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哥斯达黎加：国家主导型的均衡发展
在中美洲，哥斯达黎加是唯一的白种人占多数的国家。在殖民征服时期，哥斯达黎加的印第安人减少到几近灭绝，在殖民统治的历史中没有出现强大的殖民统治机构。独立后哥斯达黎加国内只有6万居民，获得土地相对容易，这成为小地产制得到充分发展的基础。种族和经济发展的特点影响了哥斯达黎加的政治经济秩序不同于其他国家。独立之后的漫长历史中，在其他国家，政府成为商业寡头集团和外国公司的利益代言人，无法独立地制定和实施有利于国家发展和增进社会福利的政策。哥斯达黎加是个例外。一方面，哥斯达黎加政府具有较强的国家能力和较大的国家自主性。^[1]国家对出口种植园较早开始征税，对外国企业和私人业主的义务进行明确的规范。早期的宪法承认政府有实行社会保障的义务，社会保障的资金由政府、雇主和受保人三方捐献。大多数自由党和保守党人较少采取压制而更多倾向于社会改革，政府在卫生、教育和劳工立法等问题上的作用比其他国家积极。另一方面，哥斯达黎加的政治体制具有包容性，公民可以参与政治，各种政治力量可以角逐权力。1871的宪法就增加了工人结社自由、有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权利。1902年选举改革后国家的选举制度以普遍的无记名的直接投票为特点。与中美洲其他国家的军人或外来势力干预政治不同的是，哥斯达黎加的政权交接能在宪法框架下实现更替。国内的政治力量和统治阶级中的各派势力都可以参与权力的角逐。1931年的大选中，共产党可以以工人和农民集团的名义参加议会选举。从1941年到1948年，哥斯达黎加的瓜亚迪尔政府和特奥多罗·皮卡多政府就是一个汇聚共产党和天主教力量的多阶级联合的联盟政府。
1953年，菲格雷斯代表的民族解放党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开始了以发展主义为指导的现代化改革。菲格雷斯认为私有财产具有促进社会福利的功能，但这一功能无法自动实现，需要通过国家干预实现这一转化。为此，宪法强化了国家对公共事务的干预机制，确立了国家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在经济领域，国家保护和发展民族工业领域，鼓励出口的多样化。通过银行的国有化，打破了大种植园主对金融和信贷的垄断。在政治领域，通过宪法改革取消了军队的常设机制，杜绝了军人干政的可能。在司法领域，设立选举法庭，保障司法独立和选举的公正。哥斯达黎加的成功的因素中，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在与出口集团和外国资本的竞争中，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借用国家的力量占据了优势。1970年菲格雷斯再度当政，哥斯达黎加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保障和收入的再分配，中产阶级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哥斯达黎加的发展又被称为是 “中产阶级的集中模式”，又因政治稳定而享有了“中美洲和平绿洲”的美誉。^[2]
菲格雷斯实行的宪法改革对民主体制的延续和发展影响深远。宪法修正案对前10年的政治经济改革提供了制度保障。新宪法提出了分权的制度设置，限制了总统权力，与中美洲其他国家不同的是，设立最高选举法庭，作为第四个权力机构，独立行使权力，处理一切选举事务，力求消除腐败，加强公民权益。宪法承认男女平等，妇女享有选举权，但作为对反共政策的延续，宪法重申禁令，禁止在活动、纲领和国际交往上被认为与共产党一致的一切政党的存在。这项禁令一直延续到1974年。宪法取消了军队作为一种常设机制，这使得它明显不同于其他国家，以宪法条文废除军队，杜绝了军人干政的可能。与其同时，宪法承认司法独立，加强了自由派自独立以来一直追求的目标。取消军队和司法独立对哥斯达黎加的民主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新宪法加强了国家对公共事务的干预机制，批准了国家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菲格雷斯政府利用在议会中的多数席位，通过行政管理系统的改革实现了国家行政管理的现代化和稳定化。国家开始提供各种服务，发展交通网。承建重要的能源工程，普及教育，国家为社会发展和新兴的中间阶层的崛起提供了保障机制。哥斯达黎加的突出特点是国家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发挥干预作用。菲格雷斯的成功就在于将改革同社会新兴阶级的需要结合起来，这在当时是符合国家利益的进步之举。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借用国家的力量为本国的现代化创造了一个国内市场，又借助于国家的干预在与出口集团和外国资本的竞争中占据了优势。新兴力量借助民众主义保持了经济和社会霸权。
