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诸如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以及科学技术和文化等，由传统类型向现代类型变迁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讲，中东地区的宗教地域特征和伊斯兰教固有的强烈涉世性决定了中东国家的现代化首先需要实现宗教文化观念和思想意识的转换与解放。
中东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中东国家基本上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这些国家或以伊斯兰教为国教，或是实施政教合一制。伊斯兰教的影响渊源久远，根深蒂固。因此，中东国家不管是实行共和制还是实行君主制，也不管是坚持世俗化还是非世俗化，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无不围绕伊斯兰教而显露分野。另一方面，伊斯兰教又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宗教。埃及著名伊斯兰学者阿卜德·拉赫曼·阿扎姆曾指出：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的区别在于它并不仅仅满足于建立了崇拜的法律，它还确立了个人作为家庭和国家成员对于他人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行为方式、权利和义务。^[1]伊斯兰教改良派学者胡西德·艾哈迈德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适合于人类存在的全部领域。伊斯兰教为各阶层人士提供行动指南——个人的和社会的，物质的和道德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法律的和文化的，国家的和国际的。^[2]由此可见，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信仰体系，而且也是一种带有强烈参政意识的政治思想体系，它既具有纯洁净化灵魂的作用，又包容了改造和规范社会的双重功能。同样，在理论上，穆斯林社会也不存在宗教与世俗之分。伊斯兰教主张，安拉是一切权力的源泉，宗教法规是国家的法律，社会和政治结构均应建立在伊斯兰教的基础之上，穆斯林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应处于伊斯兰教的绝对支持之下。伊斯兰教所具有的这种政治参与性，“认主唯一”和“政教一体”的特点构成了中东社会独特而恒久的宗教政治文化体系。因此，中东国家和中东社会的任何变革不能不受到伊斯兰教所厘定范畴的制约。
现代化源于西方，它伴随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崛起逐渐向外扩展。从本质上看，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具体体现。以西方基督教伦理为基础的现代新文化吸纳和融汇了古犹太、古希腊文化的精华与有益养分，它注重外在自然界的物质利益，突出科学、理性、自由民主和法制，以人性反对神性，以人权反对神权，提倡人的尊严和价值，主张人性解放和自由平等。同时，西方现代新文化还和世俗沟通，并使世俗生活获得超验意义，从而迸发出旺盛的创造力。西方现代新文化的特征对于伊斯兰教来说，显然是一种非伊斯兰文化的异质文化。现代化脱胎于西方，而伊斯兰教的独特属性及其同现代化所体现的西方文化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碰撞和冲突，使中东国家在实施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的社会变革时，必然要首先考虑如何理顺宗教与世俗、传统与现代、古老东方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之间的各种关系，以便获得宗教上的“合法性”。事实上，伊斯兰国家历史上出现的各种变革运动，无不从伊斯兰教义中寻觅理论支持，或是赋予伊斯兰“经训”某种新的诠释，并以此为依据来推动社会的变革。伊斯兰现代主义者的著名代表哲马鲁丁·阿富汗尼认为，伊斯兰教是善于吸收新知识和不断变革的宗教，宗教与科学并不矛盾，伊斯兰教能够兼容并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通过改革而达到现代文明。^[3]确实，伊斯兰教自1300多年前创立以来，它经历了最初由阿拉伯人信仰的民族宗教向世界性宗教的演变。其影响由近及远，由弱到强;其信徒由少到多，由单一民族向多民族扩展。伊斯兰教已在当今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广泛传播，穆斯林人口总数已超过十多亿。伊斯兰教的传播史昭示了它具有伴随社会发展的适应力和吸引民众的召唤力，而驱动伊斯兰世界顺应时代潮流和向现代化发展的源泉与活力则来自伊斯兰教固有的自我调节机制以及兼容并蓄的因子。
所谓“自我调节”，它是自然界与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是任何企求生存、发展、繁衍或延续其生命的事物都具有的本能。自我调节的过程也是事物主体(自我)通过自身的调整与改造，使之适应不断变化了的客体(非我)的过程。经过调整和改造的主体，反过来也将对客体产生一定作用。^[4]伊斯兰教的自我调节主要体现在三方面：(1) 伊斯兰教义、教法、神学思想等是伴随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与需要通过自我调节机制逐步完善的。伊斯兰教是继犹太教和基督教之后的第三个一神论宗教，《古兰经》肯定三宗教信仰的是同一神灵(2：139，29：46);《古兰经》中关于天启和先知的概念、个人救赎的教义，以及《圣经》中的许多传说等，都体现了伊斯兰教所具有的继承性和兼容性。也正是由于伊斯兰教的这一特征，作为伊斯兰教经典的《古兰经》和作为真主法度的伊斯兰教法、教法学、圣训学和神学思想才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和复杂的过程中得以确认或形成。