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是一个相对空间的称谓，也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它最初的出现和形成明显带有西方“欧洲中心论”的标识。早在19世纪，当西方殖民霸权东扩时，西方列强出于自身的战略需要，依据东方国家距离欧洲的远近将其肢解为“近东”、“中东”和“远东”。但这三个区域之间并不存在明确和一致的界限。通常大致是将处在衰败中的奥斯曼帝国控制的势力范围称做“近东”，将英、俄影响下的伊朗以及与其毗邻的中亚和英国控制的波斯湾沿岸地区称做“中东”，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距离欧洲较远的亚太地区则被称做“远东”。由于“近东”和“中东”彼此连接，而且基本上都是有着共同宗教信仰的伊斯兰国家，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伴随奥斯曼帝国的消亡，区分“近东”和“中东”的原有政治内涵已不复存在，这两个区域又被并称为“中近东”或“中东”。而“中东”这一称谓越来越多地得到国际社会更广泛的接受和采用。于是，它便约定俗成地作为新的地缘政治学概念一直被沿用下来。

关于中东的范围，目前世界上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中东泛指东起阿富汗，西迄非洲大西洋沿岸的马格里布诸国和毛里塔尼亚，北面包括土耳其，南面抵达阿拉伯半岛最南端的广大地区。该地区又被人们统称为“西亚北非”。狭义的中东是指亚、非、欧三大洲的结合部以及与之关系密切的西南亚地区。该地区由18个国家和实体组成，它们是：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以色列、约旦、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林、塞浦路斯、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也门和埃及。本书在宏观上研究的对象或涉及的范畴除上述18国外，还包括马格里布4国，即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这22个国家算得上是广义的中东。之所以将马格里布诸国纳入到18国中进行综合研究，其原因在于，马格里布4国均为阿拉伯国家，素有“阿拉伯西方”之称。4国同18国无论在地域上，还是在民族、宗教、文化、语言和社会生活等方面都保持着内在的密切联系，是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故此，必须将马格里布诸国同18国结合在一起，才能比较完整地探讨和展现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全貌。

中东是人类多种文明的发祥地，并在世界古代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古埃及、两河流域和古波斯是古代中东诸文明的集中体现。

公元前6000—前5000年代，埃及已拥有相当发达的农业文化，铜器和石器、木器、骨器并用。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埃及境内出现了一系列奴隶制小国。公元前3100年，上埃及的美尼斯将这些战乱不止的奴隶制小国统一为一个国家。此后，历经31个王朝，时间长达数千年之久。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古埃及人以其卓越的智慧创造了绚丽多彩的独特的传统文化。它那瑰伟迷人的象形文字、巍峨壮观的金字塔、辉煌无比的卡纳克神庙、充满神秘感的帝王谷和庄严肃穆的美农巨像等文化遗存，浓缩着古埃及人为人类文明做出的伟大贡献。正如在公元前5世纪曾访问埃及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所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多的令人惊异的事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多的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巨大业绩。”^[1]