菲格雷斯时代的改革成果在乌拉特政府和奥尔利奇政府(1962—1966年)内得到延续。1970年的选举中菲格雷斯本人再次当选，此时哥斯达黎加政府的政治目标是消除极端贫困。政府建立了社会援助混合委员会，提出用10年的时间消除极端贫困。通过实施家庭补贴计划，扩大了社会保障的范围，受保障人口比例从46%提高到1978年的85%。1978年作为该党的候选人，奥杜维尔上台执政，他继续了本党的既定政策，完成了社会保障的普遍化，扩大了国家服务的范围和通信交通设施的建设，保健设施的覆盖率由1970年占居民总数的46%上升到1978年的86%，1978年婴儿的死亡率降至2.1%，人口的平均寿命超过70岁。^[3]
自1948年以来，哥斯达黎加的政治与民族解放党紧密连接在一起。民族解放党领导了1948年的革命，开创了由本国民族资产阶级执政治国的历史阶段。相对中美洲其他国家饱受外来干涉的艰难历程，哥斯达黎加在一个强有力的、实行发展主义改革的民众主义政党的带领下，能独立自主地推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20世纪80年代，经济危机、地区冲突和外来影响的加深，给哥斯达黎加带来了空前的挑战。但哥斯达黎加并没有发生邻国那样的战乱，在该国也未发生六七十年代的民主化 “第二次回潮”，被誉为拉丁美洲稳定民主的样板。
(二)　危地马拉：传统、变革与颠覆
如果说，哥斯达黎加是中美洲的例外的话，危地马拉则是中美洲传统的代表。殖民地时期危地马拉的人口构成中，印第安人占的比例最大。危地马拉又是西班牙在中美洲殖民统治的政治中心和商业中心，这种传统使危地马拉具有了更多的专制色彩。19世纪在自由派和保守派相争的历史中，危地马拉的考迪罗拉斐尔·卡雷拉(1838—1865年)统治危地马拉长达20年之久，卡雷拉也成为西半球最有力的考迪罗之一。不仅如此，在他执政时期，危地马拉成为支持本地区保守派考迪罗的大本营。中美洲的自由派只有在卡拉雷去世后才掌握了政权。19世纪中叶之后，实证主义在危地马拉大行其道。1854年尼加拉瓜国徽上的标语是“自由、秩序和劳动”。对秩序的尊崇除了希望摆脱内乱，实现政治稳定的目标追求之外，还可以在尼加拉瓜的殖民统治经历中找到历史的回应。实证主义强调的等级秩序和家庭本位与西班牙的殖民统治文化可谓是异曲同工。这也能解释为什么独立后危地马拉的政治具有保守的特征。
1871年自由派开始统治危地马拉。作为自由派考迪罗的代表，胡斯托·鲁菲诺·巴里奥斯(1873—1885年)启动了国内的土地改革运动。土改的中心任务就是将土地从村社公共财产变成生产出口产品的私有财产，土地自由流动带来的是土地的集中和兼并。自由派改革的高潮阶段正是咖啡成为主要的出口产品，弗兰克认为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自由派夺取政权和实施他们的政治—经济政策的自由派改革，并不是简单地在自由派思想传入时发生的，而是当新的单一出口产品(咖啡、糖、肉类、小麦、棉花、锡等)充分扩大为占到全国总出口的50%以上的时候。 ……正是出口生产的扩大使得某些部门的资产阶级得到经济与政治理由以及权力来推行自由派改革。”^[4]在危地马拉，咖啡生产开始于1856年，到1875年咖啡已经是主要的出口产品，而自由派革命发生在1871—1873年。与之相印证的是，洪都拉斯从来没有成为咖啡出口国，那里的自由派革命的尝试完全失败了。
在危地马拉的出口产品中，香蕉的生产和出口后来居上，这对危地马拉的政治和经济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在中美洲，咖啡生产多为本国的大地主和大种植园主所掌控，而香蕉生产和销售则被外国公司所持有。1901年美国的联合果品公司开始在危地马拉生产香蕉。香蕉经济是典型的飞地经济。在乌维科(1878—1946年)独裁时期，联合果品公司成为危地马拉的“国中之国”。在1944年的10月革命中，乌维科被推翻。从1944 阿雷瓦洛政府的改革到阿本斯政府被美国颠覆，危地马拉改革历经10年，改革的历史被称为“十年之春”。阿雷瓦洛政府的改革主要是针对国内土地寡头集团进行的民主改革。而阿本斯肩负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双重使命，立志将危地马拉从一个经济附属国变为经济独立的民族国家，把一个半封建式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变成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在改革的头两年，91.8万英亩的土地被没收分给8.8万户农民。联合果品公司拥有的65万英亩的土地中15%被确定为没收，其补偿费用将与该公司1950年的税收相抵消。