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2月15日 阅读：139 评论：0

(一)　政治危机
20世纪70年代末中美洲出现了全面的危机。贯穿整个80年代的内战、冲突和债务危机将中美洲人民带入了灾难的深渊。毋庸置疑，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发生全面危机的根源必定是根深蒂固的。革命前的尼加拉瓜，大部分社会财富集中在三大家族手里，仅索摩查家族就控制了近40%的国民经济，霸占了全国1/3的耕地。萨尔瓦多的14个家族控制了75%的国民经济。危地马拉的经济命脉掌握在20个家族手里。出口导向的寡头集团与外国利益结盟将本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排除在利益分配和权力结构之外。经济的增长是通过聚敛资源，降低工资，掠夺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源而非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的。70年代后期中美洲多数国家劳工的实际工资都出现了下降。1980年尼加拉瓜20%的最贫困阶层仅占3%的收入，20%的最高收入者拥有58%的财富。萨尔瓦多占总户数20%的最贫困阶层仅占总收入的2%。20%的最高收入者拥有66%的财富。财富和权力被一小部分寡头所垄断，广大的民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被排除在政治权力和经济收益的分配进程之外。这种极端的两极分化格局决定了中美洲社会冲突呈现多阶级的特点。
早在20世纪30年代，桑地诺领导尼加拉瓜进行反寡头运动时就提出了多阶级合作的斗争方向。他称：“我们的口号既不是极右，也不是极左。……我们的斗争是以没有意识形态标记的各社会阶级之间的合作为基础的。”^[1]多阶级合作无疑是对抗强大的寡头统治的有效方式，但20世纪30年代的尼加拉瓜，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是新生力量，政治动员和政治整合能力极为有限，多阶级合作的现实条件不够成熟。70年代的情况就大为不同了。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基督教社会党和独立自由党是尼加拉瓜的中间政治力量，虽在选举中获胜，但在索摩查家族的选举舞弊和运作中始终无法参与政治。70年代这些政治力量与尼加拉瓜的革命力量结合形成了全国反对派大联盟。1961年反对索摩查的革命组织成立了桑迪诺民族解放阵线，以桑地诺思想为斗争纲领，领导尼加拉瓜推翻独裁专政的革命运动。1979年桑解阵成立了包括左翼的人民团结运动和独立自由党、基督教社会人民党在内的全国爱国阵线，实现了对索摩查家族的最大程度的孤立，这是尼加拉瓜革命能够成功的原因之一。这种多阶级联合的思想同样在危地马拉的全国革命联盟以及萨尔瓦多的马蒂民族解放阵线的行动中有明确的表现。
多阶级的联合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70年代末中美洲的冲突是在广泛的社会动员的基础上表现出来的。斗争的方式不仅仅是游击战争、武力对抗，还包括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如1977年11月伊斯塔瓦坎矿工的长途游行，1980年2月危地马拉南部海岸地区农业工人的罢工，萨尔瓦多的占领劳工部和教堂的罢工等。广泛的群众运动一旦与有组织的武装斗争结合，必定引发政治地震。1979年桑解阵推翻了统治尼加拉瓜长达43年的索摩查家族，在中美洲政治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不仅是一个家族统治和军人、寡头独裁的结束，这是一种建立在极端个人主义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上的国家秩序的终结。……从外部来看，这是美国扶持地区独裁，以军事、政治和经济手段保护美国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的失败。”^[2]
在尼加拉瓜革命的影响下，萨尔瓦多爆发了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和革命民族阵线联盟的反独裁斗争，危地马拉的游击队在全国革命联盟的领导下展开了革命行动。尼加拉瓜革命、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内战说明了传统的寡头政治经济体系的危机到了总爆发的阶段。美国的干预使中美洲的冲突持续了十余年。1991年中美洲危机尚未彻底解决之时，美国对中美洲的援助高达8亿美元，1996年在中美洲和平进程实现后，美国的援助降到1.3亿美元。^[3]可见，中美洲冲突的真正解决有待摆脱外来的支配力量。发生在尼加拉瓜、危地马拉、萨尔瓦多的内战给中美洲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危地马拉大约有6万人死于战乱，直接的经济损失高达170亿美元。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分别有6万人和7.5万人死于战乱，经济损失分别高达170亿美元和15亿美元。进入90年代，尼加拉瓜于1990年2月举行大选，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选举失利，政治优势受到削弱。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政府与反政府武装分别在1992年、1996年签署了和平协议，放下武装。中美洲的政治和解与和平进程逐渐完成。
(二) 债务危机
周期性的繁荣与萧条是世界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70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提高石油价格直接诱发了世界经济的滞胀危机。工业化国家对初级产品的需求下降，初级产品的价格大幅度下跌对中美洲出口部门造成巨大的冲击波。从1980年到1985年间，除了哥斯达黎加外，中美洲国家的出口呈负增长。洪都拉斯出口年均增长率为-7.2%，萨尔瓦多为-5.3%，尼加拉瓜为-2.9%，危地马拉为-1.3%，哥斯达黎加为0.3%。^[4]出口的下降直接影响了进口能力。在50年代到60年代的工业化阶段，工业的进口替代形成了逐渐依赖进口原材料、中间部件和资本货的过程。在出口收入减少、资本投入不足、生产增长率下降的综合性危机的打击下，国民经济陷入倒退。如表二所示，与80年代前的20年相比，中美洲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出现大幅衰退，危地马拉在整个80年代为负增长，萨尔瓦多受战乱的影响经济陷入停滞，即使是经济业绩一向较好的哥斯达黎加，1965—1980年期间，该国的国民生产增长率的平均值为6.2%，1980年骤降到0.8%，1981年为-2.3%，1982年为-7.3%。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6.2　中美四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1980—1990