两河流域是古代中东文明的另一个重要发祥地，它与古埃及文明几乎同时存在。两河流域是指发源于土耳其亚美尼亚高原群山的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条大河之间的中下游地区，古希腊人称之为“美索不达米亚”(古希腊文意即“河间之地”)。其地理位置大致相当于现今的伊拉克。在古代，两河流域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称亚述，南部称巴比伦尼亚。而巴比伦尼亚再分为南、北两部，它以今日伊拉克的努法尔为界，北面称阿卡德，南面称苏美尔。两河流域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相继出现了几十个早期的奴隶制城邦国家。后来，两河流域在不断的统一过程中，陆续建立了苏美尔王朝和古巴比伦、亚述、新巴比伦三个帝国，同时形成了代表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三大文化，即苏美尔文化、巴比伦文化和亚述文化。最能体现两河流域古文明精髓的是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历法和车轮运输(两轮战车和四轮货车);在建筑方面有新巴比伦王国尼布甲尼撒时期修建的“空中花园”，它被古希腊人称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在法律方面有两部举世闻名的法典——《乌尔纳姆法典》和《汉穆拉比法典》。前者是迄今所知的世界上第一部成文法典(现仅存一些残篇)，后者则是世界古代史上第一部最完整的法典。两河流域的古文明对推动古代西亚历史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在古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之后，取而代之的是古波斯的文明。公元前6世纪中叶，波斯阿黑门尼德族的首领居鲁士(公元前558—前529年)消灭统治波斯人的米底王国，建立阿黑门尼德王朝，由此揭开了波斯帝国的历史。大流士在位期间，古波斯达到鼎盛。其疆域囊括小亚细亚、两河流域、巴勒斯坦、埃及、伊朗高原以及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地区。波斯帝国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内涵上，都胜于它之前出现的任何帝国。其文明主要表现在它所形成的一整套维系和管理帝国的比较成熟的制度上，其中包括行省制度、赋税制度、铸币制度、驿道制度、军事制度、宗教政策以及对被征服地区统治阶级的政策等。这些制度和政策后来又被它之后的希腊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所承袭，从而使其“制度文明”得到发扬光大。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特别是罗马帝国从波斯帝国的传统中吸收了许多有益的养分。“因此，波斯帝国既为西亚北非的古代文明作了总结，又为后来的希腊罗马古典文明提供了借鉴，起了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2]

自公元前4世纪起，中东相继处于异族希腊和罗马人的统治之下，它们导致中东古代文明的终结。但是，在拜占廷罗马人称雄中东的时期，它却遭到萨珊波斯人的抗衡。双方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两败俱伤。这便为阿拉伯人在阿拉伯半岛的崛起提供了时机。

7世纪初，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他把当时阿拉伯半岛麦加古莱什部落信仰的主神安拉奉为宇宙万物唯一的真主，自称真主的使者和先知。伊斯兰教成为继犹太教和基督教之后的另一个一神教。随后，穆罕默德通过武力征服和伊斯兰教的传播，最终将阿拉伯半岛各个互不辖属的部落统一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从而为阿拉伯帝国的建立铺平了道路。

穆罕默德去世后，其后继者继续开拓穆罕默德的事业，历经四大哈里发时期(632—661年)、伍麦叶王朝时期(661—750年)，至阿拔斯王朝前100年(750—850年前后)，阿拉伯帝国达到巅峰。中东文明进入第二个繁荣时期，即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时期。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是在吸纳古代多种文明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所具有的鲜明的兼容性使东西方文化相互融汇，映射出灿烂的光芒。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成就表现在诸多领域，其中主要包括天文学、数学、物理、化学、医学、文学艺术、历史地理、哲学和建筑学等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历时近两个世纪的阿拉伯人的翻译运动。阿拉伯学者借助翻译运动，把阿拉伯学术的精华和阿拉伯人保存的大量鲜为人知的希腊学术著作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成果，通过拉丁文等译本传到欧洲，而当时的欧洲尚处在文化低潮的所谓“黑暗”时代。因此，翻译运动不仅弥补了欧洲文化的“断层”，而且点燃了欧洲智慧的火种，并为欧洲新文化运动——文艺复兴和近代自然科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3]

