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有关官吏道德问题的观点和论述。王安石(1021——1086)，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著作多已散佚，今存《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

王安石继承了先秦儒家重视政德的传统思想，但又不否定法令刑罚的作用。从更好地维护封建专制政权的目的出发，他提出了德刑并举的“为政之道”。他既反对否定“政德”，不以身作则，不对百姓进行教化，而只是想依赖严酷的法令刑罚来防范人民的行为，认为这样做是无济于事的;同时也认为政德并不是万能的，仅凭政德还不足以治国理民，还必须以法令刑罚来辅助。他认为高明的封建统治者的“为政之道”，就是德、察、刑三者的“兼用”。在他看来，要有效地统治百姓，虽然法令刑罚也是必要的，但不能专靠“任察”、“任刑”。“任察”、“任刑”只能使民“不能欺”、“不敢欺”，但还不能使民“不忍欺”即百姓还不会心悦诚服，只有“任德”即官吏个人要以身作则，以道德去教化、“引导”百姓，并使封建道德规范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老百姓才会既心悦诚服，又安份守己，从思想上服从统治。

为了保证封建社会吏治的清明，王安石提出了“众建贤才”的主张。他严厉批判了北宋时期的“取士之道”——“恩荫制度”(即大官僚的子弟、亲属可以凭仗父兄的职位获得官职)，认为这种制度是造成吏治腐败的根本原因之一，应当加以取消，任何人要想登上仕途只能依靠自己的才行高下，而不得凭借父兄的职务和势力。与此相反，他主张通过众人推举来选拔品行和学问兼优的人，并随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委以不同的重任。在他看来，能否“众建贤才”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社会的治乱，“国以任贤使能而兴，弃贤专己而衰”。(《兴贤》，《临川集》卷六十九)原因就在于“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因此，贤才良吏是国家的栋梁，“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材论》)从这种思想出发，他提出了自己的“任人之道”：1.尊才信才，用人不疑。对于人才，不仅要尊重他们，而且要相信他们的能力和忠诚， “委之诚者，人亦输出其诚”，用人应当“取其长则不问其短”，“信其忠则不疑其伪”。(《委任》、《临川集》卷六十九)2.知人善任，量才使用。人的德才“高下厚薄”不同，因此在使用时要“诛量其能而审处之， (《材论》、《临川集》卷六十四)取长避短，量才使用。3.不拘“资序”使用人才，打破论资排辈。人才使用的唯一标准不是出身先后，资历深浅，而是“才之高下”，“德之厚薄，”才高德厚的人，即使出身较晚、资历较浅，也应擢之高位;相反，才能平庸、品格低的人，即使出身较早，资历较深也不应重用。王安石这些思想虽然其实质是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但其中不无合理成份，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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