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拉美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经验,依附理论突出强调了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根源在外部因素,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处于外围地位的国家被不断纳入到世界经济的商品链中。世界体系论也认为,现代世界体系首先是世界经济体系,有其整体的发展与变化规律,并支配和制约着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局部的发展与变化。外围地区卷入现代资本主义的方式和过程,特别是各个地区在现代世界所处的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各个局部社会的现代特征,都必须在这个体系中来理解。基于这样的理论视角,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美洲不发展的根源就在它以初级产品出口模式融入国际市场,在多数国家进行了工业化和生产的多样化之后,它却仍然继续依赖从殖民地时期形成的初级产品出口经济模式。经济规模小,且又较早和较深地卷入国际经济体系中,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脆弱性在中美洲国家得到了突出表现。
中美洲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也影响了国内的政治经济选择。在独立后的漫长历史中,中美洲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充满了暴力、掠夺和冲突对抗的色彩,尽管与其国内的传统结构有直接的关系,但不能忽视的是,通过经济交换的纽带,中心地区的资产阶级在外围地区培育了自己的代理人,实现了世界范围内的跨国合作。面对强大的外部压力,中美洲国家的阶级斗争超出了传统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抗的范畴,具有了多阶级联合实现民族民主革命的艰难使命。
诚然,将中美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上述观察都有相应的事实提供经验支持。但通过进一步考察中美洲各国内部的发展差异,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外部因素可以把握中美洲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规律,但无法解释哥斯达黎加的发展与其他几个国家不同的根缘。为什么中美洲的其他国家出现了自由派专政与土地改革,而洪都拉斯却是例外?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美洲国家能推行程度不同的改革,而在之前的历史却无法实现?中美洲的发展进程还有更多的问题,显然仅仅关注外部因素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从另外的角度,即从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结构和政治经济力量的互动中可以有新的答案。哥斯达黎加之所以长期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中保持稳定和发展,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政府与社会集团关系中没有一个像其他国家一样强大的寡头集团制约,政府能以国家利益而不是部门和集团利益行事;同样,洪都拉斯长期为外国控制,也是因为政府根本无法代表国家与外国公司博弈,萨尔瓦多的阶级对抗和社会冲突突出是因为咖啡业主的利益强大。因此,关于中美洲发展的历史及前景,“更深一层的问题不是战略的选择,而是谁来选择、怎样实施和为谁服务,简而言之,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1]。
[1] 朱天飚:《比较政治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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