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智利宣告独立后的十几年中国家处于政治上的动荡时期，当1833年宪法问世后，智利才逐渐走向了政治稳定。1833年宪法一直持续到1925年，这在拉美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正是政治上的相对稳定，使智利能够静下心来发展经济，19世纪70年代之前是白银、铜矿石和小麦的出口带动了智利的经济发展，太平洋战争后的“硝石时代”更促进了智利的早期工业化。
(一) 1833年宪法和19世纪的政治演变
1818年2月12日智利正式宣告独立，成立了智利共和国。独立初期，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为争夺政权而激烈斗争。独立运动领导人奥希金斯曾试图在智利推行资产阶级政治和社会改革，颁布了1818年宪法，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废除长子继承制，改革税收制度，组织“功臣会”与封建贵族抗衡等，结果遭到保守势力和教会的反对，1823年引咎辞职。随后有9位总统先后执政，但与其他拉美国家不同的是，智利很快就实现了政治上的稳定和经济上的发展，而这种状况的出现要归功于迭戈·波塔莱斯和1833年宪法。
1833年宪法之前自由派曾制定了5部宪法(1812年宪法、1818年宪法、1822年宪法、1823年宪法、1828年宪法)，但是，由于与智利的国情相差太远，都经不住实践的考验。在按照1828年宪法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自由派因在决定副总统人选时违宪而遭到保守党的反对，引发了内战，在内战中有一个名叫迭戈·波塔莱斯的人脱颖而出。波塔莱斯出身圣地亚哥贵族之家，早年经商，1824年获得了烟草专卖权，但在1826年被剥夺，于是就组织起“专卖商店老板党”反对自由党政府。在1829年内战中以一名民间鼓动家的身份积极活动，与保守党联合在一起推翻政府。1830年保守党人华金·普列托就任共和国总统，任命他为内政和外交部、陆海军部两个部的部长，次年为副总统。波塔莱斯在任职期间的活动和他所表现出来的才能使他成为政府真正的主宰。波塔莱斯代表贵族、商人、矿主、开明大庄园主等上层阶级的利益，对无政府状态深恶痛绝，他写道：“如果我拿起一根棍子使国家平静的话，那只是为了让圣地亚哥的杂种和婊子使我安宁。”^[1]在他看来，当时亟需的是使国家和平和政局稳定，为此必须消除革命威胁和无情地对付那些扰乱公共秩序、阻挠社会进步的人。因此，他首先打击考迪罗主义，稳定政局。为抑制兵变频发，他组织了民团和国民警卫队，重新开办军事学校，招收贵族出身的年轻人，以便保护他们本阶级的利益。其次，波塔莱斯排挤自由党人，改组和加强保守党，把反对派和自由主义者驱逐出国或排挤在参众两院之外。再次，他整顿财政，任命精通财政的马努埃尔·伦希福为财政部长，为保护本国工农业的发展，对本国也能生产的外国产品课以重税，结果，有效地促进了生产和增加了财政收入。按照波塔莱斯的理解，建立一套能够保证国家和平和有效活动的制度是关键，这种制度必须适合本国的社会传统和习惯。在他的影响下，1831年召开了一次制宪会议，这次会议的结果便是1833年5月25日颁布的新宪法。
1833年宪法赋予总统以强大的权力。宪法规定总统是受人民委托的特别选举人选出的。可以连任两届，每届为期5年，这一条款实际上导致了此后4届连续任职10年的政府。总统还有权在征得国务委员会同意之后，宣布在任何省或全国实行戒严，戒严期间，宪法保障停止生效，总统就拥有了非常权力，不必经过法律程序就可以逮捕任何人，但这种情况只能存在于一个特定的时期。实际上，这一权力曾被广泛运用，在1833—1961年，差不多1/3的时间内这一紧急状态的权力以不同种方式保持着有效性。总统不仅指挥国家行政机关，而且控制议会的选举，并任命其继承人。法院、陆军、海军和所有的国家官吏都直接依附于他。各省和地方的行政则由省长和郡长(由总统任命)以及民选的市政当局掌管。^[2]
立法权属于议会，议会由两院组成，众议员由各郡每三年民选一次，参议员由人民选出的特别选举人“推举”。从理论上讲，参众两院2/3的多数就可以推翻总统的否决权。议会还有权批准或否决年度财政预算、税收和军费开支。因此，总统对议会的控制不是绝对的。这就为总统和议会之间的冲突以及19世纪末议会斗争的最终胜利埋下了伏笔。
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并保证法官的任职和职责都是终生的。三名司法官由国务委员推荐给总统任命。
