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自近代以来，在世界现代化运动浪潮的影响和冲击下，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大体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运动高潮。每一次高潮又可粗略地划分为若干阶段，每一阶段因其历史条件和发展目标不同而有着特定的内涵。
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运动高潮是在奥斯曼帝国的后期。17世纪下半叶，奥斯曼帝国在同欧洲的多次军事较量中屡屡失败。面对一系列战争败绩和国内各种矛盾的困扰，1699年1月奥斯曼帝国被迫同奥地利、威尼斯、波兰、俄国和荷兰签订《卡尔洛维茨条约》。根据条约，奥地利获得匈牙利、德兰斯尼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大部分;波兰获得卡美涅茨和波多利亚两省;威尼斯获得摩里亚半岛;俄国先是同奥斯曼签订停战协定，紧跟着又在1700年通过在伊斯坦布尔签订的另一条约，获得亚述及其附近地区。
《卡尔洛维茨条约》既是中东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庞大的奥斯曼帝国由盛转衰的标志。此后，欧洲列强相继获得插手和干预中东事务的各种权力，同时还在中东国家攫取了一系列特权，并且不断加快全面向中东渗透和入侵的步伐。
在国力衰微和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关头，奥斯曼帝国统治集团中的改革派和有识之士开始从不同层面做出反应，寻求救亡图存、强国富民之路。1719年，奥斯曼帝国素丹艾哈迈德三世(1703—1730年)率先效仿西方在帝国范围内实施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改革，由此揭开了中东地区艰难的现代化进程的序幕。此后，历经麦哈迈德一世(1730—1754年)改革、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1774—1789年)改革、谢里姆三世(1789—1807年)的“新秩序”改革、麦哈迈德二世(1808—1839年)的“新军重建”改革、阿卜杜勒·麦吉德(1839—1861年)和阿卜杜勒·阿齐兹(1861—1876年)的“坦齐马特”改革。上述各个时期的现代化改革，持续时间长达百余年之久。
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改革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的现代化改革主要集中在军事上，这同它封建军事帝国的性质和欧洲列强咄咄逼人的殖民扩张有很大关系。改革者基于重建军事强国的美好愿望，意识到作为精神支柱的伊斯兰传统已不足以与西方现代化先进军事技术抗衡，要想使帝国再度强盛，只能借助西方式的军事改革来实现。因此，从艾哈迈德三世到麦哈迈德二世，奥斯曼帝国历次现代化改革的重点优先体现在军事方面，并呈现出鲜明的“重武”和“强军”色彩。奥斯曼帝国前期的现代化变革在一定程度上为帝国注入了活力，局部改变或延缓了其衰势。然而，由于奥斯曼帝国前期的现代化变革一直遭到最顽固的封建保守势力的竭力反对和破坏，而这些改革本身也都仅仅停留在器物层面，并未触及导致其衰败的深层原因，因此，它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帝国内外危机的总趋势。
为了挽救国家，避免帝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奥斯曼帝国后一阶段的现代化改革逐渐由器物层面的军事改革，进而拓展为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和社会文化生活的改革。阿卜杜勒·麦吉德和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坦齐马特改革便是奥斯曼帝国前期变革深入发展的体现。坦齐马特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行政管理体制、法律、财政、税制和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它是一种温和的社会改良，勾画了帝国全面变革所遵循的方向和“蓝图”。其最终目标是使“宗教、政府、国家、人民达到繁荣”。坦齐马特改革前后历时37年。在改革过程中奥斯曼帝国的国力有所恢复，甚至一度出现短暂的“复兴”态势。但是，坦齐马特改革毕竟不是百病包治的灵丹妙药，它在奥斯曼帝国总体上趋于衰败的大前提下，不可能阻止帝国不断被肢解的厄运。坦齐马特改革的重要社会意义在于，它的许多现代化改革措施有利于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和新兴社会阶层的产生。它在国家政体、法律方面的改革，尤其是1876年第一部向君主立宪制过渡的奥斯曼宪法的颁布，开辟了奥斯曼帝国向现代国家政治体制转变的道路，为现代土耳其的宪政体制和世俗化方向奠定了基础。同时，它在教育、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改革则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共和国的创建及其向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舆论和思想准备。
另一方面，在中东地区伴随奥斯曼帝国后期现代化改革的还有穆罕默德·阿里于1809—1849年在埃及实施的变革。这一时期的埃及虽然在名义上仍隶属于奥斯曼帝国，穆罕默德·阿里也承认素丹的宗主权，而实际上他却拥有相当独立的统治权。为了彻底摆脱土耳其人的樊篱，抵御西方列强入侵，把埃及建成一个强大的国家，穆罕默德·阿里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同样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诸领域。穆罕默德·阿里的可贵之处是他在改革中对农业、工业和军事采取均衡发展的政策。同时大量选派各类留学生出国深造，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撰写的《全球通史》一书中写道：“穆罕默德·阿里的历史意义在于他是第一个意识到西方技术的意义并有效地利用西方技术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的中东的统治者。”^[1]马克思亦曾对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给予高度评价，称赞穆罕默德·阿里统治的埃及是“当时奥斯曼帝国的唯一有生命力部分”。^[2]