^[5]土改对联合果品公司的触动最为深刻。阿本斯政府实行的土改是中美洲国家第一次基于民族国家的利益和民众福利而对土地占有制度进行的调整，对传统的大地产制为基础的政治经济秩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为了摆脱对美国的依附，阿本斯政府推进了公路、港口、电力等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国有化运动。危地马拉改革直接触动了美国跨国公司的利益，维护美国公司的海外利益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之一。对阿本斯政府的颠覆发生在冷战对抗的高潮阶段，美国的介入与干涉可以和30年后对尼加拉瓜桑解阵政权采取的行动相提并论。
“十年之春”的历史结束了，但改革的精神遗产一直是危地马拉变革的动力。出于对历史的怀念和对变革的渴望，危地马拉人走上了自发的武装反抗的道路。美国把危地马拉视为威胁其战略利益的且可能走上古巴道路的国家加以防范。自20世纪60年代后，危地马拉人就在恐怖、镇压与游击队的反抗中艰难前行。正如阿尔瓦洛·科洛姆所指出的，危地马拉的政治斗争并非是西方学者所强调的意识形态对抗，而是民族主义的反抗，是对美国颠覆阿本斯政府的一种反应。^[6]时隔36年后，危地马拉才实现了渴望已久的和平。战争结束了，导致社会冲突的贫困问题依然困扰着危地马拉人。联合国1999年的报告指出，仍有86%的危地马拉人生活在贫苦中。他们的政治选择将决定危地马拉的未来。
(三)　尼加拉瓜：战略要地与历史苦难
中美洲地域狭小，资源相对匮乏，但战略位置重要，中美洲地峡是连接南北美洲和大西洋与太平洋的要冲，独特的地理位置使该地区容易为外来势力所控制。尼加拉瓜历史的苦难和革命的艰辛都是从这一地缘政治特点开始的。在欧洲列强看来，在尼加拉瓜开凿运河是连接两洋的最便捷的通道。1850年的“克莱顿—布尔沃条约”使美国和英国联合起来，反对任何单方面对运河的控制。1916年签署的“布赖恩—查莫罗条约”确保美国开凿运河和建立陆、海军基地的权利。直到1929年经济危机使巴拿马运河航运黯淡，美国才在1932年放弃了开凿运河的计划，但对尼加拉瓜的控制并未因此而放松。美国在尼加拉瓜的干预不仅全盘接管了这个地区小国的政治经济，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干预已经影响了一代人的观念。尼加拉瓜的上层人士普遍接受了美国干预的思想，人们认为美国国务院在尼加拉瓜有它偏爱的人物，这些人物能够获得任何竞赛的胜利。因此，政治上的成功取决于使公众确信某个人或某一派享有美国的明确支持”^[7]。索摩查就是美国选中的代理人。
战后适应美国侵朝战争的需要，尼加拉瓜开始种植棉花。1949年棉花在出口经济中的比重不到1%，到1955年达到了38.9%，棉花对出口经济的贡献超过了咖啡的34.9%。1960—1965年棉花出口增长4倍，棉花成为第三次商业农业出口扩张的主导产品。新的出口项目的开发推动了经济的较快增长。到60年代中期，尼加拉瓜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其他中美洲国家(哥斯达黎加除外)并达到了拉美的中等水平。但尼加拉瓜的家族寡头统治决定了经济增长创造的财富并没有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产生贡献，相反，出口经济增长的好处基本上被索摩查家族所占有。60年代后期，1%的存款人拥有50%的储蓄。一个横征暴敛的家族之所以能长久把持政权，来自美国的支持是主要的原因。作为对美国无条件支持的回报，在对外政策领域，索摩查家族以美国马首是瞻。正是在追随美国进攻古巴的猪湾登陆失败后，由卡洛斯·丰塞卡·阿马多尔领导尼加拉瓜流放者成立了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
经过近20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桑解阵推翻了索摩查家族的控制，在尼加拉瓜建立了新政权。1984年11月举行的第一次大选中，桑解阵以67% 的选票获胜。制宪会议也由选举产生，奥尔特加当选为总统。从革命转向新国家建设，桑解阵政府将混合经济、政治多元化和不结盟作为原则，创造了包括左翼和右翼的联盟。但来自美国政府的遏制是尼加拉瓜发展的最大的外部障碍。美国无限期终止了对尼加拉瓜的双边援助，在美国的压力下国际组织停止提供借贷，国家经济面临困难。这种状况反应了一个历史上对美国高度依赖的小国摆脱霸权控制的艰难，1981年12月，美国组织、援助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装，对桑解阵政权开展了一系列的颠覆行动。这种“低烈度的战争”消耗了尼加拉瓜大量的资源，尼加拉瓜内战也成为中美洲冲突的核心问题。1990年的尼加拉瓜大选中，查莫罗夫人当选。虽然选举失利，桑解阵领导尼加拉瓜革命的贡献始终是这个政党的政治资产，而桑解阵开创的独立自主的治国经验和发展模式也为饱受外国欺凌的尼加拉瓜人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不同于中美洲其他国家的替代选择，无论是过去还是在将来都是如此。