宪法对公民权和选举权作了规定，选举人必须年满25岁，有阅读和书写能力，还必须有合乎特别法律所规定的收入或拥有财产才能行使选举权。公民有向当局请愿的权利和在报上发表个人意见的自由。除了国家因公有权征用外(但事后应补偿)，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宪法重新确立了永久长子继承制度，规定罗马天主教是国教。^[3]
1833年宪法是一部“冷峻的现实主义宪法”，它承认智利的现状，重视三百年殖民统治的“黑夜的影响”。^[4]它认识到独立仅仅是一次政治运动，而没有产生经济和社会的变革，殖民地时期的旧的经济和社会特征基本被保留了下来，大庄园制度和社会等级制度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这部宪法虽然是保守的，但它适应了当时智利的社会实际。首先，它赋予总统以广泛的权力是因为当时人们服从权威的习惯已经根深蒂固。在自由主义宪法之下，全国陷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作为结束混乱的一种手段，有必要通过宪法的形式确定一种具有权威的政府体制。其次，保留长子继承权是因为担心过早地废除长子继承权的做法会伤害指望继承家庭财产的长子，加上与之联系的贵族偏见，会引起对政府的不满和危及政府的稳定。再次，承认天主教是国教，只是因为在智利除了少数从事商业的外国人以外，没有人信仰别的宗教。人们对教士的不满是因为教士在独立运动期间不利于爱国者的行为而引起，随着战争的结束，这种敌对情绪也应该结束了。这部宪法随着历史的发展被或多或少地做了一些修改，如对选举人取消了财产资格的限制;行使选举权的“成年”年龄改为21岁，而不再是25岁;加强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的相互制约，限制总统的非常权力，总统任期5年届满后，不得立即再度当选;实行教会与国家的分离，即把教会变成一种社团或私人组织;废除长子继承制度(1852年)等，但一直被实行到1925年。根据智利史学家路易斯·加尔达梅斯的见解，宪法按照社会的本来面目认识社会的各种现象，符合社会实际，“是宪法获得成功和全国和睦的根源”。^[5]实际上，后来这部宪法对拉美其他国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根据1833年宪法，智利出现了4届连续任职10年的政府，即华金·普列托·比亚尔政府(1831—1841年)、曼努埃尔·布尔内斯·普列托政府(1841—1851)、曼努埃尔·蒙特·托雷斯政府(1851—1861)、何塞·华金·佩雷斯政府(1861—1871)。在普列托总统任期内，智利发生了与秘鲁—玻利维亚联邦的战争(1836—1839年)，战争起因于逃亡到秘鲁的智利将军拉蒙·弗莱雷与秘鲁政府合谋搞叛乱，秘鲁对智利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秘鲁未能偿还智利为支持圣马丁的远征在伦敦筹借的一笔款项，玻利维亚总统安德烈斯·圣克鲁斯组建玻利维亚—秘鲁联邦使智利感受到威胁等。战争以智利的胜利而告终，这是一场维护国家权利的战争，战争提高了智利的国际威望，从这时起，欧洲各国把智利看作是拉美各国中最强大、最有组织的国家。人民也非常重视国家地位的提高，领导战争胜利的布尔内斯将军成了人们崇拜的偶像和英雄。最重要的是，战争的结束为共和国创造了一种和平稳定的局面，促进了19世纪40年代以后智利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但是，自由党对保守党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到19世纪60年代结束的时候，自由党关于宪法改革的观念占据了政治舞台的最前沿。1871年通过了1833年宪法的第一个修正案，其中最重要的是禁止总统的连任。到费德里科·埃拉苏里斯·萨尼亚图总统任内(1871—1876年)，出现了自由派控制政府的局面。但是，19世纪70年代中期智利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世界经济中小麦和铜的生产领域出现了效率更高的竞争者，铜和白银的价格都在急剧下降，水灾和旱灾造成中央谷地连续三年农业歉收，到阿尼瓦尔·平托·加门迪亚任期内(1876—1881年)，经济危机日益严重，政府试图通过减少支出(公务员费用和军费)和增加税收的办法改善财政赤字，由于支付欧洲的商业债务需要输出金币和银币，造成通货奇缺，政府担心银行发生挤兑，通过了银行钞票停止兑现法(1878年7月)，因此，钞票就变成了强制性的法定货币，这是历时一个世纪的通货膨胀的开始。然而，这些措施对智利摆脱经济危机帮助不大，智利真正从经济危机中走出来是依靠了铁血政策。