资料来源：胡安·巴塔里：《中美洲四国的经济政策：模式和可借鉴的教训》(Juan J. Buttari，Economic Policy Reform in Four American Countries Pattern and Lessons　Learned)，载《美洲研究和世界事务》(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第34卷，1993年春季号第1期，第182页。
面对外汇短缺、国内投资不足、生产萧条的困境，中美洲国家开始举借外债维持经济的运转。中美洲地区的债务从1970年的8.95亿美元扩大到1980年的84.56 亿美元，1987年攀升为184.81亿美元。^[5]70年代国际资本市场充斥大量的石油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私人借贷的比例上升。中美洲国家向商业银行的借款不断增加。到1982年私人借贷在外债总额中的比例达到49%。中美洲国家的外债主要是公共债务。在70年代初，公共外债在中美洲的债务总额中不到50%，到1984年已经达到93.5%。^[6]偿还外债、还本付息成为中美洲政府财政的沉重负担。
(三) 新自由主义的转型
80年代是中美洲各国的“失去的10年”。各国普遍出现了经济停滞甚至是衰退，具体表现为巨额的外贸逆差，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出口下降，外资抽逃，外汇储备枯竭，失业率攀升，大多数国家的社会指标恶化。以哥斯达黎加为例，1982年通货膨胀高达90.1%，商品出口增长率为-13.9%，出口收入的54.4%用于清偿债务，外汇储备为-137.1%，失业率高达到9.4%。在中美洲，哥斯达黎加一向以政治和经济稳定著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可以想见，其他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相比更为严峻。为了获得国际信贷，推动经济复苏，这些国家必须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方债权国提出的借贷条件，采纳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方案，进行结构性调整。1983年哥斯达黎加率先开始了调整改革。危地马拉则在1986年、萨尔瓦多在1989年终被纳入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大潮中。与拉美其他国家相比，受中美洲冲突的牵制，中美洲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转型启动较晚。进入90年代，中美洲内战基本得以解决，中美洲各国的精力和资源投向经济领域，开始了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历程。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重点是政府放松对经济的管制，减少对市场和价格的干预，国有企业私有化，对外领域实行汇率贬值，消除贸易限制。哥斯达黎加的改革进程如下：1984年开始私有化改革，1985采取了钉住汇率制，1986年贸易自由化改革全面启动，同年政府修改工资指数，1987年削减对价格和基本粮食的补贴，1988年开始了金融部门的自由化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开列的药方旨在鼓励出口，减少政府开支，利用经济盈余偿还外债。改革的结果是以市场取代政府，市场重新掌握了对资源进行配置的优势。
90年代中美洲国家走出了停滞和衰退，经济实现了低度增长。1990—1999年，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这五个中美洲共同市场的成员国的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4%(1980—1989年为0.7%)。人均GDP的增长率为1.2%(1980—1989年为-2.1%)。^[7]经济的复苏与推动出口的结构调整有直接的关系。90年代以来，中美洲国家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发展客户工业，对外资提供优惠政策，制造业获得一定的发展。下表是90年代前半期中美洲共同市场内非传统产品出口，可以反映中美洲国家出口结构调整的一般情况。

