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传统社会的历史遗产

依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交换关系和统治关系，对后者的历史发展或后者的不发达产生决定性的影响。^[1]殖民征服前的中美洲曾是玛雅文化的发祥地。作为古代印第安人的杰出代表，玛雅文化已经有了明确的国家意识和行为。西班牙的征服者打断了印第安人的文明进程。在经济领域，西班牙在殖民地实行重商主义的政策，认为财富来源于交换而非生产领域，对金银的掠夺以及对殖民地贸易的控制成为主要的经济政策，宗主国严格控制殖民地的产品结构，各地区实行单一产品生产，使之为宗主国的经济服务。如在1796—1820年，殖民统治后期，在新西班牙地区出口产品平均在1100万比索，其中墨西哥的洋红为140万比索，危地马拉的靛蓝为120万比索，洪都拉斯的白银为25万比索，余下的为加勒比的糖和安第斯地区的贵金属 。^[2]殖民统治三百年的历史中无法形成一个服务于本土利益的权力结构和经济机制，殖民地缺乏自发增长的结构性能力。政治上殖民地时代实行“纵向主义”管理，宗主国为了加强统治，不断地提高集权程度，其颁布的三十多万条法令对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生活中的细节都作了规定，限制了殖民地人民的自由。“数百年的殖民统治时期，伊比利亚殖民者把等级制、威权主义、世袭制、职团主义、政治一元化以及与之相冲突的政治反叛和对权威的抵制等文化特征带到了美洲，并在这块大陆上深深地扎了根。这些文化特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下采取了不同的形式。”^[3]通过直接的掠夺和半封建等级制的统治，西班牙在美洲建立了一个生产能力不足、收入分配不公正、政治结构保守落后的专制制度。1821年9 月，西属中美洲的危地马拉、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宣布脱离西班牙独立，开始了中美洲地区国家的新历程。

(二)　自由派改革与自由派专政

“自由主义思想在拉丁美洲的传播和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其在19世纪先后以多种形式进入了拉丁美洲，包括启蒙运动思想、功利主义思想、贸易自由主义思想、实证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等，拉丁美洲人并没有完全照搬欧洲的各种主义，而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地区有所选择地各取所需，使这些思想适应拉丁美洲的环境。”^[4]殖民统治末期，中美洲的上层精英认为，西班牙的贸易管制和政治专制是造成自身不发达的原因。事实上殖民地的独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摆脱西班牙的贸易管制，实现自由贸易。在世界其他地区，自由贸易政策的实施需要借助武力才能推行下去，而在拉美，获得独立的新国家则是积极、热情地加入到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究其原因，与拉美地区在殖民统治时期已较早被纳入到世界市场中，作为外围地区与中心地区建立了经济联系不无关系。在殖民统治的后期，拉美地区的重心集中在原料出口，“这具有深远的经济与政治后果。实际上这对于推动争取独立的政治运动，以及使独立后经济纳入特定方向，即进一步扩大原料生产出口，具有决定作用。农矿业的大生产者和大出口商在十九世纪之交以前因贸易自由化而在经济与政治上都增强了力量。……这些生产者和商人成了争取从西班牙独立的政治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和资助者。其目的在于获得政权并能自由扩大原料出口业务，从而增加了拉美对欧洲宗主国的更大的经济依附。”^[5]

在19世纪不少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自由贸易的消极影响。如1842年瓜达拉哈拉的马里亚诺·奥特罗指出，“贸易不过是外国工商业的消极工具”。他已经认识到工业国推销的自由贸易使拉美“保持在不幸的落后状态中，外国贸易因此能够得到一切好处”。^[6]自由贸易与自由竞争直接相关，自由贸易的收益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的分配是不均衡的。但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者鼓励自由贸易，他们认为自由贸易能够促进出口，这符合他们的利益。独立之初中美洲的生产基本上继承了殖民地时期的出口产品结构。英国纺织工业的需求为中美洲的靛蓝和胭脂红提供了市场，从1825年起，英国几乎对所有中美洲的主要出口产品胭脂红、靛蓝、染料木和红木等高级木材逐渐降低关税。由于中美洲各国没有安全的深水港，中美洲的对外贸易主要是通过英国治下的伯利兹进行的。1840年危地马拉将近60%的进口产品通过伯利兹运来，另外的20%直接从英国运来，其余的20%的3/4来自西班牙。^[7]英国的信贷在欧洲和中美洲之间形成了新的债务关系。1856年危地马拉的卡雷拉政府以危地马拉50%的关税收入作为偿还本息，向英国商业银行告贷。中美洲重新成为英国的商业殖民地。到19世纪40年代，哥斯达黎加种植咖啡获得成功的范例鼓舞了该地区其他国家开始种植咖啡，到1860年前后咖啡成为该地区的主要出口产品。