从1879开始，政府的注意力转向了太平洋战争(1879—1884年)。战争起因于玻利维亚政府违约向智利硝石公司增加税收。独立运动之后，玻利维亚与智利两国在阿塔卡马沙漠的边界并不明确，1863年这里发现硝石和鸟粪后，两国领土争端更加激烈。1866年，智利与玻利维亚达成协议，平分南纬23°—25°区域之间的硝石开采所获得的收入。但不久之后由于玻利维亚新政府废除了所有在1865—1871年制定的法令，两国于1872年再开谈判，到1874年签订了《马丁内斯—巴帕蒂斯塔协议》，新协议规定两国的边界线为南纬24°，智利放弃在该线以北地区的税收分享权，条件是玻利维亚在25年内停止对该地区的智利硝石企业增加税收。^[6]但是，1878年玻利维亚单方毁约，对在玻利维亚境内的智利硝石公司课以新税，即“每公担征收10分钱的出口附加税”。^[7]当智利硝石公司以此法令违背了1874年的协议为由拒绝交纳税收时，玻利维亚政府宣称要将智利安托法加斯塔硝石和铁路公司拍卖以抵税收。秘鲁对塔拉帕卡地区智利人开采的硝石矿也垂涎欲滴，它预见到如果侵吞智利企业的话，智利会向它开战，因此在1873年与玻利维亚签订了攻守同盟条约。随后，它在1875年征收了智利人的企业，宣布矿主必须把硝石矿连同全部开采设备售与秘鲁，但秘鲁从来没有做出补偿。这样，在智利公司的求助下，智利与玻利维亚和秘鲁的战争爆发。战争的结果是智利取得了胜利，1883年10月与秘鲁签订的《安孔条约》规定，秘鲁永远地将塔拉帕卡省割让给智利，并同意智利占有它的塔克纳和阿里卡两省，为期十年，之后举行公民投票决定最后归属，得主将向失主支付1000万智利银比索。^[8]1884年智利与玻利维亚签订的条约规定，玻利维亚将安托法加斯塔割让给智利。战争的胜利使智利的领土扩大了1/3，占有硝石资源为一个新的经济繁荣时期的到来奠定了物质基础，它的国际声望也大大增强，成为南美太平洋地区第一强国。
19世纪80年代任职的两位总统是多明戈·圣马里亚(1881—1886年)和何塞·曼努埃尔·巴尔马塞达(1886—1891年)，这两个人都深信自由主义，都崇尚权力。实际上，在他们的执政期间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智利取得了19世纪最大的物质进步，另一方面由迭戈·波塔莱斯所创建的威权主义总统制的政府制度却陷于崩溃。圣马里亚任内实行了“宗教改革”，宣布取消教会登记出生和死亡的管理权，实行不举行宗教仪式的婚礼，保证信仰自由，允许其他宗教的信徒死后葬于仅供天主教徒使用的公墓。^[9]这些内容随后被形成法律条文，标志着教会权力的决定性衰落。在巴尔马塞达政府后期，总统与议会之间的冲突加剧，结果引发了1891年内战，战争持续8个月，夺去了1万人的生命，这次内战不仅搞垮了一个总统，也搞垮了总统的权威，此后政治权力由总统转向议会，史称“议会共和国”时期(1892—1924年)。
“议会共和国”时期的特点是全能的议会代替了全能的总统。过去总统能够使两院大多数议员按照他的意愿选出，这些议员与总统之间很少发生冲突，如果发生某种冲突，事情总是按照总统的意愿来解决。但在自由党执政时期，通过几次宪法改革，把总统的权力削减了不少，特别是1891年通过的“自治市法”，将国家划分成若干自治市，自治市议员由民选产生，同时国家还通过了“官吏不得担任议员”的规定，这样，议员的产生不再受总统的控制，议会由民选产生，独立于行政权力，议会制度牢固地建立起来。议会制度虽然增强了“民主”，但却削弱了行政“效率”，因为议会分裂成许多派别，其数目甚至超过国内现有的党派。在保守党执政时期，议会只有两个党，即保守党和自由党。在自由党执政时期，议会中有4个党，即保守党、自由党、国民党和激进党。从1891年到1924年，共出现了7个党，除了原来的4个外，其他是自由民主党、民主党、自由独立党。这些政治团体中没有一个能有足够的力量进行单独的统治，每一个团体都必须同与它有关的甚至敌对的集团联合。当形成多数派之后，他们就能够任命他们的代表去担任部长职务，但部长总想把本派的利益置于同盟者利益之上，假如总统答应他们的要求，内阁就容易分裂，因为认为自己利益受到损害的那一派会撤回它的部长。这样，内阁的不稳定就成了政府制度运行下的常态，通常不到两三个月，内阁就得垮台，有的内阁存在一个星期甚至仅仅一天就瓦解了。当然，这是一种和平的冲突，但这种冲突导致行政瘫痪，在这种制度下，政府不可能有条不紊地、持续不断地进行工作。
