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音乐工作者与听众之间、音乐工作者与祖国、社会之间、音乐工作者相互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是一般的社会职业道德在音乐工作者实践活动中的特殊表现和具体化。

音乐工作者道德在音乐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品种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产生。我国古代早在《尚书·舜典》中，就谈到了音乐与道德的密切关系，要求音乐要“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把音乐看作是言志抒情、陈述道德，表现道德形象的一种形式。在《乐记》中，对道德和音乐的关系，更有明确的论述：“夫歌者直己而陈德也”，“乐者，所以象德也”，“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已经认识到音乐所达到的境界是极为丰富而又高尚的：“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明确地认识到音乐表现人生的真善美的统一。“古者，歌工、乐工，皆非庸人，故挚适齐，干适楚，缭适蔡，缺适秦，方叙入河，武入汉、阳、襄入海，孔子录之。”(王灼《碧鸡漫志》)孔子是十分重视音乐与道德关系的，他能录下这八个歌工、乐工，说明他们都是品德高尚的人。在这种音乐思想影响下，后世历代的音乐家也都很有道德修养。如，汉代的蔡邕、蔡文姬、李延年，晋代的阮籍、嵇康，唐代的李龟年、雷海青等。雷海青作为一个皇室乐工，在天宝年间，“安史之乱”之际，敢于当面痛斥安禄山祸国秧民，表现出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品质，一直为人们传颂。明代音乐家魏良辅，为了改革昆曲音乐而苦心孤诣，“足迹不下栖十年”，终于成功，使昆曲面貌一新，发展为全国性的声腔系统，流传几百年，至今仍具有艺术生命力。近现代的音乐家如黄自、聂耳、冼星海、阿炳、麦新、贺绿汀、马可等，都是热爱祖国人民，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出毕生的力量。他们追求光明，具有革命理想和热情，以顽强的革命意志，投身艰苦的艺术事业，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冼星海曾提出音乐工作者的三条要求：“一、一个音乐工作者，要为他终身的音乐事业革命、音乐工作奋斗到底，直到他离开世界。二、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有远大眼光，伟大的魄力，永远望着远大的前途。三、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不懈的奋斗。”〔《冼星海专辑》(二)，中国音乐研究所编印，第144页〕冼星海的一生正是实现这三条要求的楷模。世界各国伟大的音乐家如：贝多芬、萧邦、舒曼、海顿、莫札特、舒伯特、格林卡、柴科夫斯基、李斯特等，都是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他们通过音乐艺术反映人民的渴求和时代的需要，并使自己高尚的品质影响了社会风气。他们的作品激发出内心对生活中真善美的赞叹，使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团结友爱。他们的品德和作品在人间世代流传，为人称颂。社会主义时期的音乐工作者的道德，正是在音乐界前人的优秀道德遗产的基础上，并结合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需求和音乐的特征，逐渐形成了新的职业道德规范。

社会主义音乐工作者道德规范：①正确的创作目的，崇高的责任感。音乐工作者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事业，他的创作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满足时代和人民对音乐的不同的审美需要，通过音乐作品表达和培育人民的健康的精神世界。②刻苦练功，掌握高难的艺术技巧。只有进行艰苦的学习和训练，虚心学习前辈的艺术经验。在前人的基础上，积极创新，反映出时代的最强音。反对抄袭和剽窍。③团结合作，完成演奏任务。音乐艺术的特点之一是，必须在表演过程中对音乐形象加以再创造，音乐表演者自然可以进行富于个性的处理，但这只能在对音乐原作的构思进行仔细研究、深入领会的基础上，才能出现高水平的表演艺术。尤其是器乐曲，更应在这种深入领会原作的基础上，才能取得共同创作的自由。同时，无论是声乐与器乐，器乐与器乐的不同演奏者之间，都应互相尊重、互相协作，服从指挥的意图，使乐队成为有机体，在完美的整体性的演奏中，使各种乐器演奏得恰切和谐。此外，音乐工作者与诗歌、戏剧、舞蹈和电影艺术工作者之间合作时，也应互相尊重，紧密配合。④注意作品效果，不迎合低级趣味。音乐工作者要对人民负责，在艺术实践中把高尚的艺术献给人民，不要为了单纯的经济效益，不顾人民的思想健康，迎合一部分人的低级趣味，用一些黄色颓靡的乐曲，腐蚀人民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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