在政治上，启蒙运动的治国学说成为克里奥尔人追求的政治目标。1825年自由派控制立宪会议通过了新宪法，宪法效法1789年美国宪法和西班牙自由派制定的1812年宪法精神，规定国家保护自由、平等和财产的安全与个人自由，国家机构选举产生。形式上的代议制得以实现，但理想中的秩序与稳定并没有自动实现。相反，中美洲进入了自由党与保守党相争的内战时期。内战和动荡消除了自由之梦的光环，失望之余，他们转而从欧洲输入的实证主义中寻求新的出路。到19世纪中叶，没有一个中美洲国家能够逃脱保守派考迪罗的统治。保守派考迪罗卡雷拉统治危地马拉政治长达20年，直到 1865 这个强人去世才为本地区的自由派带来了希望。在考迪罗的高压控制下，中美洲进入了一个有秩序而无进步的时代。

到19世纪60年代后，第一代考迪罗相继去世，多数国家开始脱离混乱，建立起基本的秩序。取代保守派考迪罗的是贴有自由派标签的新考迪罗。为了与独立时的老自由派相区别，我们称他们为第二代自由派。第二代自由派进入权力政治的中心，开始了中美洲自由派改革与自由派专政的时代。在19世纪80年代，萨尔瓦多先后颁布法令，取消村社土地和公地，法令规定土地为使用者所有。这一明显有利于大地产主的改革加剧了土地的集中和不均衡分配。在危地马拉，1871年自由派推翻了比森特·塞尔纳的保守党政府。1873年胡斯托·鲁非奥·巴里奥斯开始了自由派改革。1873年政府夺取了教会的大量土地，规定只能种植咖啡。1877年的法令取消了租地形式，该法令涉及的土地大部分是公共土地，法令规定占用土地的人必须在6个月内购买所耕种的土地，所以大量的村社小土地被没收，土地改革最终实现了土地的集中和兼并。据统计，被没收的小土地共计74250公顷。土地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扩大商业农业的耕地面积，推动出口经济的发展。在1871年到1883年，政府共出售公共土地397755公顷。^[8]商业农业生产的扩大自然对劳动力的供应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保障大种植园经济的劳动力供应，1877年，自由党政府颁布了日工条例，允许咖啡种植者从高原的印第安人招募工人，这为强制劳动的制度延续提供了法律保障。强制奴役对真正的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无产阶级化都没有积极的影响。

对公共土地以及小农的土地的掠夺引起社会不满，对此，自由派政府总是动用武力加以镇压。专制与镇压与这一时期确立的代议制的政治制度极不相称，也使后者成为流于形式的虚设。严格的政治控制成为这一时期自由派政权的普遍特征。与第一代自由党人不同，19世纪后期执政的第二代自由派以实证主义为圭臬，强调秩序和社会规范，中央集权和暴力镇压成为维持秩序的手段。严厉的社会控制和寡头专政与独立后确立的自由民主的体制框架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专断及意识形态领域对印第安人与工农的歧视，决定了出口经济带来的收益无法惠及民众。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文化隔阂和政治经济上的对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和深刻。

(三)　初级产品出口经济与新依附的形成

哥斯达黎加火山高原有适宜的土壤和温度适宜于咖啡的生长，因此成为咖啡生产的先行者。19世纪30、40年代哥斯达黎加生产和出口咖啡的成功鼓舞了其他国家转向咖啡的生产。1870年后咖啡在中美洲出口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已经确立。1890年该地区17940公顷土地中有13800公顷种植咖啡，占耕地的77%;1935年，46920公顷土地中有27600公顷种植咖啡，占耕地的59%。^[9]萨尔瓦多的生产历史能更好地印证咖啡经济在中美洲的影响力。咖啡生产需要适宜的气候和土壤，也需要信贷和交通体系提供支持。萨尔瓦多几乎没有适合咖啡生产的土壤条件，咖啡种植难度高。在得到英国的信贷支持后，当地的种植园主通过提高农业栽培技术获得了成功。最终的结果是在19世纪末期，萨尔瓦多的一些大的咖啡园里，咖啡的单位产量达到了世界的最高水平。在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咖啡的种植发展促进了交通系统的现代化。时至今日，该地区铁路体系的80%在1910年前后已经建成。在哥斯达黎加，1870年通往大西洋的铁路建成，将咖啡产区圣何塞和新建的利蒙港联系起来，通往大西洋的航线也将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直接联系起来。