这种状况直到1925年才得到纠正。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自由联盟”候选人阿图罗·亚历山德里总统(1920—1925年)在竞选时曾主张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结成联盟，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革，但在他的任期内，代表贵族既得利益的议会对改革设置了重重障碍，使他无力将诺言付诸实施。对国家持续危机状态感到忧虑的智利军人在这时抛弃了长期不干预政治的传统，1924年9月军人“洪达”部分地控制了政府，1925年再次发生军人政变，流亡国外的亚历山德里被召回，在他的主持下通过了一部新宪法。该宪法确认了行政机构的充分权力，剥夺了参议院和众议院通过弹劾办法罢免部长的权力;规定部长们应该对总统而不是对国会负责，部长不能由国会议员兼任;总统由直接选举产生而不是通过从前的间接选举制度，总统任期由5年改为6年，不得立即连选连任，并规定设立常设性资格审查法庭以监督选举;实行教会与国家分离。宪法还制定了一整套社会条款，包括实行小学义务教育、劳动保护等。^[10]该宪法标志着议会制度的结束和总统制度的恢复。从这时起，智利政治进入了一个现代时期。1925年亚里山德里再次辞职后，陆军部长卡洛斯·伊瓦涅兹·德尔·坎波成为政府中的强人，并于1927年5月由议会正式选为总统，建立了持续到1931年的军人威权政府。
(二) 19世纪的经济发展和早期工业化
与其他拉美国家相比，智利比较早地形成了稳定的政治局面，从而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是，19世纪智利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主要是在外资的帮助下，利用本国的资源优势，生产和出口一些农矿初级产品，在这种初级产品出口模式的带动下，逐渐地形成了早期工业。
从19世纪的30年代到70年代，是智利经济的第一个早期发展时期，这种发展主要依赖于采矿业和农业。采矿业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阿塔卡马和科金博省)，据估计，白银产量从19世纪20年代的每年大约2万公斤增加到70年代的大约12.7万公斤;铜的产量同期从每年平均2725吨增加到45600吨(当时智利的铜产量占世界供应量的1/3—1/2);但黄金产量逐年下降，同期从每年平均生产1200公斤下降到270公斤。^[11]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采矿业就比较广泛地使用反射炉(即“英国系统”)，到70年代，在小北地区的788座矿井中，已经有33座矿井采用了蒸汽机，尽管这些矿井占矿井总数的比例不高，但都是一些大矿井。同时，这些大矿井在冶炼方法上也进行了技术革命。19世纪的40年代和50年代，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粮食需求为智利的小麦出口开辟了市场，1844—1860年智利的农产品出口增加了4倍。由于运输条件的改善，19世纪60年代智利又向英国出售了大量的小麦和大麦，1874年达到200万公担，是出口的最高纪录。小麦的畅销推动人们去开荒，扩大耕作面积，大庄园制度得到了巩固。在智利中部谷地，大庄园至少占全部农业用地的3/4。同时，小庄园、佃农制度也得到了发展。这一时期，智利对外贸易总值从1825年的750万美元上升到1875年的7400万美元，尽管政府收入稍慢一些，也从1835年的200万美元增加到1875年的1640万美元，政府的收入一般都超出了其支出。^[12]
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开始认识到工业化是国家进步的出路。如在曼努埃尔·布尔内斯总统时期(1841—1851年)担任财政部长的曼努埃尔·卡米洛·维亚尔曾经说：“任何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任何奴隶制度或封建制度显露其丑恶嘴脸的国家，将在人类前进的步伐中掉队……如果我们不坚决而持久地促进工业化，那一前景也威胁着我们。”^[13]在政府1864年关税法令和1872年的关税法令中，已经注意到对发展工业所需要的原材料和机器的进口给予免税。^[14]智利第一批工业企业是伴随初级产品出口而建立的炼铜厂和面粉加工厂，到19世纪70年代，一些纺织厂、食品加工厂、玻璃制造厂、酿酒厂也得到了发展。智利的第一条铁路在1851年完工，到1882年已经有将近1200英里的铁路线。在新铁路和采矿业的刺激下，一些小铸造车间和机械车间也产生了。传统观点认为，智利工业化的时间开始于太平洋战争，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一时间“应该往前推回10年左右”。^[15]