(2) 伊斯兰教并不绝对排斥科学知识和人类文明，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能吸收外来知识和文化，并把它变为壮大自身的精神财富。人所共知，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曾为人类创造灿烂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这一文明体系不仅继承和发扬了阿拉伯的传统文化，而且广泛吸纳了外来各民族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这些史实表明伊斯兰教进取多于保守、发展多于停滞的特征。“它同科学与理性是一体的，不可分的”。^[5](3) 历史上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精英和改革家一直是推动伊斯兰教不断更新发展的动力。伊斯兰教从初创到10世纪经历了数百年的兴盛，其法学和神学体系日臻完善和程式化。此后，伊斯兰教逐渐走向封闭和僵化，伊斯兰世界也相应地经历着由盛而衰的演变。为了扭转和改变伊斯兰教和伊斯兰世界日趋衰微之势，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主张变革图强的伊斯兰贤哲们大都反对一味因袭传统，仿效权威，同时呼唤重开“伊智提哈德”(独立判断或创制)大门。例如，穆罕默德·阿布杜认为，“伊智提哈德”不仅是被允许的，而且是更为本质的;集体的意见一致(“公议”)并不能关闭“伊智提哈德”的大门，他明确反对一切因袭传统。^[6]伊斯兰贤哲们力主重开创制之门，实际上是渴望借助科学与理性对自身的宗教文化进行深刻反思，以便重建圣俗统一、信仰与理性平衡的机制。另一方面，他们还试图借助“经注学”，或通过“经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杠杆，并采用以现代思维方式对“经训”进行重新诠释的手段来延展伊斯兰教的包容性和相对的灵活性，有机地将“经训”同现代科学与理性联系在一起，从而使伊斯兰教与不断发展着的现代社会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相互协调，同步发展，实现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国家在推进现代化时，伊斯兰教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更新机制显然为它们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历史借鉴和参照系。同时，它还启迪中东国家循着同一路径，从深层领域进一步发掘伊斯兰教固有的内在适应力，并且能够合理地实施对自身传统文化范式进行创造性地转换。其中最突出、最具有代表性的范例是费萨尔国王在沙特王国的现代化实践。1962年费萨尔国王曾在其推进沙特王国现代化的著名施政纲领中指出：“由于《古兰经》和《圣训》的内容是有限的，而时光的流逝及我们在世俗事务中所面临的问题是不断发展和无限的，鉴于我们年轻的国家的政权是建立在《古兰经》和《圣训》的条文和精神的基础之上，因而我们对解释伊斯兰教律一事应给予特殊的关心。”他要求教法学家和伊斯兰学者“在研究民族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时发挥有效的、积极的作用”，“克服横在正确的、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7]费萨尔的变革思想同近代伊斯兰贤哲们相比，其着眼点自然有所区别，特别是在他思想中隐含的为沙特王权及其实施的现代化政策谋求“合法性”的考虑。但两者在试图通过对“经训”的再注释来协调和理顺信仰与理性、宗教与世俗、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方面却有着共同点。这种来自官方的同来自民众的变革思潮的合流，更有助于弘扬伊斯兰教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更新机制，从而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另一方面，沙特王国在推进现代化时极其注重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的糅合。为确保现代化进程的平稳发展，并且不至于在国民中产生脱离伊斯兰轨道的疑虑和抵触，所有现代化变革都被界定在“体现伊斯兰教律的不朽的、伟大的目标”上^[8]，或是至少在理论和形式上都被冠以伊斯兰的名誉，或是在伊斯兰基本精神的框架内进行。法赫德同样继承和发扬了费萨尔的变革思想。1982年法赫德就任沙特第五任国王，立志要把沙特王国建设成为一个既不同于“东方共产主义社会”，又不同于“西方民主制度”，以伊斯兰精神为准则的高福利、现代化的阿拉伯强国。同时，他强调“通过发展科学文化，争取经济独立，复兴在历史上创造了古老文明的阿拉伯民族”，“用比较短的时间走完欧洲发展资本主义经历的一百年路程”，“在本世纪末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9]在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上，沙特王国则竭力在世俗与宗教、传统与现代化之间寻找平衡和最佳结合点，同时以跳跃方式推进物质文明和进步，以渐进方式推进社会政治变革。沙特王国推进现代化的实践在中东盛产石油的君主制国家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然而，伊斯兰教毕竟不同于其他宗教。伊斯兰教固有的特征及其对异质文化的排斥，使中东国家在现代化的探索中不能不受到伊斯兰传统价值观的限定，很难实现价值取向上的超常跨跃;另一方面，为了摆脱贫困与落后，走上现代化强国之路，中东国家又必须借助伊斯兰教自我调节和自我更新的机制，促成对自身宗教文化范式的创造性换转，并以此来推动现代化进程。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导致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充满了“悖论”。“进两步、退一步”的曲线迂回渐进发展几乎成为多数中东国家推进现代化的一种无奈选择。中东国家的现代化除了在上述传统宗教文化和思想意识的转化与解放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外，还受到其他内外多种因素的局限，这便注定了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将是一个长期、复杂、艰难的过程。