(四)　萨尔瓦多：资源紧张与武装抗暴
萨尔瓦多是中美洲面积最小的国家，除了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外，其他的自然资源极度贫乏。人多地少决定了萨尔瓦多的土地分配最不公正。土地寡头的势力盘根错节，长期以来，土地寡头的专制垄断成为萨尔瓦多历史的一大难题。19世纪中叶靛蓝出口减少后，政府大力鼓励咖啡、可可、龙舌兰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生产。政府对种植经济作物的生产者赐予土地使用权。到19世纪末，在这个几乎没有适合咖啡生长的自然条件的国家，咖啡的单位产量达到了世界的最高水平，萨尔瓦多有了“中美洲的鲁尔区”之称。
咖啡经济的成功培育了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代表咖啡生产的大种植园主利益集团对萨尔瓦多政治有长久的影响力。19世纪，代表咖啡生产利益的自由派寡头集团推动了土地私有化和剥夺公共土地的进程。20世纪咖啡生产者组成了强大的资产阶级法人机构 ——咖啡协会。1942年咖啡协会改为萨尔瓦多咖啡公司，通过控制咖啡市场成为一个可以与政府平起平坐的经济内阁。萨尔瓦多的咖啡经济之所以具有竞争力，一个主要因素是该国有充裕的劳动力资源。咖啡种植园主可以通过压低价格、降低劳动力成本的方式提高产出。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的冲击下，萨尔瓦多工人的工资在两年的时间内从每天75美分下降到15美分。^[8]自19世纪后期以来，失地农民的不满，工农处境艰苦，土地等社会资源的分配极不公正，大种植园主的垄断和专制，社会不满和阶级矛盾以大规模冲突的方式得以释放。1931年以一系列的工人罢工和农民暴动为标志，工农运动出现了第一个高潮。1930年阿古斯丁·法拉本多·马蒂领导的萨尔瓦多共产党成立。在中美洲，萨尔瓦多的工会组织和工人运动走在地区的前列。政治和社会冲突导致了军队权力的不断膨胀，对军队的依赖及军人干政成为萨尔瓦多的政治文化。1930年左右，军队直接接管国家，1932—1980年，除少数时间外，国家政权始终处于军队的控制中。
二战之后军队内部出现了阶级分化。以奥斯卡·奥索里奥为首的一批中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军官开始对政治禁锢和经济垄断深感不满，接受了新思想的军官希望提高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和干预水平。1949年奥索里奥成立了民主统一革命党，经过两次选举，奥索里奥控制了政权，1950年萨尔瓦多开始了有发展主义色彩的改革。1950年的宪法中包括了赞成土改和一切财产的“社会功能”的条款，改革的学说中包含了一定的发展主义与经济统制的思想。1961年，民主统一革命党更名为国民和解党，一直保持了执政党的地位，直到1979年革命爆发。
萨尔瓦多与洪都拉斯接壤，长期以来，向洪都拉斯移民已成为该国的传统。到60年代大约有35万萨尔瓦多人生活在洪都拉斯。进入60年代，随着洪都拉斯国内的农业发展，萨尔瓦多人占有洪都拉斯土地和生产资源的问题成为导致两国关系紧张的一个热点问题。这一时期正是中美洲共同市场蓬勃发展阶段。在自由贸易区内，萨尔瓦多对洪都拉斯有较为有利的商业优势，移民和经济竞争导致两国爆发了“足球战争”。^[9]“足球战争”之后，大量的萨尔瓦多移民被迫返回本国，战争也加剧了萨尔瓦多国内的两极分化和工农的贫困化进程。不患寡而患不均，70年代尼加拉瓜革命的成功鼓舞了萨尔瓦多人，70年代出现的游击队联合成立“民主革命阵线—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革命联盟”，领导民众走上了武装抗暴的道路。内战相持了十余年，美国提供给萨尔瓦多的军事援助大量增加，1988年更是达到国家预算的一半。在美国的干预下，“萨尔瓦多已经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国家而更像是战场。……这里进行的是一场为美国而战的战争。美国平均每天投入100万美元支持军方和富人阶层，这就是战争持续的内幕”^[10]。事实证明，只有摆脱美国的支配和干预，萨尔瓦多的内战才能得到解决。
(五)　洪都拉斯：飞地经济与“无政府”社会