太平洋战争的胜利，迎来了智利经济的第二个早期发展时期。太平洋战争对智利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是使智利控制了矿藏丰富的沿海地区，智利政府可以从硝石生产中得到大量的出口税收;二是智利把硝石业的产权售给私人所有，从而吸引了大量外国资本，特别是英国资本。^[16]由此开始了智利历史上的“硝石时代”(1880—1920年)。与其他的矿藏开采相比，硝石开采属于具有较大联动效应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矿藏储量不集中，矿点分布较广，吸纳的人口较多，建立的居民点也多。新移民创造了新的城市中心，产生了对各种服务产业的需求，特别是矿区对食品的需求(矿区在沙漠，粮食全部依赖中部地区供应)，推动了国家市场的专业化，并促进了运输网络的建立，尤其是增加了国家的收入，这些因素都转变为对制造业的强有力的刺激。^[17]智利的硝石出口在1880年为223974吨，到1890年增加到1063277吨，其收入占到政府收入的52.06%;到1910年出口量上升到2335941吨，占政府收入上升为的55.14%。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市场对硝石的需求锐减，特别是人工合成硝酸盐技术的出现，使智利逐渐丧失了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尽管如此，到1920年智利的硝石出口仍为2794394吨，占政府收入为49.65%。^[18]当智利的硝石生产开始衰退时，由于美国产铜工艺的革命，智利随之又进入了铜业开发第二个周期。美国在智利的投资由1900年的500万美元，增加到了1929年的6.25亿美元，其中主要投入到了大型采铜业中。到1920年智利的铜矿业已经被三家公司所控制，这三家公司的名称的第一个字母分别为A、B、C，即安第斯铜公司(Andes Copper)、布兰登铜公司(Branden copper)、智利丘基卡马塔公司(Chuquicamata)，其中第一家和第三家为阿纳贡达矿业公司所有，第二家是凯纳科特公司的子公司。^[19]
在“硝石时代”，早期工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太平洋战争进行期间，虽然许多重型武器都是从国外进口的，但是，不少武器所使用的子弹和炮弹都是由智利本地的工厂生产的。军械厂专门为智利军队供应弹药，而一些轻工业制造工厂则专门生产一些必备的军用物资如军靴、军毯等以满足智利军队的需要。^[20]在1883年，智利“工业发展协会”(SFF)在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宣告成立，一位研究智利工业化的历史学家认为，它“将智利工业部门组成为有凝聚力的核心，这个核心强大到足以在公众舆论面前有效地保持工业界的目标，并负责同政府的直接联系”。^[21]至1895年，智利大约有2500家制造工厂，而超过75%的工厂都是在1880年后建立的。 据1911年的工业调查显示，当时智利的工厂数量为5722家，雇佣人数为74618人。1918年工业调查显示，小规模工厂的数量为4661家，资本总投资为984.827万比索。而规模较大的工厂共有2820家，平均每家的雇佣人数为25人，资本总投资达到6.26亿比索。45%的工厂的所有权归属于智利人，46%的工厂是属于外国人的，剩余的公司则为智利与国外合资创办的。^[22]工厂数目和雇佣人数的增加说明了智利工业的快速发展。并且智利民族资本所拥有的工厂数目接近1/2。这个阶段，智利工业发展主要集中在消费品工业，“至1915年，智利本国能够满足国内消费品需求的80%”^[23]。智利的铁路里程到1914年已经达到了8638公里，其中国家所有的铁路为5584公里，超过了60%。