厘清伊斯兰价值观同中东伊斯兰国家现代化的各种关系及其影响，将有助于人们从整体和宏观上来认识中东国家现代化的一些基本特点。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家多达二十余个，由于具体国情不同，各国选择的现代化战略及其发展节奏和成效明显存在差异。这里仅就中东伊斯兰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带有普遍性的一些特点进行梳理和概括。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东地区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先启动现代化的地区之一，中东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属于外源型和后发型，从点到面，逐步扩展，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但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却发展缓慢，成效甚微。从总体上看，中东国家一直是以游牧、农耕和小手工业等为经济主干的传统农业社会。按照唯物史观的理论，只要这种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占据主导地位，与之相适应的传统行为和观念也不可能催生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说，中东国家的社会和政治肌体里不具有现代思想和现代先进生产方式赖以生成的内在依据，现代化更不是本土文化的运动结果。因此，近代以来中东地区出现的三次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运动高潮都是在外力的猛烈冲击下形成的，基本上都是一种应对挑战或谋求民族复兴的被动性反应。另一方面，中东地区之所以能够较早启动现代化进程，其主要原因在于它毗邻欧洲，又是欧亚交通枢纽的地缘优势。在历史上中东与欧洲一直保持着各种比较密切的互动性交往，长期受欧洲社会和文化的熏陶，而西欧作为现代化的发源地，现代化浪潮不断产生的强大冲击波必然对中东构成非同寻常的影响。
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始于奥斯曼帝国后期，先后经历了三次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运动的高潮，时间长达两个多世纪。从纵向看，中东地区的现代化运动最初由奥斯曼帝国这一个点上肇始，然后伴随中东政治地图的变化逐步向陆续获得独立并建立民族国家的地区推进，最终拓展到整个中东地区和中东国家，经历了由一国到多国，再由多国到所有中东国家的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从横向看，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运动先是发轫于军事和器物方面的变革，然后依次缓慢地向社会、经济、法律、文化教育和政治体制等深层领域进展。然而，由于中东国家早期的现代化一直是在欧洲列强不断加快对中东地区的渗透和入侵的态势下进行的，这种状况造成欧洲强权对中东国家日趋严重的在政治上的殖民化和经济上的边缘化，而中东国家在完全或部分丧失主权的困境中则很难推动现代化的稳步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东国家陆续摆脱殖民枷锁，建立民族国家，并且重新启动了现代化进程的闸门，但中东国家却面临民族、宗教、教派、部族、边界和领土等诸多问题的困扰，这些问题大都是殖民统治时遗留下的祸根，也是中东国家民族构建中的人为缺陷，并成为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一大障碍。与此同时，中东国家本身在推进现代化时也存在诸如有形“硬件”基础的先天不足、现代化战略的“错位”实践，等等。凡此种种，都造成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屡屡出现挫折与失败，由此凸显了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曲折性和迟缓性。
第二，中东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具有多样性和多元化特点，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和“超政府力量”的存在对中东各国的现代化进程起着主导作用。如前所述，现代化是人类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它也是文明发展和演进的最复杂的过程。从历史社会学的观点看，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演进过程，就是从简单、一元结构的封闭型社会向复杂的、多元结构的开放型社会转变的过程。现代化世界进程的历史表明，各国的现代化道路并不相同。各国的现代化实践，按其经济形态来区分，大致可归纳为三大发展类型，即资本主义类型、社会主义类型、混合类型，而每一种类型都有多种发展模式。^[10]但是，任何一种现代化发展模式都是适合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适合具体国情的产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运动名目繁多，发展模式不一，但总体上都属于混合类型。这是一种尚未定型的现代化选择。它兼采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两种模型的不同特色，是将两大对立模型合成而产生的一种中间发展形式。就市场体制而言，接近资本主义的模型，具有明显的面向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外向型特征;就传统体制仍继续起重要作用而言，接近于社会主义模型。