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最终因西方列强的干涉而失败。在此之后，赛义德和易司马仪继承了穆罕默德·阿里的未竟事业，继续在埃及推进社会变革。不同的是，穆罕默德·阿里的后继者们的改革，特别是易司马仪的改革采取了全盘“西化”的政策，并且刻意追求和简单模仿形式上的“欧化”。易司马仪设定的改革目标是让埃及不再是一个非洲国家，而要成为欧洲的一部分。^[3]确实，通过改革，易司马仪时期的开罗和海滨城市亚历山大已相当欧化，这里有崭新的街道、比较完善的公共设施、随处可见的欧式建筑，等等。但易司马仪改革引起的另一种连锁反应是欧洲人和欧洲资本大量涌入埃及。欧洲人在埃及享有各种特权，在技术和军政等部门被委以重任。欧洲资本借助易司马仪不断向外大规模举债之机，逐步控制了埃及的财政、税收大权，掌握了埃及的经济命脉。与此同时，主权和独立地位的日渐削弱与丧失，必然置埃及于半殖民地的困境，并由此终结了自18世纪初期以来在中东地区兴起的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浪潮。
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第二次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运动高潮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东国家来说是一次血与火的洗礼，也是一次涅槃的再生。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指出：“帝国主义战争也唤醒了东方，把东方各族人民卷入了国际政治生活。英国和法国武装了殖民地人民，帮助他们熟悉了军事技术装备和新式机器。他们将利用这种科学知识去反对帝国主义的老爷们。”^[4]战争强化了中东各国的民族民主意识，在中东各民族长期的抗争下，战后中东地区诞生了第一批独立的或形式上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些国家包括土耳其、伊朗、阿富汗、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等国。
一般来说，民族国家获得独立后，它们面临的共同课题是巩固中央集权制，加速民族经济发展，反对国内外敌对的分裂和颠覆势力的破坏，而完成这些使命的最有效的途径便是改革。伴随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土耳其成为战后中东地区第一个建立共和制的国家。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被称为“共和国之父”的凯末尔率先领导土耳其人实施了以政教分离为主要内容的民族化和世俗化改革，选择了国家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发展定位，实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东地区现代化运动的重要突破。土耳其的现代化改革是在凯末尔主义的六项原则，即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国家主义、世俗主义和革命主义的基本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改革的核心是世俗化。这是一项全面、系统地对土耳其社会改造的工程，它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风俗习惯以及其他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通过改革，土耳其的独立地位得到维护和巩固，同时摆脱了传统的伊斯兰教神权势力对政治生活和社会文化的束缚，确保了土耳其沿着民族化、世俗化和现代化的道路发展。
凯末尔的改革在中东地区引起强烈共鸣，一些中东国家都把土耳其的现代化改革作为典范和样板予以效仿。同属中东北层国家的伊朗和阿富汗紧随土耳其之后，分别在各自国内进行了类似土耳其的相应变革。
1919—1921年伊朗民族民主运动失败后，原属波斯哥萨克部队的指挥官礼萨·汗通过军事政变夺取伊朗军政大权。1925年，礼萨·汗建立巴列维王朝。礼萨·汗登上王位后，为了巩固新兴地主和资产阶级政权，并使伊朗成为一个统一而强盛的国家，旋即效法凯末尔模式对伊朗社会实施了改革。礼萨·汗对伊朗的改革是在中央集权的君主制政体下进行的，但他在伊朗法律、教育、社会、宗教等方面的变革却具有明显的世俗化性质，而且取得了一定成效。礼萨·汗同凯末尔一样，都渴望冲破宗教的重重阻力，创建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伊朗是中东地区唯一由伊斯兰教什叶派掌握的国家，自16世纪初什叶派被萨法维王朝确立为国教后，它一直是伊朗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强大的召唤力，对伊朗社会和政治构成重大影响。在伊朗历史上，世俗王权与宗教神权之间的斗争、妥协与合作交替出现，斗争却远远大于合作。礼萨·汗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不断削弱、挤压传统和保守的宗教势力。但由于礼萨·汗出身行伍，既没有经受过现代教育的熏陶，又缺乏对西方社会的真正了解，他只是凭仗经验和感官，力图借助军队实现强国之梦。因此，他的统治和改革充满了暴力和血腥味。同时，他也无法理性地协调世俗与宗教的关系，致使处于蛰伏状态的宗教反对派始终在积蓄力量寻找向世俗王权发难的时机。
阿富汗是一个完全以农牧为经济主体的小国，它在第三次抗英战争后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由于受土耳其和伊朗改革的影响，阿马努拉国王决心以凯末尔为样板，通过改革来贯彻“青年阿富汗派”的独立、民主、科学的纲领，将阿富汗变为文明的现代国家。阿马努拉的改革从1919年到1929年共持续了10年，先后颁布了100多项改革法令，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教和生活习俗等诸多方面。从本质上看，阿马努拉的改革是一次变革阿富汗落后生产关系，推动阿富汗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探索和尝试。改革的目的是要把落后、闭塞的封建农牧国度变为现代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的国家。但阿马努拉的改革却以失败告终，其致命弱点在于，阿马努拉在变革中完全忽视了阿富汗社会、政治和经济极其落后的国情，一味全盘照搬或机械模仿外国经验，他的改革举措大都脱离阿富汗的社会发展水平，超越国民的承受能力，再加上他本人刚愎自用，好大喜功，热衷虚荣，必然造成适得其反的结局。