咖啡经济的繁荣由于20世纪初国际市场需求的萎缩而戛然而止。在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前，世界咖啡市场已经出现生产过剩，1897—1907年世界咖啡市场的价格大幅下跌对中美洲的打击最为严重，直到1946年国际咖啡价格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面向出口的单一的咖啡生产对国内的粮食供应和消费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在哥斯达黎加，最好的土地耕种咖啡，谷物、玉米、菜豆等基本粮食作物的生产被排挤到贫瘠的边缘，粮食价格高昂且需进口，粮食危机经常发生，咖啡生产在哥斯达黎加继而在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引起了整个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改组。

与咖啡生长相比，香蕉生产与国内社会的联系更为薄弱。香蕉经济和贵金属开采被称为中美洲的飞地经济。中美洲的香蕉生产和销售从一开始就掌握在联合果品公司手里。1899年联合果品公司成立，开始了美国资本对中美洲香蕉生产的控制和垄断。根据中美洲国际铁路公司与危地马拉签订的合同，从1906年起，联合果品公司通过购买和新的租让，在危地马拉获得大量的土地，开始在危地马拉种植和出口香蕉。到1930年，在整个中美洲，联合果品公司控制了香蕉生产和出口的63%。飞地经济的扩张仅仅局限在种植园周围，政府把大量的土地和权益租借给外国公司，外国公司获得的租界权利广泛，包括对自然资源的使用、税收豁免、产品的免税进口(联合果品公司正是将这些免税商品作为工资的抵偿品销售给工人)。在洪都拉斯，支付给工人的通常就是在果品公司的商店才接受的代金券，工人的收入与本国经济切断了联系，这对民族产业和国内市场的形成几乎没有什么带动作用。铁路合同使外国公司掌握了国内的运输系统，由于无法获得运输，香蕉易腐烂，小农只好压低价格卖给外国大公司，在生产和销售的不同阶段，外国公司获得垄断地位。

出口经济的全盛带来了城市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咖啡和香蕉的生产和出口需要改善交通和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在出口经济的刺激下，金融和银行等服务体系初步形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该地区已经有23家银行，铁路、港口的建设随之带动了其他的公用事业的发展，与出口活动相关的各种服务行业以及政府行政机构的发展吸引了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城市化意味着现代照明、通讯和公共工程的出现以及医疗、教育和新闻的初步发展。20世纪初期受教育人群不断扩大，知识分子成为新的政治力量。在中美洲的主要城市中出现了中产阶级，在种植园和现代工厂、矿山中诞生了中美洲的无产阶级，社会变迁和阶级分化对中美洲的政治经济具有重要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第一代工会组织成立，1926年成立了中美洲劳工理事会，在1920年到1931年成立第一批共产主义政党。最初的工人运动中涌现出一批出类拔萃的领袖人物，如阿古斯丁·法拉本多·马蒂、奥古斯托·桑地诺以及米格尔·马莫尔等，他们对20世纪的中美洲的影响持久而深远。在哥斯达黎加，1934年的利蒙地区的香蕉工人的罢工赢得了这个国家独立工会的诞生。30年代桑地诺领导的游击战争对这一地区的工农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29年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使工人的处境更为不利，工人运动和工人组织得到更快的发展，为尼加拉瓜的游击战争和萨尔瓦多的农民暴动准备了条件。

19世纪的自由派改革使大庄园和种植园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远远超过了殖民地时期。出口经济的繁荣是以中美洲对欧美工业国的新依附为标志的。服务于出口活动的铁路网和电力网不是网状而是辐射状，把一国或数国的内陆地区同进出口的港口联系起来，这些港口再同宗主国相连。在19世纪的整个拉美国家，普遍出现了对工业化国家的新依附。但考虑到具体情况，特别是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出口的类型和方式，国家之间还是存在很大的差异。相比其他国家，中美洲的依附和屈从更为严重。这主要是因为外国资本同时控制了出口产品的销售和生产，优质的土地等生产资料被外国公司所有，政府向外国公司发放特许权、减免税收，提供生产和销售津贴和其他的鼓励措施，出口收益的高额利润流向外国公司，本国的一小部分人只是作为世界垄断资本主义的小伙伴参与利润的分配，这样的繁荣无益于国家的发展和民众福利的改善。在洪都拉斯，香蕉的销售从一开始就是掌握在几家大公司手里。1912年联合果品公司通过与政府签订铁路合同获得大片的租借地。在20世纪20年代期间，洪都拉斯生产的香蕉大部分是联合果品公司的。香蕉生产和出口是国民经济的核心，在1917年到1918年，洪都拉斯给予联合果品公司的免税额已经超过洪都拉斯政府的全部收入。垄断带来的是外国公司对政府主权的侵蚀，公司随意违反合同规定自行设定铁路路线的修筑，这些铁路与本国的国家利益无关，根据公司利益干预国家事务以及引发美国为维护公司利益进行军事干预的事情时有发生。