在政治上带有明显的反西方主义色彩，而在经济上则受到西方的强大吸引或仍然不能摆脱依附性，从而在一些地区或国家形成一种边缘资本主义发展模式。^[11]中东国家除以色列和黎巴嫩之外，均为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绝大多数国家都有着饱尝屈辱的被压迫、被奴役的殖民地历史，这是它们的共同点。但中东国家在诸如自然资源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国民素质和政治适应性等方面却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中东地区既有君主制国家，又有共和制国家。君主制政权以伊斯兰教和家族统治为特色，共和制政权存在世俗与宗教之区分。在经济结构方面，中东国家可划分为石油生产国和非石油生产国两大类，而非石油生产国又可细分为若干类。这些差异决定了中东各国的现代化实践不可能完全一致和等同。事实上，从中东各国已尝试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来看，尽管中东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总体趋势基本上都属于混合类型，但各国或者作为各个相近国家群的发展模式就很不相同。有的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导，有的至少在形式上被打上不同色彩的社会主义，有的则将其现代化发展目标设定为“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东方的伊斯兰强国”，因而体现出多元化的选择。
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国家的直接或间接干预，以及“超政府力量”的影响，这两大因素对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起着主导性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东国家出现的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运动高潮都是由统治者或当权派自上而下倡导和发起的，它们通常不是中东国家某种经济形态根据其自身规律发展到一定阶段，或者出自社会内在累进的必然结果，而是由其他非经济因素，并采用强制性手段和措施推行的。政府和“超政府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控制或规定着现代化进程的走向以及发展节奏。因此，中东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和现代化进程的成功与否，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干预的水准和“超政府力量”所具有的品性与能量。这也是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和现代化策略缺乏连续性和一致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三，中东伊斯兰国家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各国的政治发展普遍滞后于经济发展，但经济发展并未促成社会和经济结构发生质的飞跃，实现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而政治民主化进程依然任重道远，障碍重重。近代以来中东国家的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运动都是在强大外力的驱动下由统治者和当权派自上而下发起的。从本质上看，多数中东国家近代以来推进现代化的动力都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两句话：一是救亡图存和强国富民;二是强化统治活力和巩固现行政权。中东国家实施现代化的考量使它们在推动经济大发展时很难协调和理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各种内在关系，从而造成两者间的互为制约和彼此排斥。其结果，中东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几乎都难以确保经济和政治发展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甚至断送现代化的成果。伊朗巴列维王朝时期的现代化实践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巴列维曾发誓，要把伊朗建设成一个与工业发达国家平起平坐的工业社会，成为世界上的第五大强国，但他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却以失败告终，其悲剧的根源在于，他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未能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政治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换言之，他既要维护作为封建上层建筑的王权，又要摧毁其经济基础;他要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建设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又要对其套上封建王权的桎梏。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背向而驰，这种违反社会经济发展基本规律的策略必然把伊朗的现代化引入死胡同。
