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研究农业中生物的生存条件，以及它们与其赖以生活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在我国两千多年前，即春秋战国到西汉时期已早有农业生态学的观点了，产生这些观点比西方还早。例如《周礼·地管篇》载有“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意思是说根据什么土壤，种什么作物。《管子·地员篇》也讲到几种不同的土壤适宜不同的果树。又如《淮南子》载有“草木未落，斧斤不入山林”，意思是指森林正在生长发育季节，不要上山砍林木。《孟子》中载有“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意即鱼池中不用细网打鱼，则用产吃不完;这说明我国早有保护自然资源的农业生态学观点了。

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世界上不少著名科学家都很重视我国早期有关农业的记载，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掌握着我国古代一些农业情报，作为他们建立自己学说的依据和例证。例如19世纪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第一章里，就赞扬我国农学著作，清楚地阐述了物种选择的原理。德国农业化学家李比希驳斥土地肥力递减理论时，就运用过我国古代精耕细作，施用农家肥料，套种绿肥等所取得的成就。

要发展农业，就要搞好综合平衡。要使粮食增产，就必须保持各个农业地区的生态平衡。当然，任何生态系统，不论是森林、草原、农田、湖泊、水库等等，没有不受人们活动的影响，不过影响的程度有大有小的不同。如果不按生态规律加以合理的干扰，就不可能保持农业生态平衡。

50年代初期，我国粮食并不太紧张，但自1958年以来到1979年，不仅粮食进口的数量一年比一年增加，而且食糖、食油、棉花、羊毛、牛皮也需要进口。其原因除了人口增加的原因外，就是人为造成的。在“大跃进”以后特别在十年动乱期间，在“以粮为纲”的口号下，到处毁林开垦、草原开荒，围湖造田、向海要粮，反而粮食搞不上去。原因何在呢?这是因为，森林、草原、湖泊和海洋都是由动物、植物、微生物等生物成分和光、水、土、气、热等非生物成分组成的。每一个成分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着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形成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自然体系。例如湖泊原是自然界中天然形成的蓄水库，围湖造田后，湖面缩小，减少自然蓄水量，削弱了抗旱防涝能力，又减少了鱼虾类赖以生存的水体。许多湖泊原来盛产芦苇、��实、茭爪、莲藕等植物和野鸭、天鹅、山鹤等野生动物，围湖后这些动植物就失去了生存和生活的条件。南方围湖造田，必然破坏海边的红树林，鱼、虾、蟹虫就失去了生活繁殖的场所，因为红树林能挡风阻浪，是海堤内农田的天然卫士。所以南方许多地方围海造田，不仅劳而无获，反而破坏了水产和农田，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破坏了农业的生态平衡而引起的。

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的发展，过去我国农业上造成这样严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一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二是不按自然规律办事，主要表现在全国各地农业生态平衡失调。

任何生态系统，不论是从类型或地区角度来看，一般总是在相对稳定的正常情况下，物质在不断循环，能量在不断转化，生物量和生产量在不断增多，这就是衡量生态平衡的标志;但是这种平衡一旦遭受到外界不合理的干扰，超过它本身自动恢复调节的能力，即阻碍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交换的正常进行，最终就会导致有机体能量减少，生物量下降，生产力必然衰退。这就是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失去平衡的标志。从而使社会经济衰退，人们生活随之受到明显的影响，最终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

我们能否保持农业生态平衡，保证我国农业持续不断地发展，这不仅是关系到我们十一亿人生活和生存的大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生活和生存的伦理上的大问题。

总之，在农业生产中，要符合一定的自然规律，特别是生态农业的规律，采取适当的技术措施。就是要强调生产过程中物质和能量交换的平衡，才能使生物生产量越高，环境质量越来越好，从而就能形成自然界中的良性循环，才能使粮食持续增长，农业经济不断地发展，这就是我们要讲生态农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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