与中东地区北层三国的现代化改革相比，地处阿拉伯半岛的沙特阿拉伯王国的改革属于另一类型。沙特王国是一个由部落酋长国扩展而成的阿拉伯国家，1927年5月，沙特王国的创立者伊本·沙特同英国签订《吉达条约》，从而摆脱英国的“保护国”地位，获得独立。沙特王国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也是境内伊斯兰教两大圣地麦加和麦地那的“护主”，素有穆斯林“精神祖国”之称。沙特王国固有的宗教地域特征决定了它必须把伊斯兰教作为立国之本。因此，战后沙特王国的改革是在伊斯兰教框架内进行的，具有非世俗化的特点。为了获得政治和宗教上的“合法性”，避免社会变革同伊斯兰教义的冲突，伊本·沙特提出了一种所谓开明的“瓦哈比理论”：对于任何新生事物，只要和伊斯兰精神不相抵触，即便《古兰经》上没有明文规定，也可以接受。^[5]实际上，这是一种调和理论，目的在于打通信仰与理性的关节，理顺圣俗关系，使伊斯兰文化同现代文化相互融汇。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沙特王国在建国之初依据伊斯兰教的基本精神，实施了适应独立后社会发展的渐进改革。这些改革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等领域。通过改革，一些新生事物逐渐在这个渗透着浓郁伊斯兰传统的国度里被吸纳和接受。伊本·沙特的非世俗化渐进改革，为改变沙特王国落后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使之向现代国家的过渡奠定了基础。这种改革顺应了时代潮流，有利于沙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伊本·沙特也成为中东国家在伊斯兰教的框架内实施现代化变革的开创者。这样，以凯末尔为代表的中东北层三国的世俗化改革和沙特王国的非世俗化改革就构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国家现代化发展的两种基本模式。
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第三次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运动高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次高潮亦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自战争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东国家全面启动现代化发展的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中东地区在经历了长期剧烈的动荡、分化和组合后大体上形成了两大政治区域，即北层政治区域和南层政治区域。北层政治区域包括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三个非阿拉伯民族的主权国家;南层政治区域包括中东地区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南层政治区域按其政治演进又被划为肥沃新月政治地带和阿拉比亚政治地带。新月政治地带从伊拉克起，经叙利亚、黎巴嫩、外约旦和巴勒斯坦，直到埃及。这一政治地带“是英法两国生死攸关的势力范围”，并由英法直接控制。阿拉比亚政治地带是指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沿岸的一批实施家族统治的部落酋长国，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中东的政治地图显示出英国是中东的真正主宰者。^[6]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在新形势下，经过反法西斯战争锻造的中东各国在战后掀起了新一轮声势浩大的民族解放运动。1952年，埃及首先爆发“七二三”革命，推翻了王权，摆脱了英国的控制，成为新的共和制国家。整个20世纪50年代，在埃及革命的激励下，叙利亚、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等国陆续发生了类似的革命或起义，并在这些国家建立了一系列共和制政权。另一方面，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沿岸的各个部落酋长国也在进行着谋求独立的斗争。海湾国家盛产石油，而石油资源既是重要的战略物质，又是西方工业的“生命线”，西方国家竭力维护海湾地区的稳定。海湾国家则因自身的种种局限，不能不依赖西方的扶持和帮助来开发石油资源。这种彼此利用、互有所求的关系使海湾国家无法割断同殖民者的各种联系。因此，战后海湾国家谋求独立的斗争基本上是通过和平、非暴力方式实现的。1961年，科威特独立;1962年，英国和法国联合发表的《英法宣言》宣布马斯喀特素丹国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1967年阿曼实现全境统一，1970年8月卡布斯执政后，国名改称阿曼素丹国)。1968年初，英国宣布将从海湾撤离。1970年，巴林和卡塔尔独立;1971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独立。至此，中东国家都摆脱了殖民统治的枷锁，建立了民族国家，中东独立民族国家体系形成。
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载体。中东国家获得独立和建立民族国家之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的现代化浪潮蓬勃兴起之际。在现代化浪潮的推动下，中东国家的执政党和政治精英们，切身地感受到本国同发达国家之间业已存在的巨大差距，而为了民族和国家的生存、自强、振兴与尊严，必须诉诸现代化。这成为中东国家刻不容缓的抉择，正是在这种客观形势的迫使下，中东国家开始全面推进现代化。