然而，9世纪中叶后，伴随阿拔斯王朝内部各种矛盾的激化，阿拉伯帝国在经历了长期的兴旺和繁荣后，开始走下坡路，并且最终于1258年在蒙古人大规模的西征中覆灭。阿拉伯帝国消亡后，游牧部落塞尔柱突厥人以其迅速膨胀的军事力量出现在中东历史舞台上，并仰赖武力扩张和军事征服，建立庞大的封建军事帝国——奥斯曼帝国。及至16世纪上半叶，奥斯曼帝国拥有以前拜占廷和阿拉伯帝国的大部分领土，成为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强盛帝国。不过，奥斯曼帝国在宗教文化方面继承了阿拉伯帝国的遗产，仍将伊斯兰教作为国教。而且，奥斯曼帝国的素丹还在1543年前后胁迫阿拔斯王朝的最后一位哈里发穆台瓦基勒将哈里发职位移交给奥斯曼统治家族。从那时候起，奥斯曼帝国的素丹们据此使用哈里发称号，兼有素丹国世俗王权和哈里发国宗教神权的双重职能，并被视为全世界穆斯林的宗教领袖。奥斯曼帝国的势力范围东达里海海岸，西止摩洛哥，北起欧洲的维也纳，南到非洲的苏丹。地中海、黑海和红海几乎都变为它的“内湖”。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和弘扬。信奉和皈依伊斯兰教的地区和人数空前增长，伊斯兰教已经从单一的阿拉伯人信奉的宗教，真正成为多民族信奉的世界性宗教。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庞大的封建军事帝国，它的强盛主要是通过对外战争和武力征服表现出来的。一旦对外战争停止或遭遇挫折，便意味着它将失去支撑帝国扩张的动力，同时也预示着作为帝国重要社会基础的军事采邑制面临危机。16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对欧洲一系列战事的败北以及随后签订的《卡尔洛维茨条约》是奥斯曼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另一方面，帝国内部面临的各种难以克服的困难和问题进一步加快了它走向末路。而在此时，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洗礼的西方国家，先后爆发了新兴的资产阶级革命，实现了以基督教为主体的古老传统价值的转化，出现了倡导平等、博爱、自由的新教伦理。这种新教伦理使长期被禁锢和束缚的人性得到解放，人的才能和创造力得到超前发挥。西方社会得以在不很长的时间内形成了比较健全而稳固的社会政治体制，同时又在工业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取得了非凡的器物文明和科技进步。西方人的新观念和新技术使他们在许多领域远远走在了世界的最前列。为了满足自身的资本主义发展需要，西方开始向海外寻找空间和拓展市场。处在衰败中的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东方伊斯兰世界，由于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和广阔的地域及丰富的资源，首当其冲地被西方所觊觎和垂涎。

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方向伊斯兰世界的挑战既是它们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也是西方受到向伊斯兰世界“复仇”心态的驱动。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论及历史上伊斯兰世界同西方的冲突时写道：“过去，伊斯兰与我们西方社会不断地多次发生相互间的作用与再作用，但条件不同，角色也在变换。他们之间的第一次遭遇发生在西方社会尚处幼年之时，那时，伊斯兰教已是阿拉伯人所处的辉煌时代的一种特殊宗教了。阿拉伯人刚好征服并重新统一了中东古文明的领土，他们打算把这一帝国扩张为世界国家。在那第一次冲突中，穆斯林几乎占领了西方社会原有领土的一半，只差没有使自己成为全世界的主人。”^[4]因此，近代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挑战蕴含多种原因。但是，这时伊斯兰世界面对的已不再是幼年之时的西方，也不是十字军东征时代野蛮、凶悍且主要以骑兵和步兵战斗的基督徒，而是谋求强权的“船坚炮利”的殖民者，以及尾随他们接踵而至的用新教伦理熏陶的传教士、教育家和巨商大贾。在这次和此后的一系列较量中，拥有“新观念”和新技术的西方完全占据了上风。伊斯兰教因其保守和僵化，自身宗教文化优势江河日下，加之在政治和军事上处于明显弱势，伊斯兰世界已经无法找到同西方抗衡的武器，因而也不可能阻挡住西方入侵的狂潮。

自19世纪下半叶起，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中东国家不断被肢解和瓜分，相继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被保护国”。穆斯林崇尚的伊斯兰宗教—政治—文化体系全面受到西方新文化的猛烈冲击，同时他们还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丧失了主权和独立，成为西方殖民主义的附庸。在漫长的西方殖民统治时代，中东国家承受着殖民者贪婪无情的资源掠夺和文化摧残，中东国家原有社会经济结构遭到破坏，处于极端封闭和落后状态。与此同时，西方殖民者在政治上依然保留中东国家东方式专制的基础上，又将他们的欧洲式专制强加于中东国家，使中东国家失去了它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以致许多中东国家通过长期的抗争陆续获得独立时，其社会经济形态仍处在前资本主义阶段。

[1] [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91页。
[2]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95页。
[3]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页。
[4] [英]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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