洪都拉斯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地理阻隔一方面限制了国内工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形成了地方割据。因交通不便且人口不足，东部地区更是长期处于半开发的状态。洪都拉斯的小农容易获得土地，历史上没有出现强有力的土地寡头，这与邻国萨尔瓦多形成对比，也是萨尔瓦多人移居洪都拉斯的原因。在洪都拉斯，阻碍社会进步的因素来自外国跨国公司。洪都拉斯的经济支柱以香蕉生产及贵金属的开采为主。1906年，联合果品公司获得土地租让的特权，开始了在洪都拉斯种植和销售香蕉。香蕉生产集中在沿海地区，土地、港口、铁路、电报等受外国人控制，洪都拉斯成为一个事实上的“无政府”社会。
在洪都拉斯，国内的政治人物多有在跨国公司中任职或兼职的经历(卡里亚斯政府的国防部长加尔维斯和议院的议长普鲁塔科·穆尼奥斯均是联合果品公司的律师)，政治竞争其实就是几大垄断公司之间的利益之争。因为国内没有中央银行，洪都拉斯在1942年以后开始从美国进口纸币和硬币以维持货币流通。经济主权几乎完全被跨国公司所拥有，政府和公司的博弈中，政府处于完全的从属地位。
1957年选举中上台的自由党候选人比列达·莫拉莱斯推动了社会改革。比列达的改革在两个方面有深远的影响，一是倡导进口替代的工业发展战略。1958年颁布了《工业发展法令》，政府对民族工业企业提供贷款、技术援助和税收优惠。二是在社会政策领域以承认和保护劳工权益为核心，先后通过了劳工法、劳动宪章和社会保险法，劳动保障和社会保障的原则得以确立。此后几乎所有的劳资纠纷都通过劳工法确立的协商程序予以解决。在拉美，比列达的改革被称为比列达主义。值得一提的是，在中美洲，在外国公司控制的飞地经济中，产生了现代意义的无产阶级。中美洲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工运动很多发生在香蕉种植园，由此可以理解洪都拉斯的劳工运动和劳工组织水平高、影响大。比列达政府的社会改革只是顺应了这一现实而已，20世纪50年代的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果。1948—1963年间，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翻了一番，达到14%。因为流行巴拿马病，香蕉生产陷入困境，洪都拉斯还是没有摆脱中美洲最贫困国家的地位。
洪、萨两国的足球之战后，战败的洪都拉斯国内勃发出前所未有的民族主义精神。洛佩斯·阿雷利亚诺军政府获得了巨大的声望，为1972年的再次执政赢得了民心。在他执政的第二任期内，开始了具有民众主义色彩的改革。1973—1974年间，11739户家庭从土改中获得好处，1975年颁布的新土改法，确定了私人拥有土地的最高限额。在工农运动的压力下，1974年军政府同其他的香蕉生产国成立“香蕉出口国联盟”对出售给外国香蕉公司供应国际市场的香蕉征收附加税。1975年，洪都拉斯取消了外国香蕉公司的特权，征收了美国两家果品公司在洪都拉斯北部的土地，收回了被外国公司控制的港口、铁路，并逐步实行国有化运营。
70年代的改革扭转了洪都拉斯的发展进程。在民族国家和跨国公司的博弈中，跨国公司的影响力受到削弱和抑制。与中美洲其他国家不同，来自国内的土地寡头的势力不大，工农运动对政治运行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些内在的、有利于现代化进程的因素开始发挥作用。从80年代以来的情况来看，洪都拉斯受债务危机的冲击较小，进入2000年，中美洲五国中，只有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分别保持了5.8%和4.5%的增长率，高于拉美的平均水平。^[11]
(六)　巴拿马：运河与美国的霸权
在20世纪的拉丁美洲历史上，巴拿马运河以及运河区的存在与美国的霸权控制及武力干涉联系在一起，因而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巴拿马共和国因巴拿马运河而诞生，自独立之日起，围绕着巴拿马运河的主权所展开的冲突和抗争始终贯穿于该国的历史进程中。
巴拿马位于中美洲地峡的最狭窄处，既是南北美洲的咽喉之地，又是两大洋洋际交通的交汇点。自1501年沦为西班牙殖民地以来，巴拿马地峡因商业和海运而发展起来，巴拿马也因此而具有不同于该地区的经济特征并削弱了同地区其他国家的共性和联系。
