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殖民时代以前，西南太平洋岛屿居民从事的是原始的农耕经济，主要种植一些热带作物，生产单位以族群或部落为主。殖民者的到来在改变这一地区政治权力结构的同时，也在改变这一地区原有的经济运作模式。

种植园经济的兴起与发展成为殖民初期岛屿的主要经济形式。种植园生产利用了殖民地的双重优势：赋闲的土地和廉价的劳力。在19世纪之前，没有其他产业对资本主义的兴起，如种植园制度那样重要。^[1]然而，在19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初，贸易条件才呈现出有利于工业制成品而不利于初级原料出口的趋势。

土地占有形式的变化是种植园经济兴起的前提。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土著居民是这一地区土地的唯一主人。西方殖民者凭借统治的权威，将一部分土著人的土地或通过武力的形式占为己有，或通过购买或租用的方式取得对大片土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英国吞并斐济后，看到这里人口众多，土地肥沃，气候湿润适度，便决定在这里发展甘蔗种植业。他们强行占有当地居民的大量肥沃土地，到1874年，欧洲人耕种了约16000英亩的土地，但是，声称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却超过了850000英亩，约占斐济土地总面积的20%左右。^[2]他们既开辟大型甘蔗种植园，又扶持小农经济，从而打乱了斐济的传统经济形式和公社土地所有制。这样，世世代代自给自足的当地居民逐渐被卷入殖民者所操纵的种植园经济之中。为了养家糊口和交纳赋税，失去土地的当地居民被迫到种植园里去劳动，或者从殖民者手中租赁小块土地。由于种植园的发展，土著斐济人已不能满足种植园对劳动力的需求，于是，殖民当局试图从大洋洲其他岛屿强征劳工前来干活。这些强征来的劳工不仅数量有限，远远不能满足种植园的需要，而且因其反抗行为强烈而难以管理，甚至是无法控制。于是，作为殖民统治政策的一部分，英国决定从印度招募契约劳工。

1879年，戈登开始将印度劳工引入斐济。英属印度殖民政府坚持按男女4∶10的比例搭配进行移民。这样，首批481名印度契约劳工乘坐“莱昂尼德斯号”船被运抵斐济。从此，斐济社会就出现了大量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印度无产者。^[3]1907年12月31日，在斐济的印度居民约为30921人，有11689人同甘蔗种植园订有合同关系，其余则为自由移民。自由移民中，有些人从一些孤立地区的土著居民手里租到了土地，还有一些人则直接从政府那里承租了土地;有些人在城镇找到了当家庭仆役的工作，还有少数人做零售生意，而相当多的自由人则以养牛为业而定居下来。截至1917年印度政府禁止向斐济输出契约劳工为止，根据合同移入斐济的印度人共计62837人，其中24655人享受了由斐济政府出资遣送回国的权利，^[4]而更多的印度劳工却留在斐济。印度人通过勤奋的劳动不仅在斐济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凭其智慧使斐济的经济呈现多样化的局面。

当波利尼西亚和美拉尼西亚地区发现檀香木的时候，很多西方探险者为此感到兴奋，但这种资源很快耗尽，贸易也未持续多久。因此，寻找新的财富积累形式就显得尤为必要。由于椰子差不多在岛屿的任何地方都能生长茂盛，所以，椰子种植便成了殖民者的新宠。此外，椰子产品加工过程简单，对小规模经营者来说，无需多大的投资。到19世纪中期，一家德国的贸易公司在萨摩亚建立了一个大型的椰子种植园，其他地方也相继建立了种植园。绝大多数种植园主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毫无疑问，在殖民初期，椰子贸易对西南太平洋岛民生活的触动比任何其他的经济活动都要大。椰子成了岛民主要的收入来源，并且推动了岛屿经济融入资本主义经济进程之中。

殖民者对西南太平洋岛屿的矿业进行了掠夺性的开发，使其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历史学家承认，在19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帝国主义经历了一次复苏和性质的改变。新帝国主义是产业革命的产物……同16、17及18世纪的帝国主义不一样，它的目的不在于攫取金银为祖国的金库增加财富。它所垂涎的土地是富于铁、铜、石油、锰和麦并且拥有剩余资本投资的机会。”^[5]西南太平洋岛屿矿产资源较为丰富，有磷酸盐、铜矿、金矿、石油等矿产。在波利尼西亚地区，影响最大的著名公司是英国的太平洋磷酸盐公司，它主要在大洋岛和瑙鲁从事经营活动。