伴随智利早期工业发展的是早期城市化。据统计，1870—1930年，智利居住在1万人以上城市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15.2%增加到38%，10万人以上的城市由1个(圣地亚哥)增加到2个(圣地亚哥和瓦尔帕莱索)，其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由6.3%上升到20.7%，人口在2万人以上的次要城市由1个增加到13个，其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由4.7%上升到11.7%。^[24]智利的城市面貌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福兰克文森特在1885年访问瓦尔帕莱索时写道：“我深为智利这一著名海港的文明外貌所感动，……在宾馆的餐厅以及许多商店里用上了电灯，街道是比利时式的铺筑路，……一些建筑的样式很精美，有几座华丽高雅的教堂，主要街道由电车串联起来。”^[25]到20世纪初，首都和主要的大城市都有了电灯、电话、有轨电车、有覆盖的下水道、铺筑的马路，具有各种装饰的公园，以及受法国建筑影响的新建筑物。
早期工业化也催生了新兴的阶级，影响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时候，智利的中等阶级已经占到总人口的10%左右。^④在北部矿区，首先是在硝石业，后来在铜矿业，出现了工人阶级。与阿根廷不同的是，智利的工人阶级主要是由本地人组成的，1895年阿根廷人口中的25%是外国人，而智利的这一比例不足3%。智利的工人阶级从产生之时就能直接登上政治舞台。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罢工于1901年发生在北部矿区的伊基克，并持续两个月之久。1909年智利劳工联盟(FOCH)成立，其主要创建者路易斯·艾米略·雷卡瓦伦在唤醒智利工人的阶级意识和组织工人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12年他创立了智利的第一个工人党，该党在1922年成为共产党，并加入共产国际。^[26]1919年劳工运动达到高潮，工人们在工会的领导下为抗议高通货膨胀而举行集会，在8月份举行的示威游行中有10万人从总统府门前走过，但由于此后的罢工受挫，罢工的次数逐渐减少。1918年智利的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联合，成立的自由联盟，自由联盟在颇孚众望的阿图罗·亚历山德里的领导下，赢得了对众议院的控制，亚历山德里在1920年竞选中赢得了总统位置。

[1] 见《波塔莱斯书信集》第1卷，第352页，转引自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3卷），徐守源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601页。
[2] 西蒙·科利尔，威廉姆·F.萨特：《1808—2002年的智利史》 （Simon Collier and William F. Sater, A History of Chile, 1808—2002）,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5—56页。
[3] ［智利］路易斯·加尔达梅斯著：《智利史》，辽宁大学历史系组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64—468页。
[4] ［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5卷），胡毓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05页。
[5] ［智利］路易斯·加尔达梅斯著：《智利史》，第468页。
[6] 托马斯·F.奥布莱恩：《智利精英和外国投资者，1880—1882年的智利硝石政策》（Thomas F. O' Brien, “Chilean Elites and Foreign Investors： Chilean Nitrate Policy, 1880—1882”）, 《拉美研究杂志》 （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第11卷，1979年第1期，第106页。
[7]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3卷），第628页。
[8] 10年之后并没有举行公民投票。到1929年决定阿里卡归智利所有，塔科纳归秘鲁。
[9]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5卷），第510页。
[10] 《1925年智利共和国政治宪法》（Constucion Politica de la Republica de Chile,1925），见智利国会图书馆网站http：//www.bcn.cl/