19世纪20年代西属美洲获得独立，巴拿马也脱离西班牙，加入了大哥伦比亚共和国。1834年哥伦比亚曾提出了建筑经过地峡铁路的计划，但因缺乏经济实力无法实现。此时，英国为了加强在中美洲的贸易地位，也在为攫取地峡做积极的准备。为了抵制英国的霸权扩张，1846年12月12日，哥伦比亚与美国了签署了《马利亚里诺—比德莱克条约》，哥伦比亚给予美国通过巴拿马建筑运河的权利，作为交换条件，美国保证哥伦比亚对巴拿马的主权。这是美国干涉巴拿马地峡的第一次法律行动。1855年美国的一家铁路公司修筑的巴拿马铁路通车。英、美两国的争夺为法国提供了可乘之机。19世纪70年代法国的洋际运河工程启动，80年代末因管理和资金问题法国的开凿工程失败，最终不得不以4000万美元的低价将公司出售给美国，美国在运河开凿问题中掌握了主动权。1903年哥伦比亚和美国签订了《海—埃兰条约》，批准了法国公司将租借权转让给美国，条约还为美国修建运河提供了横贯地峡10公里宽的运河地区及相关的特权。在哥伦比亚国内民众的反对声中，条约在议会被否决。美国转而扶持巴拿马当地的力量从事分裂活动，以筹建一个听命于美国的附庸国。
1903年在美国的支持下巴拿马获得了独立，这个因为运河而独立的国家，从一开始就必须迁就美国的利益。当时的一位评论家悲叹巴拿马“为了贪便宜而嫁给”美国，产生了一个“损害主权的杂种国家”。^[12]确切地说，在独立之后的很长时间，巴拿马根本无主权而言。根据1903年美巴条约，巴拿马必须将该国中部10英里宽的运河区的主权永远让予美国，运河区由此成立。美国一次性付给1000万美元和每年25万美元作为回报。条约的第7条给予了美国为了所谓的加强公共卫生措施和维持公共秩序而干涉巴拿马城和科隆城这两个运河终端城市的权力。在美国的压力下，巴拿马修改宪法，解散了军队，为运河区以及巴拿马本国的国家安全需要“美国的运河驻军保护”提供合理化的借口。1903年条约成为美国在巴拿马的国土上为所欲为的法律依据。在经济上，巴拿马的财政来源依赖运河转运和美国对运河发送工资和运河采购的收入。巴拿马的货币制度是以美元为基础，本国货币巴波亚只是作为辅币而存在。因为不存在中央银行，国内流通的美钞需要从美国进口，本国的财政大权被美国安插的财政顾问所把持。在政治上巴拿马的总统人选及选举须经美国的监督和同意，政治领袖一旦不合美国心意，经常面临被颠覆或被推翻的命运。1941—1948年阿努尔福·阿里亚斯因所持的民族主义立场，两度当选却被美国支持的力量推翻。
自独立伊始，运河区就是国中之国，是为了运河的航运和美国军队高效安全的通航需要而存在的飞地。在美国人看来，运河本身就是美国所拥有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资产。里根在竞选总统时公开宣扬，“我们买下了它，它是我们的”，这样的言论在美国国内一直很有蛊惑性。运河区悬挂美国国旗，运河的管理掌握在专设的总督和卫戍司令手里，实行军事化管理。运河和运河区的防务由美国的陆军承担。巴拿马所有的铁路计划都必须符合运河安全的要求。从1910年起，美国在运河区开始修筑军事设施，设在运河区的南方司令部下辖14个军事基地，其中的霍华德基地是拉美最大的军事基地，可以掌控西半球的一切空中行动。运河区还设有训练拉美国家军人的训练中心，美国在巴拿马的军事存在不仅是控制运河和巴拿马，更是为了控制拉美国家和两大洋的战略目标。
运河区的劳动力分为黄金级和白银级雇员，来自北美的技术人员和管理者领取金元，归入黄金级人员的工资名册。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半技术和非技术的劳工领取银币，被划入白银级雇员的工资名册，巴拿马人则被排除在外，很难享有航运繁荣带来的收益。在修筑运河后留在巴拿马的西印度人是当地最大的族群，他们建立了一套自己的保护性的亚文化。被贩卖到巴拿马修筑运河的华工，后来在经营零售、洗衣和餐业中艰难地生存下来，因为运河区而人为设置的隔离使巴拿马的社会呈现出一种混杂的状态。在很长的时间内，巴拿马都无法完成消除种族差异，实现种族融合的目标。“巴拿马是由于并为了运河而存在的”，这既是统治阶级中的普遍看法，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巴拿马人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现实。
1923年以阿莫迪奥·阿里亚斯为首的新一代民族主义者组成了共同行动协会，他们的行动旨在结束美国对巴拿马的监护，强化巴拿马的传统价值和文化，实现文化、社会和政治的真正独立。1931年阿莫迪奥通过政变上台执政，开始了修改巴美条约的谈判，这是对条约的第一次修改，内容包括运河区将来获得的土地须经巴拿马同意，美国放弃对巴拿马事务进行干涉的权利，从法律上巴拿马摆脱了美国附庸国的地位。在国内领域，阿里亚斯政府建立工农基金会，分配公地支援农业，援助城市贫民，建立大众储蓄银行。在改革政策中，创立巴拿马国立大学对巴拿马的发展意义深远。到30年代巴拿马大学成为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汇聚之地，学生开始高举自主的旗帜成为政治运动的先锋。在巴拿马反抗美国控制、追求独立的政治生活中，学生运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摆脱对运河经济的依赖，在20年代巴拿马政府开始寻求经济多样化的方案。