中美洲出口经济形成的依附更多表现在出口生产的单一模式，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被外国公司掌控，国内的民族资本受到更大的削弱，国内资本的积累和生产的多样化水平更低，社会的两极分化更为严峻。因此，即使是在1929年的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切断了这种依附性联系，因为国内的资本积累水平低，中美洲国家仍然无法及时调整经济结构，完全转向进口替代的生产。二战后中美洲国家的工业化和进口替代依然难以实现对农产品出口模式的替代。

(四)　经济自由主义的衰落

在整个19世纪，依据国际市场需求进行专业化分工和为外国市场生产出口产品被认为是实现社会进步和现代化的捷径。哥伦比亚的财政部长在1948年对国际分工和交换做了这样的解释：“在一个拥有能够支撑可观的和有利的出口贸易的丰富的矿产和农产品的国家，法律不应该试图鼓励居民离开农业和采矿业的岗位而去搞各种工业……欧洲通过对各种原材料的加工而完成她的使命。我们也应该完成我们的使命。并且，如果考虑到上帝赋予这块土地上的资源，就会很清楚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应该给欧洲提供原材料，同时对欧洲的制造业产品敞开大门，促进贸易的繁荣和它带来的利益的增加。”^[10]这段话几乎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比较优势和绝对优势学说的翻版，也反映了古典自由主义对拉美治国思想和行为观念的统治。面向国际市场的外向型经济在二战前达到了高潮。1929—1930年，咖啡和香蕉的出口收入占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出口收入的90%。在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占70%。^[11]经济危机爆发后，国际上对中美洲农产品的需求下降，出口下降直接限制了进口能力，外贸、公共开支和国内生产总值直到1945年才开始恢复。中美洲国家对经济危机采取的应对之举依然是正统的经济自由主义的解决方案，大幅度削减公共开支，压低工资或限制金融资源的政策进一步降低了国内需求和消费，危机加剧。危地马拉政府压缩公共就业，削减工资，利用义务劳动进行公共设施的建设，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把行政费用压缩到接近瘫痪的地步。

经济危机直接催生了政治上的独裁和专制，中美洲国家通过强化该地区文化中的根深蒂固的独裁来保护传统的政治秩序，这也恰恰是社会不稳定的真实映射。在萨尔瓦多，因生活状态急剧恶化而起义的3万农民被处死，这显示出该地区的统治体系是建立在与出口经济相联系的大地主阶层统治农民大众的能力的基础上。20年代后，独裁和专制成为维系摇摇欲坠的社会的唯一手段。因为军政府拥有巨大的镇压能力，因此对民众抵抗的反应就是建立军政府，30年代中美洲地区的四个国家处于军人独裁的高压统治下。

[1] 参见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依附的结构》（Theotonio　Dos Santos，“The Structure of Dependence ”），载乔治·克兰、埃布拉·阿玛韦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演进》（George T. Crane and Abla Amawi eds.: TheTheoretic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剑桥大学出版社，第144页。
[2]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1卷），林无畏等译，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版，第403页。
[3] 王晓德：《关于拉美历史上“考迪罗”统治形式的文化思考》，《政治学研究》2004年第3期，第34页。
[4] 韩琦：《论自由主义对19世纪拉丁美洲的影响》，载《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205页。
[5]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高铦，高戈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89页。
[6] 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迟越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82—183页。
[7]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3卷），徐守源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04页。
[8]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5卷），胡毓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13页。
[9]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5卷），第211页。
[10] 米盖尔·厄若提：《哥伦比亚劳动运动的发展》（Miguel Urrutia，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lombian Labour Movement），耶鲁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7页。转引自尹保云著《现代化通病》，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页。
[11] 莱斯利·贝瑟尔：《剑桥拉丁美洲史》（第7卷），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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