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有关官吏道德问题的观点和论述。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因其先祖居住过河北昌黎，后人也称他昌黎先生。其著作保存在《韩昌黎集》中，他的官德思想主要体现在《争臣论》、《原道》、《原毁》等著作里。

韩愈反对任人唯亲，提倡用人唯贤，主张尽除奸邪谗佞之徒，而举天下贤良，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在人才的培养上，他赞赏抗颜为师，认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因而“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师说》)应当不耻拜人为师，“奖掖后进，开启来学”。在人才的发现上，他宣传应当有伯乐精神。他认为“求士之贤愚”的方法，在于“精鉴博采”。(《与风翔邢尚书书》)他经常引用“伯乐识马”的寓言来形象地证明发现和鉴别人才的重要，他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杂说四道之四》)倘不独具慧眼，“千里马”即便在眼前也会视而不见;如果有伯乐的卓识，良才虽然尚有“微瑕”，也能委以重任。在人才的使用上，他主张要不避亲疏远近。他认为举贤良“惟视其举黜当否”，(《关齐下第序》)而不应“避亲疏远近”。举贤才的标准，不是强调才干，而是注重官吏的品质和修养。只有具备忠孝、仁义的修养，精通先王之道、圣贤之书，才能称得上贤才。他的举贤主张，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自己的不幸遭遇鸣不平，争取高官厚禄，但其中也不无合理、进步的因素，值得加以肯定。

韩愈主张以天下为己任，反对“独善其身”。他认为求官是行志所必需的，是合乎道德的行为。他本人之所以“不忘于仕进者，亦将小行乎其志耳。”(《与卫中行书》)但他并不赞成追求个人显名扬姓和为官任用。他把求仕为官看作笃行仁义，济世救民的高尚行为，主张贤者“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善天下。”他说：“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争臣论》)这既是对佛道避世离群、索然独居的出世主义的否定，也表达了他奋发有为，积极上进的为官态度。

韩愈重视官吏自身的修养，他反对佛老只讲个人的修身养性，治其心而不治天下国家的出世原则，主张进行官德修养的目的是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达到这一目的，他提出以圣人为官德修养的楷模。他认为圣人本身是仁义道德的化身，是后人学习的榜样。“圣人乃万世之标准也”。(《伯夷颂》)因此，要用圣人的德行衡量自己，找出差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原毁》)对当时士大夫普遍存在的“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的毛病以及所造成的“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的恶劣风气，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对此感慨地说：“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己”。(《原毁》)这些论述，尽管是针对封建官场中的情况而发，但也反映了在官德修养中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有合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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