[11]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3卷），第610页。
[12]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3卷），第608—609页。
[13] ［美］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著：《简明拉丁美洲史》，王宁坤译，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83页。
[14] 威廉姆·F·萨特：《经济民族主义和19世纪末智利的税收改革》（William F. Sater, “Economic Nationalism and Tax Reform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Chile”）,《美洲》 （The Americas），第33卷，1976年第2期， 第314、317页。
[15]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3卷），第616页。
[16] 1884年英国在智利硝石矿的投资占34%，到1901年时，英国资本占了55%，其他欧洲资本占30%，剩下的15%为智利人占有。见杰伊·金斯布鲁纳《智利：一种历史的解释》（Jay Kinsbruner, Chile： A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纽约，1973版，第110页。
[17] 韩琦：《1870—1930年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世界历史》1995年第3期。
[18] 埃尔南德斯·科尔内霍：《硝酸盐》，1930年版，第174—178页，转引自哈罗德·布莱克莫尔、克利福德·T.史密斯编《拉丁美洲地理透视》，复旦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上海师范大学地理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450页。
[19] 托马斯·斯基德莫尔，彼得·史密斯：《现代拉丁美洲》，江时学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137页。
[20] 威廉姆·F.萨特：《智利和太平洋战争》，（William F. Sater, Chile and the War of the Pacific）, 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页。
[21] 亨利·科尔奇：《一个传统社会的工业发展：企业精神和现代化在智利的冲突》，盖恩斯维尔1977年版，转引自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5卷），第518页。
[22] 卡伦·L.雷默：《阿根廷和智利的政党竞争：1890—1930年的政治招募和公共政策》，（Karen L. Remmer, Party Competition in Argentina and Chile： Political Recruitment and Public Policy, 1890—1930）,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1984版，第37页。
[23] 西蒙·科利尔、威廉姆·F.萨特：《1808—2002年的智利史》，第159页。
[24]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4卷），涂光南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237—238页。
[25]④ 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著：《简明拉丁美洲史》，第201—202、205页。
[26] 何塞·德·帕索：《1825—2001年拉美和加勒比历史》（Jose Del Pazo，Historia de America Latina y Del Caribe, 1825—2001），圣地亚哥洛姆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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