1925年巴拿马通过了第8号法令，成立国家海商局，设立方便旗(flag　of convenience)采用开放的注册体系，鼓励外国航运公司在巴拿马登记注册，海运业由此得到发展。1948年希门内斯政府设立科隆自由贸易区，根据第18号法令，外国公司在巴拿马公共登记处注册后可以在科隆自由贸易区从事贸易、批发、加工和仓储等经营活动，并享受免税待遇。科隆自由贸易区的成功运行进一步降低了巴拿马对运河经济的依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大批获得主权的民族国家进入国际政治领域，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进程。巴拿马争取运河主权的斗争进入新阶段。1955年1月雷蒙政府与威森豪维尔政府签订了新约，运河的年金增加到193万美元，修改后的条约对美国在运河区的消费品销售和劳务做了限制，确立了美、巴雇员同工同酬的原则。1956年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的运动鼓舞了巴拿马的斗争士气。1958年5月，巴拿马学生把国旗插到运河区领土上以维护国家主权，导致与美国驻军发生冲突。1964年1月9日巴尔沃亚中学的美国学生无视官方的指示，擅自在校外升起星条旗，引发运河区和终端城市发生骚乱，造成22人死亡，恰里政府与美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在全国性的反美运动的支持下，1967年巴拿马政府与美国签订了新的条约，巴拿马从通行税中提取的租金提高到2500万美元，运河的运营和运河区的管辖权在1999年移交给巴拿马单方管理前由双方共享。60年代巴拿马的反美运动得到了拉美乃至世界范围的声援和支持。1964年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巴拿马反对美国的侵略、收回运河主权的行动。20世纪60年代发展中国家开始了联合行动抵抗西方的霸权秩序。事实证明，发展中国家能否集体行动，对于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可谓意义重大。
在巴拿马的历史上，一直由几个古老家族阿里亚斯、瓜尔迪亚、德拉瓜迪亚、阿罗塞梅纳、恰里、博伊德、巴利亚里诺掌控政权。60年代由于职业化的缘故，中级军官开始参与政治。到60年代后期，一直受到美国抑制的国民警卫队得到发展，职业军官特别是下级的职业军官向传统的权贵政治提出挑战。1968年10月国民警卫队通过政变成立了一个临时的执政委员会，这次政变使奥马尔·托里霍斯崭露头角，走上政坛。1972年巴拿马新宪法授予托里霍斯最高领袖的地位，直到1978年托里霍斯一直掌握着巴拿马的军政大权。
托里霍斯被人们爱戴，主要原因之一是他能够顺应巴拿马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要求，把收回运河主权作为执政的主要任务。“20世纪70年代早期证明是发展中国家冲击自由国际秩序的最佳时机。……因为在这一时期，第三世界国家在一些主要的国际论坛上占据了多数席位。”^[13]联合国一国一票的投票机制成为发展中国家表达意见的国际舞台。国际政治环境的这一变化为巴拿马解决运河的主权问题提供了有利的机会。托里霍斯把运河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使之国际化。1973年3月，联合国安理会在巴拿马城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巴拿马运河条约问题，巴拿马赢得了世界范围的支持。1977年巴拿马与美国签署了新的《巴拿马运河条约》，废除了《1903年的美巴条约》以及后来一切与运河有关的其他条约、公约、协定和换文等。美国承认巴拿马对运河区享有完全的主权，两国共同经营运河直到1999年为止，届时运河完全由巴拿马单独管理，给巴拿马人留下耻辱和伤痛的运河区不复存在。在1999年前，美国付给巴拿马的运河通行费和年金将大幅增加。1979年10月1日，巴拿马开始对运河区行使主权，巴拿马人争取运河主权的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在国内政策领域，托里霍斯的改革为繁荣和稳定的巴拿马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使巴拿马与动荡的中美洲其他国家区别开来。托里霍斯的改革以关心和支持农民和城市贫民为基点。在农村，通过土地改革，重新分配公地给小农，政府组织受益农户成立合作社，向他们提供信贷和生产支持，改善了农村的落后面貌。在城市，制定了维护工人利益的劳工法典，在工人阶级中扩大了自己的影响。通过公民行动计划，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开办乡村学校和医疗诊所，改善了城乡的医疗卫生和教育水平。