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999—1062)北宋庐州合肥(今属安徽)人，字希仁，进士出身。他在宋仁宗一朝，做了三十多年官，曾先后做过知县、知州、知府及转运使等地方官，也做过谏议大夫、监察御史、御史中丞等中央监察官，后任天章阁侍制、龙图阁直学士，官至枢密副使。包拯是北宋著名的司法、监察官员，是维护封建法制的刚直“清官”，遣著有《包孝肃奏议》。包拯所处的历史条件，虽然还是北宋所谓的“太平盛世”时期，但是，这时的宋王朝已趋国困民贫，政治腐败，危机四伏。外有契丹族的侵扰威胁，内有宦官贵族横行，豪强兼并盘剥，官僚机构重叠，苛捐杂税繁重，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包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并实践他的一系列“忠君宽民”、“兴利除弊”、“秉公执法”等政治法律主张的。在政治法律上，他主张治国应以恤民为本、立法不得害民。他说：“且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当务安之为急”(《包拯集》卷七《清罢天下科举》)。“如果对人民横敛不已，人怀危虑，或因岁之饥馑，以吏之残酷，相应而起，涂炭海内，此乃心腹之患”所以“且国家富有天下，当以恤民为本”(《言陕西盐法》)。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常常深入民间了解苦情，并甘冒风险，多次上书，为民请命。在司法、监察工作中，包拯坚持严厉惩治贪官污吏，竭力为国为民除害。他目击当时，“挟奸佞则蔽善而背出，溺爱憎则卖直而嫁祸，����然但以势力相轧，苛得无耻”(《论委任大臣》)的营私舞弊，你争我夺的腐败现象，要求廉洁清正，抑制宦官贵戚的特权，严惩贪官污吏。包拯说：“臣闻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今天下郡县至尸，官吏至众，而赃污擿发，无日无之……虽有重律，仅同空文，贪猥之徒，殊无畏惮。”(《乞不用赃吏》)指出“善为国者，必务去民之��”。他总结历代统治经验，认识到贪官污吏，“横歛不巳”，是造成人民起义的重要原因，为了解除“心腹之患”，必须加强吏治，“以法律提衡天下”。不畏权势，秉公执法，是清官包拯最可贵的精神。他在担任朝廷谏官期间，敢于直言进谏，弹劾权贵。由于包拯“立朝刚严、闻者毕惮之，至于闾里童稚妇女亦知其名，贵戚宦官，为之敛手”。包拯之所以能做到不畏权贵、执法如山，敢于同一切贪官污吏作斗争，是因为他能自奉清廉，处处循法办事，无懈可击。他“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一皆绝之。”居家俭约，衣服器用饮食，虽贵，如为官之初。所以人们都以包拯笑比“黄河清”。(《宋史本传》)在他晚年，还曾立下一则家训：“后世子孙仕官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工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家训》)作为一个封建官员，不仅痛绝贪赃枉法，并用廉洁作风教育约束子孙，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今天看来，仍有教育意义。

(沈忠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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