敢于独立思考的王清任，他的《医林改错》也被攻击为“诋毁经文，标新立异”。陆九芝甚至斥之为“救人于胔骼堆中，杀人场上学医道”。门户之见深：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中西医合作，不利于中医学科的发展。由于中西医的学科不同，治学方法不同，部分医生中西营垒分明。中医内部则温病学派和寒凉学派对立。有个别医生的论色已经越出学术范围。主张中医要学西医或西医要学中医的被视为异端邪说。封建政治的干涉：外科和尸体解剖被视为禁区。1822年，道光皇帝甚至下令停止针灸。欧洲的《人体解剖学》在康熙时代本来已经由传教士翻译完毕，因为怕被人指责暴露人体，译稿一直被深藏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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