然而，现代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是一个新课题。发展中国家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如何解决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各种矛盾。世界历史的发展表明，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在发展中国家的变化在总体上经历了前后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以20世纪70—80年代为界线，在这之前，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是在西方殖民化和东方反殖民化的政治军事斗争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其表现形式主要集中在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上。20世纪60—70年代，西方殖民主义体系解体、东方民族独立国家体系形成。在这个大变化之后，东方各国的经济优先性就取代了政治优先性。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随之就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一矛盾更多地直接表现为传统与现代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尤其是突出地表现为传统价值观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价值观念之间的矛盾。^[7]
上述总结同样适用于中东国家。自战后初期到70年代末，中东国家在实施现代化发展时，明显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就是所谓“阿拉伯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实践。阿拉伯社会主义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思想成分复杂的特殊的社会主义理论，主要由阿拉伯民族主义、伊斯兰传统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个别原理所构成，是一种带有阿拉伯-伊斯兰特色的社会思潮。中东国家提出的所谓社会主义主张，名目繁多，形式不一。归纳起来，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主要有埃及的纳赛尔主义、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复兴社会主义、阿尔及利亚的自管社会主义、突尼斯的宪政社会主义和利比亚卡扎菲的伊斯兰社会主义，等等。由于奉行上述主张的中东国家均为新生的阿拉伯国家，因而被统称为阿拉伯社会主义。
阿拉伯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一度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诸多阿拉伯国家推进现代化的指导思想，一方面是由于中东国家长期深受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之害而导致它们本能地对西方发展模式的排斥，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战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东地区深入广泛传播所产生的积极反响。特别是上世纪50—70年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迅猛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在革命和建设中取得巨大成就，显示出非凡的生命力。在这种形势下，不断受到社会主义成就鼓舞的许多阿拉伯国家便把社会主义移植到了本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并使之盛行20多年之久。与此同时，中东地区盛产石油的海湾君主国，以及伊朗和土耳其等国基于它们同西方的各种关系而选择或仍坚持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它们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上世纪80年代初中东地区现代化运动浪潮的壮阔历史图景。
毫无疑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在维护民族尊严和权益方面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不同程度地推动了各国的物质文明和社会进步。但是，由于受内外多种因素的局限，几乎所有中东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基本上都未能实现既定的现代化发展目标。不仅如此，许多中东国家还遭遇一系列挫折和失败，并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衍生出各种新矛盾和新问题。特别是以伊朗为代表的全盘照搬西方的盲目超前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由于完全脱离伊朗的具体国情而激化了伊朗社会潜在的种种矛盾，从而导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爆发和巴列维王朝的垮台。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标志着战后伊朗持续了20多年的现代化运动的夭折。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所产生的强大效应又在中东地区引发了伊斯兰潮的兴起，并迅猛地向中东国家和亚非两大洲的广阔地带蔓延。
在伊斯兰复兴运动狂飙的猛烈冲击下，自上世纪80年代初，中东各国普遍开始对本国的现代化实践进行反思。摩洛哥、突尼斯和埃及等国是最早试图对“错位”的社会、经济和现代化发展政策进行调整的国家，随后，这种调整在中东国家全面铺开，从而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即现代化战略调整和深入发展的阶段。