瑙鲁不仅是世界上面积最小的岛国，也是人口最少的国家之一。这个弹丸之地一度以盛产磷酸盐矿而著称。全岛除沿海宽140—270米的平坦低地外，其他地方均被磷酸盐矿所覆盖。瑙鲁的磷酸盐是20世纪初才发现的。据说，有一个海员把一块“石头”带往悉尼送给一位朋友作纪念，无意中被一个地质勘探员看见了，剥了一小块去化验，发现这块“石头”含有丰富的磷酸盐。1906年，太平洋磷酸盐公司最早开采磷酸盐矿。到1913年，该公司的磷酸盐利润达到175万英镑。^[6]1919年，瑙鲁成为国际联盟委任统治地，由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三国联合管理，三国政府购买了太平洋磷酸盐公司的权益，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管理磷酸盐工业。英国磷酸盐委员会系由三国政府各派一名代表组成，负责安排磷酸盐的开采和处理，并按照商定的比例向三国输出。这样的安排，除中间稍作修改外，一直继续到该岛独立。

矿产资源的开发一度成为地方经济发展和地方财政的主要手段或来源。如1910年新几内亚的石油资源被外界知晓后，一些大的石油公司纷纷前来勘探开采。托管地区仅此一项收入每年就达200万英镑。1928年，新几内亚发现了金矿。到1938年，金矿出口占托管地出口收入的1/3。这些天然资源的开采权全部掌握在外国公司的手里。1952年，有47家外国公司在新几内亚经营矿产开采，其中最大的是美国布洛洛采金托拉斯。^[7]在西南太平洋岛屿地区的矿产资源开发中，英国一直是最大的受益者。在斐济，英国拥有全部矿产的所有权，因为该群岛的中央政府实际上是所有采矿业务中的一位合伙者。1958年，从图维里基的矿层开采出来的铁砂首次被运抵日本。在同一时间，英国开始在努库达穆矿山开采铜矿，并且绝大部分销往日本。^[8]

西南太平洋岛屿的工业生产不仅尚处在起步阶段，而且水平非常低下，工业化程度几乎可被忽略。由于初级农产品的生产和矿业的开发在殖民地的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极其有限的工业化便成了殖民主义经济的另一个基本特征——原料加工。这里的工业发展仅限于对初级农产品的加工方面，主要加工椰类产品，如椰干、椰干油等。同时，在这些地区也出现一些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制造企业，如啤酒厂、卷烟厂、木材厂、火柴厂、家具厂、肥皂厂、服装厂、食品厂等，但门类、数量和规模都相当有限，如在制皂工厂的工人不过几十人。在殖民地最初的工业中，斐济的制糖工业算是发展较为突出的一个。到1913年，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相比，斐济蔗糖的人均出口价值并不落后很多。在1875年至1939年的65年间，有59年出现了贸易盈余。由于殖民者掌握着工业生产技术和控制着大量生产资本，所以，最初的殖民地工业也成了殖民者剥削当地居民的一种工具，因此，斐济制糖业的成功并没有显著地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准。有统计数据显示，19世纪初来自斐济蔗糖出口利润分配的比率相差悬殊：“殖民地制糖公司”得到62%，白人种植园主得到36%，而印度劳工只分得区区的2%。^[9]难怪在该公司工作的印度籍工人对“殖民地制糖公司”这种剥削性和歧视性的做法深感不满，多次举行罢工以示抗议。如1943年，印度族的制糖工人和蔗农为要求提高工资和甘蔗收购价格而举行罢工。罢工对政府的岁入和一般社会生活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1957年，印度制糖工人和蔗农又发生了三次罢工。但事情似乎远没有结束，强烈的不满情绪仍在蔓延，并在1960年达到了顶峰。^[10]

西南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商品交换还处在初级阶段，物物交换还很有市场，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补贴其生活所缺。商品交换是与一定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而一定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对商品交换必将产生重要影响。土著人长期过着与世无争、衣食无忧的生活，普遍缺乏货币经济的观念。虽然西方人给他们带来了现代商品经济的理念，但起初他们不仅对西方人的生意经不感兴趣，而且也不想知道有关这种生意经的任何东西。一个土著居民除了需要用金钱购买某种特殊物品外，别无所求。

在诸如斐济等地的农村经济中，农村商店老板不仅在销售方面起主要作用，而且是农村信贷的首选来源。他们在相当的程度上从属于城市的商品供应者，同时又不得不给农民提供一定数量的贷款，直至后者的商品作物获得收成为止。农村信贷的来源之二是几家收购农产品进行加工的公司。土地租借权、农产品收成或者财产权本身常常被当做抵押品。信贷来源之三是城市的放债人或商号。多数岛民必须获得与其经济作物几乎相等价值的贷款。^[11]偏僻地区的岛民可每年结伙出外贸易，交换物品，或参加地区集市。他们也可以利用外出交换礼物的机会，进行各种物品的交换。