中东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无论是共和政权还是君主制都未能从根本上促成相应的政治发展与变革，形成一整套适宜现代化健康发展的民主政治机制。多数国家仍维持原有的传统政治结构，或是迫于各种压力仅对原有传统政治结构进行局部改良。即使那些曾对民主政治充满渴望和憧憬的政治家，一旦被推上国家最高权力的宝座，也几乎都毫无例外地选择了集权和专制的铁腕，选择了传统价值观的回归。中东国家的当权者们既希望通过现代化来实现强国之梦，又无限眷恋和崇拜凌驾于万民之上的专制政治，这种“二律背反”现象严重制约着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显然，个人的或一党的专断，再加上不健全的体制中惯常衍生的机构臃肿、官僚作风、裙带关系、管理混乱、效率低下、故步自封甚至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等痼疾，都造成了中东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出现波折与反复。
中东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政治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取决于内外和主客观多种原因。但就中东国家本身来说，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发育不成熟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中东社会内部尚未形成一个真正能够体现或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社会阶层或群体;另一方面，除了受伊斯兰教的影响，传统的家族、部落和部族观念依然在各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作用，这些传统的价值观往往同现代政治的诉求发生冲突。上述因素显然都不利于民主政治的成长。
第四，中东地区是多种矛盾的集合点和各类冲突的迸发区，中东伊斯兰国家缺乏现代化进程所必需的稳定的内外环境，现代化进程不断被绵延不绝的突发事件所破坏。中东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和多种文明共存的地区。历史上，各大古老帝国在这里的轮番称雄及其对不同民族和教民的奴役造成民族与宗教矛盾根深蒂固。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和殖民者在中东实施的“分而治之”和纵横捭阖的霸权主义政策进一步滋生和加剧了中东各国之间存在的旧仇新冤。另一方面，由于中东地区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且为世界最大的油气资源供应地，加之它在宗教上对整个伊斯兰世界非同寻常的影响，中东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政治中的“热点”。
中东地区的特殊地位和盘根错节的各种矛盾导致中东地区和中东国家冲突频仍，其中对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最具破坏性的是持续不断的战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东地区先后爆发了十余次大规模战争。这些战争包括：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1967年“六五”战争、1973年“十月战争”、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战争、1975—1989年黎巴嫩内战、1980—1988年两伊战争、1979—1988年阿富汗抗苏战争、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战争、1991年海湾战争、1967—1973年南也门与北也门战争和1994年也门内战、2001年美国打击阿富汗塔利班战争、2003年美国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战争等。此外，小规模武装冲突不计其数。战争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之大极为罕见，并且严重阻碍着中东国家的文明演进和现代化进程。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处在艰难曲折的战争环境之中。现代化进程经常被战争所打断，而且战争的浪潮常常淹没了现代化进程，以至于把世人的视线都吸引到和平进程之中。人们似乎没有发觉中东现代化的进展，而只听见战场上的枪炮声和谈判桌上的舌战声。和平进程压倒了现代化进程。^[12]
战争所产生的破坏力是对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一种“有形”的影响，还有一种“无形”的影响是中东国家的民众缺乏对现代化进程的适应力。中东国家长期经受传统价值观的浸染，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却是一种为着民族命运而在外力驱动下被迫进行的选择，也是在整个中东社会远未自觉情况下的实践。因此，对中东各国的穆斯林来说，除少数“先觉者”外，大都习惯于旧的思维定式，不具备承受现代化与传统无情冲突的应有的心理准备与持久耐力。当面对现代化带来的实惠和进步时，他们欢欣雀跃，倍受鼓舞。当现代化运动对久已熟识的传统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形成强烈冲击而使他们若有所失时，他们或则困惑迷惘，或则敌视反对，以至于中东各国的现代化进程大都缺乏一种适宜的氛围和必要的理解、认同与支持。因此，营造有助于现代化进程健康发展的内外环境也是中东国家共同的课题和任务。
第五，人类进入21世纪后，全球化趋势迅猛发展，现代化增添了新的内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东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将始终面临如何更深入地协调和妥善处理宗教与世俗、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问题。现代化首先是文化观念和思想意识的转化和解放。对中东国家来说，传统价值观与思维范式的转换和人的解放既是各国推动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动力，也是中东国家最终走向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创造力的源泉。
