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有关官吏道德同题的观点和论述。司马迁(约公元前135——?)，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他写的·《史记》，是我国最早的通史。《史记》记载了上千个人物，绝大多数是为官从政者，在记录和评价这些人物的活动及政德中，反映了司马迁的官德思想。

司马迁提出修德重于修政。他认为，帝王修德行善，就能出现太平盛世，帝王“修身而天下服”(《史记·五帝本纪》)，百姓、诸侯归附的是有德之君，有德者得天下，无德者失天下，有德者胜，失德者亡，他要求国君应把修德放在第一位，“太上修德，其次修改”(《史记·天官志》)。司马迁把官德看作政权兴衰、国家安危、事业成败的重要原因，有道德决定论的思想倾向。司马迁颂扬官吏先公后私的品德，认为官吏之间，“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在敌人面前表现出最大的勇敢，在同事面前表现出最大的忍让，是“名重泰山(《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司马迁要求官吏忠君爱国，《史记》生动描写了许多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层的忠君爱国官吏的形象，崇尚文官武将抵御侵犯者、保家卫国的爱国官德。他认为官吏必须爱国忠君，面对强敌，应守节不屈、大义凛然、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尽忠报国。司马迁要求官吏“廉”、 “循”，反对官吏“暴”、“酷”、“贪”，他在《史记》中，为官吏专门写了《循吏列传》和《酷吏列传》，《循吏列传》认为官吏应该廉洁奉公，“奉职循理”，要“守法不阿意”;《酷吏列传》集中揭露官吏的酷虐、残暴、贪婪的恶行。司马迁提倡官吏“重于泰山”生死之节，他认为举事成名、为国而死，保持气节、尽忠效国而死，守正不屈、为义献身，扶危济困、重然诺而死，都死重于泰山;但官吏若耽于安乐、碌碌无为而死，贪慕荣利、争竞而死，助纣为虐、效忠暴君而死，则都轻于鸿毛。司马迁反对为政者“多欲，”要求官吏从民之欲，顺从民望， “以德化民”(《史记·教本纪》)。司马迁主张官吏身处逆境，要有忍辱负重、自奋立命的品德，他赞扬勾践卧薪尝胆、为国忍辱、终报强吴，伍子胥、季布“受辱而不羞，”是真正的“烈夫丈”。

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官和思想家，有可贵的品德和人格，遭李陵祸，受了腐刑，仍忍辱发愤，终成《史记》，他的官德思想随《史记》的流传而传播，影响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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