总体上看，上世纪80年代初期后，中东国家的现代化战略调整大同小异，大致可以用推进“五化”来概括。“五化”的具体内容是：自由化(放松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和干预)、私营化(使国营企业和合作农场私有化)、外向化(改革原先实行的进口替代战略，建立出口导向的经济结构)、多样化(由出口原油或单一农矿原料产品为主，向出口包括原油产品加工在内的多样化的加工产品的转变)、知识化(注重普及教育，开发人力资源)。^[8]中东国家对现代化战略和政策的调整，其宗旨在于力图克服和纠正各国自二战结束以来在推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弊端，削弱国家垄断所造成的种种制约因素，尤其是渴望借助市场机制的自由发挥，最大限度地增加经济的活力，促进社会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加快国家的现代化步伐。然而，及至冷战结束时，中东国家对现代化战略和政策的调整仍不很成功。例如，长期困扰多数中东国家的债务负担、通货膨胀和失业等问题丝毫没有减轻，反而更趋严峻。同时，它还加速了国家财富向少数人的集中，以及投机倒把、攫取暴利等违法活动的泛滥和猖獗，社会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现象更加明显和突出，以致于再度诱发了中东各国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逆向反应，并酿成上世纪90年代上半期中东地区新一轮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浪潮。
后冷战时代，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新的历史阶段最突出的特点是：全球化趋势日渐强劲，信息技术和高科技扮演主角。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各国经济相互渗透，彼此联系日益密切，有利于落后者借助外来力量，充分利用各种国际资源和资金来弥补自身的不足，实现现代化发展的目标。但是，绝大多数中东国家尚未真正完成由传统农牧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而且也没有形成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先进工业体系，致使中东国家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这种态势造成中东国家面临的挑战远大于可供选择和利用的机遇，甚至还有可能被推向边缘化。
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挑战和负面影响，中东国家在原有现代化战略调整的基础上，又开始进行新的现代化政策的调整与探索，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向更深层的领域拓展。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中东国家的现代化战略呈现出一些新动向。其主要特点是：(1) 更加注重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政策和强化私有经济在推进国家现代化中的作用;(2) 实施鼓励出口与进口替代相结合的综合发展策略，加快工业化和经济多样化的进程;(3) 着力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积极寻求多渠道、多类型的对外经济合作，尽早融入全球化的大潮中;(4) 尽可能地协调现代与传统、世俗与宗教文化之间的各种互动关系，在确保伊斯兰基本特征的前提下，推动民主政治的适度或渐进发展。
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东国家推进现代化的新探索由于发生“9·11事件”而变得更加严峻。“9·11事件”后，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甚嚣尘上，在新保守主义思潮的主导下，美国先后发动了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两场战争，随之又抛出所谓重塑中东新秩序和推动中东民主化进程的“大中东计划”。简言之，“9·11事件”后美国中东政策的实质，就是要确保美国在中东的绝对领导权，并且最大限度地谋求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美国的政策因其违背多数中东国家的意愿而遭到强烈抵制或拒斥，同时还导致中东政局更加动荡不定。现代化需要营造一种相对稳定的内外环境，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由于不断受到影响整个地区局势的突发事件的冲击而常常陷入窘境。
从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来看，近代以来中东地区出现的三次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运动高潮，可以粗分为前后两个相互关联的历史阶段。前一个阶段由第一和第二次高潮构成。如果说，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下，前两次社会变革运动的内涵尚不能称其为真正意义的现代化运动的话，那么，它们至少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创造了前提条件。实际上，战后中东国家掀起的现代化运动高潮，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前两次社会变革运动在更高层次上的延续和发展。

[1]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31页。
[3] M.W.Dal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Cambridge　1998,Vol.2,p.163.
[4]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2页。
[5] [埃及]《金字塔报》,1927年9月25日。
[6] 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页。
[7] 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8] 张俊彦主编:《变化的中东经济:现状与前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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