自奥斯曼帝国后期中东国家启动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进程以来，中东国家的政治精英和伊斯兰改革家倡导的宗教变革与思想解放一直伴随着各国的文明演进和现代化进程。但是，这些举措和努力并没有扭转或遏制伊斯兰教和中东国家每况愈下的弱势地位。主要原因在于，伊斯兰世界至今尚未真正出现类似于西方基督教那样的比较彻底的宗教改革运动。伊斯兰教和中东国家近代以来的各种社会改革运动和复兴伊斯兰教的思潮，主要都是由当权者或是由那些同当权者保持各种联系的政治精英、伊斯兰改革家所倡导和发动，改革主张基本上都没有超出改良范畴，其主轴大都以维护、捍卫伊斯兰教的传统价值观和强化当权者的统治为目标。他们触及的仅仅是伊斯兰教应对外来挑战的表象问题，而回避对其政治和思想体系的批判性内省与更新。因此，中东国家虽然渴望借助科学与理性来重建圣俗统一的平衡机制，却始终难以从根本上完全理顺诸如信仰与理性、宗教与世俗、神性与人性、东方传统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的各种关系。
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对于中东国家的文明演进和现代化进程来说，机遇和挑战并存。但由于中东大多数国家尚未真正完成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而且没有形成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先进工业体系，中东国家在全球化时代仍处于弱势地位。这种状况造成中东国家面临的挑战远远大于可供选择和利用的机遇。
许多中东国家已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化的挑战，并且开始着眼于思想观念的转换和人的解放，全面推进和深化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充分调动各种可利用的资源和力量，加快本国的现代化进程。但是，传统宗教和价值观的转变绝非一蹴而就的简单过程，它们将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加之伊斯兰教的固有特征以及中东社会古老文化传统对民众根深蒂固的影响，这一切都预示着在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将一直存在宗教与世俗、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碰撞与融汇，并在彼此矛盾的运动中推动文明演进和现代化进程。
根据以上对中东伊斯兰国家现代化进程基本特点的归纳与阐释，可以得出中东国家仍处于现代化初级阶段的论断，中东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依然在缓慢的变革之中，尚未真正完成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是对整个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普遍性特点的一种基本估计。本书将筛选六个具有不同代表性的伊斯兰国家或相近国家群，即土耳其、埃及、伊朗、利比亚、摩洛哥以及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海湾六国作为不同的研究个案，并分章对这六个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模式进行论述和解读。
现代以色列同为中东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自1948年诞生至今仅有60年的建国历史，是一个新兴的国度。但其现代化程度在许多方面都超过了其他中东国家，并被国际社会喻为“中东的瑞士”、“西亚的日本”、“地中海的香港”等。以色列的现代化模式不同于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家，它探索出一条以科技兴国与出口导向为主战略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现代化进程充满了奇特性和创新性，体现了古老的犹太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融汇，以及历史传统与外来经验的有机结合，堪称中东地区成功推进现代化的一个范例。因此，本书理应开辟专章来介绍和分析以色列的现代化模式。六个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和以色列的现代化模式，将能从整体上反映中东国家现代化模式和现代化进程的全貌。

[1] 转引自[美]《国际中东杂志》,1987年第3期。
[2] [美]G.H.詹森:《战斗的伊斯兰教》,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页。
[3] 《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735页。
[4] 金宜久:《西亚非洲》1989年第2期。
[5] [巴基斯坦]马亚姆·贾米拉赫主编:《伊斯兰与现代主义》,巴基斯坦,1997年版,第60页。
[6] 转引自金宜久文章,见《西亚非洲》1989年第2期。
[7] [叙利亚]莫尼尔·阿吉列尼:《费萨尔传》,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66页。
[8] [叙利亚]莫尼尔·阿吉列尼:《费萨尔传》,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66页。
[9] 转引自《西亚非洲》,1982年第1期。
[10]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0页。
[11] [埃及]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69页。
[12] 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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