在他执政期间，利用巴拿马运河、科隆自由贸易区和国际商船队，通过巴拿马运河的有利条件以及美元可以自由流通的基础，将巴拿马建设成了拉美地区最大的金融中心。1970年颁布银行法令，放松了对金融体系的管制，鼓励外国人在巴拿马建立国际银行，保证经营业务的完全保密。巴拿马的客籍银行业迅速繁荣，巴拿马成为国际离岸金融中心。银行业的发展成为巴拿马经济中仅次于运河收入的第二大财政来源。托里霍斯还致力于扩大科隆自由贸易区。在他执政后期，科隆自由贸易区已经成为仅次于香港的世界第二大自由港，是拉美地区最大的物资集散地。经济多样化的政策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巴拿马国民收入中来自巴拿马运河的比重显著下降，运河区的劳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950年的8.6%下降到1975年的5.8%。^[14]运河经济、金融服务和科隆自由贸易区成为该国经济的三大支柱，1981年8月，托里霍斯飞机失事，巴拿马失去了最强有力的和最绚丽多彩的人物，一个史诗般的时代结束了。
1981年以后巴拿马政局出现动荡，曾经担任托里霍斯政府国民警卫队司令的诺列加掌握了政权。诺列加坚持民族主义的立场，不是美国所喜欢的政治人物。美国关注的是1999年运河条约到期后美国的霸权和利益能否得到延续，毫无疑问诺列加不会是保护美国利益的人选。诺列加执政后，美国就发动了针对和颠覆诺列加政权的活动。从舆论攻击、经济制裁到支持反对派，可谓无所不用。美国冻结了巴拿马的资产，停止付给运河费用，拒绝供应美钞，给巴拿马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即使如此，诺列加依然能够控制局势，军队依然忠于自己的首脑。1989年12月20日，美国悍然对巴拿马发动军事入侵。美国以两倍于巴拿马的兵力，将巴拿马的主要军政设施和居民建筑夷为废墟，诺列加被抓到美国受审。这是一次不加掩饰的、赤裸裸的军事入侵，尽管实现了推翻诺列加政权的目的，但美国“重操久为拉美人所痛恨和唾弃的大棒政策”对巴美关系乃至美拉关系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1] 国家能力是国家主义范式讨论的核心概念，指的是面对强大的社会力量和组织的实际或潜在的反对，或者是在一个社会经济不利的条件下国家制定和执行其政策的能力。与国家能力相关的是国家的自主性，指的是国家可以制定和追求并不简单反映社会组织、阶级或整个社会的需求和意愿的能力。
[2] 李春辉、苏振兴、徐世澄主编：《拉丁美洲史稿》（第3卷），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 252页。
[3] 莱斯利·贝瑟尔：《剑桥拉丁美洲史》（第7卷），第430页。
[4]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第173页。
[5] 莱斯利·贝瑟尔：《剑桥拉丁美洲史》（第7卷），第240页。
[6] 福里斯特·科尔波恩：《危地马拉的左派》（Forrest D. Colburn，The Left In Guatemala）,载《新领导者》（The New Leader）,2000年11月/12月号，第12页。
[7] 莱斯利·贝瑟尔：《剑桥拉丁美洲史》（第7卷），第340页。
[8] 莱斯利·贝瑟尔：《剑桥拉丁美洲史》（第7卷），第269页。
[9] 亦称“萨洪战争”，是1969年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两个国家以足球赛为导火索引起的武装冲突事件。冲突中约有军民2000人死亡（多数是洪都拉斯人）。这次武装冲突持续了100个小时，故又称为“百时战争”。
[10] 卡洛·韦克瑟：《中美洲：对立的观点》（Carol wekesser，Central America : Opposing Viewpionts）,格林海温出版社1990年版，第98页。
[11] 美洲开发银行：《中美洲报告2004—2006》（Inter-America Development Bank:Central America Report 2004—2006），布宜诺斯艾利斯2007年版，第3页。
[12] 莱斯利·贝瑟尔：《剑桥拉丁美洲史》（第7卷），第624页。
[13] 斯蒂芬·克莱斯勒著：《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李小华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14] 莱斯利·贝瑟尔：《剑桥拉丁美洲史》（第7卷），第6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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