表6.3　中美洲共同市场非传统产品出口的区域内贸易(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拉里·威尔莫：《中美洲的出口导向政策》(Larry Willmore： Export Promotion Politics in Central America，)载《拉美经委会评论》(CEPAL Review)第62卷，第181页。
表中资料显示，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在地区贸易和合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危地马拉为例，从1986年到1990年非传统出口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分别为-2、6.3、9.7、7.9、14.8，逐年递增的趋势相当显著。^[8]如果考虑到哥斯达黎加经济较为发达的背景，可以这样认为，哥斯达黎加在地区经济合作中的参与还有拓展的空间。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出口占地区内贸易的比重高达60%。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则始终无法扭转贸易逆差，在地区内贸易份额中只占15%。以上数据也反映出中美洲的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不平衡的特点。
非传统产品出口的增加固然与政策扶持和资源的重新配置有很大的关系，不能忽视的是，出口增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从国外进口原材料、间投入品和资本货。以70年代的统计数据来看，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进口构成中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所占的比重最高，分别为45%、44%、33%、38%、38%。^[9]在90年代后中美洲国家经常项目赤字一直没有改观。1995—1999、2000—2002、2003—2006的三个阶段，经常项目赤字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一直徘徊在5%左右的水平上，2003—2006年，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赤字从81亿美元升到了137亿美元，年增长为19%，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增长为10.6%，同期进口增长为13.2%。^[10]深入分析出口繁荣，特别是非传统出口产品迅速发展的内在因果关系，那么，新自由主义政策调整的效果就不容乐观了。进入2000年以后，除洪都拉斯外的其他国家的国民经济增长率均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也比拉美国家的平均水平低。同期，中美洲国家出口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也在逐渐下降(如图6.1所示)。^[11]导致中美洲出口在世界贸易中份额的下降的因素中，一方面是中国和亚洲出口份额增加所致，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美洲国家的竞争力下降、出口导向的政策调整带来的刺激动力相对有限的事实。

图6.1　1997—2005年中美洲共同市场出口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

以通货膨胀水平来衡量国内经济的运行，结果同样令人悲观。改革后中美洲的通货膨胀的平均水平为25%，尽管与80年代相比有所改善，但依然高于80年代前的水平，因此，有分析认为，若没有实行结构调整的政策，中美洲的通货膨胀能控制在18%的水平上。^[12]从1997年到2006年，中美洲共同市场成员国的通货膨胀率高于拉美国家。
新自由主义改革宣告了二战后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模式的终结。在国家和市场的博弈中，市场的优势地位得以确立。从结构调整的政策措施来看，政府终又成为出口部门集团的代言。换言之，政府成为初级产品出口部门与外国资本实行政治经济控制的工具，政府对收入进行再分配能力受到削弱。在国内社会领域反映出来的是一部分与出口相关的利益群体获得更多的好处。在开放的经济竞争中，降低劳动力成本成为企业主提高竞争的直接选择。劳工阶层的工资条件进一步恶化，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统计显示，80年代61%的中美洲人口处于贫困化的状态中，到90年代这一数值上升到69%，中美洲五国中，除哥斯达黎加外，洪都拉斯、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尼加拉瓜的贫困人口都有增加，并且贫困率都在70%以上。^[13]在国际市场，中美洲的出口产品构成中，尽管非传统产品的比重有所增加，但因总体的经济规模小，制造业的出口创汇能力有限，在国际市场上中美洲依然无法改变贸易条件不利的处境。可以说，新自由主义改革加深了中美洲国家在对内和对外政策领域中的脆弱性。

[1] 莱斯利·贝瑟尔：《剑桥拉丁美洲史》（第7卷），第345页。
[2] 莱斯利·贝瑟尔：《剑桥拉丁美洲史》（第7卷），第215页。
[3] 理查德·斯塔勒-肖尔克：《中美洲：前进和后退》（Richard Stahler-Sholk,Central America: A Few Steps Backward， a　Few Steps Forward），载《拉丁美洲观察》（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第26卷，1999年第2期，第4页。
[4]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87》（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87），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20—221页。
[5] 莱斯利·贝瑟尔：《剑桥拉丁美洲史》（第7卷），第215页。
[6]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87》（World Development Report:1987），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38—239页。
[7] 美洲开发银行：《中美洲报告:2004—2006》（Inter-America Development Bank:Central America Report 2004—2006），布宜诺斯艾利斯2007年版，第57页。
[8] 胡安·巴塔里：《中美洲四国的经济政策：模式和可借鉴的教训》（Juan J. Buttari，Economic Policy Reform in Four American Countries: Pattern and Lessons Learned）,载《美洲研究和世界事务》（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第34卷，1993年春季号第1期，第205页。
[9] 赫克托·佩雷斯·布里诺利：《1950—1980年中美洲的经济增长与危机》（Hector Perez Brignoli，Growth and Crisis in the Central American Economies，1950—1980）,载《拉丁美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y）第15卷，第381页。
[10] 美洲开发银行：《中美洲报告：2004—2006》（Inter-America Development Bank:Central America Report， 2004—2006），布宜诺斯艾利斯2007年版，第3页。
[11] 美洲开发银行：《中美洲报告，2004—2006》（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Central America Report,2004—2006），中美洲经济一体化秘书处（SIECA），2007年版第17页。
[12] 胡安·巴塔里：《中美洲四国的经济政策：模式和可借鉴的教训》（Juan J. Buttari，Economic Policy Reform in Four American Countries: Pattern and Lessons Learned）,载《美洲研究和世界事务》（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第34卷，1993年春季号第1期，第207页。
[13] 卡洛斯·维拉斯：《对后革命时代中美洲民主化的探究》（Carlos M.Vilas，Prospects for Democratisation in a Post-Revolutionary Setting: Central America），载《拉丁美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y)第28卷，第4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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