但在某些地方也存在一些较为复杂多样的销售制度。居住在新几内亚内地的阿拉佩斯人就没有人们所熟悉的一般销售制度。他们的整个生产、收获和消费的过程都是社会性的过程。田地由参加交换的双方共同耕种，他们的住处往往相隔很远。参加交换的一方把猎获的野兽或家畜以及田地的全部收成交给对方。没有人吃他自己杀死的动物或收成的作物，因为这被认为是不恰当的。^[12]

进出口贸易主要被西方殖民者所控制。收购商或经纪人充当了殖民者的帮凶。当地的生产与资本主义市场的中间人就是收购商，他们操纵当地的商业，垄断了岛民辛勤劳动的成果，残酷地榨取土著居民的血汗。在19世纪70年代，经纪人在美拉尼西亚北部的活动开始变得频繁起来。米克路霍-马克莱写道：“当时，必须为劣等商品寻觅新的市场，……有些公司又过早地把太多的毫无价值的商品交给了它们的经纪人。”商业掠夺者的侵入与基督教传教士的同时“侵入”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两个“欧洲文明的因素有时还会溶成一体”，因为“传教士也经常从事实物贸易”。这位人道主义学者对此提出了一个颇为凄凉的问题：“土著们在谁的戒尺下消亡得更快，谁的影响更大呢?”商业经纪人起初只进行实物交换，他们向岛民推销各种无价值的东西和廉价的次货，并以这些物品“买到了”岛民手中的贵重物品。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简直是用暴力掠夺他们所需的东西而不付出一点代价。^[13]

殖民制度决定了殖民地经济的发展是脆弱的，尤其是当这些殖民地在帝国的建构中并不处于一个有竞争力的位置时就表现得更加突出。比如英国对外直接投资从1825年的5亿美元增长到1900年的121亿美元，到1915年已达195亿美元。这些投资中的大部分都流向美洲，其他部分主要用于在亚洲的投资，西南太平洋岛屿很少能得到这样的资本注入。^[14]由于西南太平洋岛屿经济极大地依赖于世界市场，所以，经济危机对它的影响是最直接和最沉重的。以椰干为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伦敦市场上每吨椰干的价格接近50英镑，但后来开始下跌，到1934年只有8英镑了。在大洋洲，这个价格自然还可能低几倍。1932—1935年是经济不景气的萧条年代。1936—1937年，每吨椰干的价格略有上升，但是“繁荣”没有到来。1939年椰干价格又跌到9英镑了。^[15]

由此可见，殖民主义势力来到西南太平洋地区的一个总的后果就是将这一地区的岛屿领土以适合殖民主义利益的方式合并到全球经济之中。在第一个所谓的资本全球化时代里，西方殖民者仅用有限的资本就将这一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廉价的劳动力绑架到资本主义经济战车上，资本家和商人几乎是毫不费力地赚取了大量的利润。由于殖民者实行了向当地居民收税的制度，货币要用来付税以及支付建筑教堂的费用等，当地居民要想得到货币，就必须栽培商品作物以及到欧洲人经营的种植园或采矿企业去做工。这样，他们就不得不在极其艰苦和肮脏的环境下为了那么一点微薄的工资而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同时也不得不忍受残酷的市场对其传统产品的排斥、欺凌与剥削。

[1] J.M.布劳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史观》，第242页。
[2] J.K.Chapman,The Career of Arthur Hamilton Gordon,First Lord Stanmore 1829-1912,p.202.
[3] K.L.Gillion,The Fiji Indians:Chanllenge to European Dominance,1920-1946,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77,pp.1-17.
[4] J.W.库尔特:《斐济现代史》，第84—85页。
[5] 爱·麦·伯恩斯:《当代世界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59页。
[6] K.R.Howe,Robert C.Kiste,Brij V.Lal(eds.),Tides of History:The Pacific Island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pp.77-78.
[7] C.A.托卡列夫等:《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各族人民》(下册)，第668页。
[8] J.W.库尔特:《斐济现代史》，第149页。
[9] Bruce Knapman“Capitalism's Economic Impact in Fiji,1874-1939:Development or Undevelopment?” Journal of Pacific History 20(1-2):1985,pp.66-83.
[10] J.W.库尔特:《斐济现代史》，第109—110页。
[11] 约翰·亨德森等:《大洋洲地区手册》，第400页。
[12] 约翰·亨德森等:《大洋洲地区手册》，第398页。
[13] C.A.托卡列夫等:《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各族人民》(下册)，第655—656页。
[14] 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75页。
[15] C.A.托卡列夫等:《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各族人民》(下册)，第900—9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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