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6世纪开始，以英国人为主体的西方殖民者以其商业利益和战略考量并举为目的，将其触角伸向西南太平洋岛屿，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完成对这一地区的殖民征服。对西南太平洋岛屿的入侵、分割与殖民统治使得这一地区的地理和政治面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殖民者对西南太平洋岛屿的殖民统治视其情形不同而形式多样，有任命总督来统治的，有委任他者来统治的，还有实行殖民共管等，但无论哪一种管理模式，其宗旨无非是想强化对殖民地的管理，传播殖民者的价值观念和获取最大的殖民利益。
“殖民主义者在他们的内心里相信，把他们的文明传播给在他们的‘殖民教导下的’人们是他们的使命，而且认为这种使命为他们的国家生产财富是非常合乎逻辑的。”^[1]在西南太平洋诸岛，殖民地在经济上的依附属性也随着殖民权威的建立而形成。它们不仅成为西方工业发展的原料供应地，而且也变成了其商品的倾销市场，从而形成了单一的殖民地经济形态。这种典型的经济结构反过来又强化了殖民地对宗主国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双重依附。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不同，这些岛屿虽被纳入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但只是处于这一体系中原料供应的初始地位和产品倾销的末端位置。而在对社会发展起重要推动作用的生产与流通环节中，这里的社会除了提供廉价劳动力外，便无所作为。简言之，在世界经济与国际市场上，西南太平洋诸岛的角色与作用仅是原料产地、劳动力来源和商品市场，这也就意味着其事关国计民生的经济命脉势必由外来势力所掌控。所以，西方殖民者给这一地区带来的不是什么真正的文明，而是野蛮的征服与贪婪的劫掠，使这一地区在为资本主义社会增加资本积累的同时，自身却经受西方文明所带来的创伤。
18世纪末，第一批不速之客开始在波利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地区的岛屿上安营扎寨，而美拉尼西亚由于土著居民的敌意和不太适宜的环境而得以避免外来者侵扰。这些不速之客主要是一些来自欧洲的流浪者、捕掠海豹者、捕鲸者以及商人，接着，又有英法两国在澳大利亚、诺福克岛和新喀里多尼亚等罪犯殖民地逃出的罪犯。流浪者是第一批在岛屿定居并学习土著语言的人，其中不少人与当地的妇女结婚或保持长期的私通关系，留下无数的后代。一些人依附于酋长并充当酋长与欧洲人打交道时的顾问与中间人;还有一些人成为商人，在盘剥土著人的同时，他们的经商活动推动了岛屿与外部世界的经济接触。
18世纪末期至19世纪初，地处美拉尼西亚的斐济还处于一个部落混战、弱肉强食的混乱时期，只有极少数欧洲人到过这里。19世纪30年代，斐济群岛迎来了第一批欧洲殖民者。随着欧洲商人、冒险家及海盗的相继登陆，欧洲人开始介入斐济的部族争端，先是供应火器，然后是操纵敌对各方。^[2]就在斐济1874年被无条件地割让给英国前不久，殖民事务大臣卡纳万爵士在英国上院发表讲话称：“审视这些岛屿的历史和未来，我要说采取更加严格的王权殖民地形式是将要采取的形式。”^[3]卡纳万并没有对“更加严格的”形式做出具体解释，但有一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殖民地的决策权力理应掌握在由咨询委员会和立法委员会来辅助的总督手中。
长期以来，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个与世隔绝的岛屿。约14世纪，提都尔的苏丹在地区扩张中将新几内亚的一些地区据为己有。新几内亚岛是葡萄牙人热奥格德·孟内塞斯于1526年发现的。1545年，这个岛屿被命名为“新几内亚”，原因是欧洲人以为岛上的巴布亚人与非洲几内亚的居民很相似，因而得名。自那以后，西方的传教士、商人、种植园主和人口贩子纷纷来到该岛，进行掠夺欺骗的罪恶活动，尤其是人口贩子，把大批当地青年贩卖到澳大利亚充当苦工。1654年，荷兰人征服了提都尔，但继续承认苏丹名义上的统治权。179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约翰·麦克卢尔上尉乘坐“黑豹号”船去探查新几内亚提供香料贸易的可能性，他在新几内亚的最西北海岸逗留了10个月。东印度公司被他的调查报告所刺激，于1793年委派另一名叫约翰·海耶斯的上尉乘坐“克纳伦茨公爵号”战舰前往该岛。海耶斯沿着澳大利亚南端航行，并在吉尔文克湾停泊，建造了他命名为“新阿尔毕昂”的堡垒，声称这是英国的领土。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东印度公司并未对这种吞并予以确认。1814年，英国承认在西新几内亚的荷兰为提都尔苏丹的宗主国。当欧洲殖民者入侵时，巴布亚新几内亚与其他岛屿的居民也曾进行过顽强抵抗，但由于武器原始、组织分散而难以克敌。1848年，荷兰人宣布对该岛西半部拥有主权，但英法两国政府分别由其代表对该岛屿进行了水文地理测量。荷兰人对此不满并发表声明表示关注。1856年，德国制订了在南部海洋殖民的方案。次年，在萨摩亚建立商站的一家德国公司开始在米考小岛建立商站分部，德国遂加入对这一地区的殖民掠夺行列。
随着法国、德国和美国贸易和种植园利益的拓展，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越发感到不安，一致认为听任外国势力在靠近自己领土的地区肆掠在战略上是危险的。19世纪后期，澳大利亚竭力游说伦敦当局占领新几内亚大陆及其附近岛屿。1873年，在占领新几内亚的行动被英国拒绝承认后，昆士兰殖民地责任政府就蠢蠢欲动，声称对托雷斯海峡岛屿拥有主权。1883年2月，昆士兰殖民地总理托马斯·麦克尔瑞斯爵士指示驻守瑟斯戴岛的昆士兰的政府官员H.M.谢斯特赶赴莫里斯比港，以女王的名义占领东新几内亚。谢斯特奉命行事，当着13个欧洲人和大约200名土著人的面履行了占领仪式。翌年9月，英国政府告知德国政府，英国有意在新几内亚的南部沿海和附近岛屿建立保护国。10月23日，英国西太平洋地区专员罗米尼乘坐鹞式船到达莫里斯比港，正式宣布英国在新几内亚的南部海岸建立保护国。9天后，一支由英国海军准将詹姆斯·埃尔芬斯通·厄斯金率领的海军小分队抵达新几内亚，支持罗米尼。与此同时，德国人派出巡洋舰“伊丽莎白号”前往米考，并于11月4日在宣布正式吞并的仪式上升起了本国国旗。12月，德国把新几内亚的北半部与东北部岛屿合而为一，称之为俾斯麦群岛。1886年，英德两国就划分各自的保护国范围达成协议。德国占领该岛东北地区及附近岛屿，称为“德属新几内亚”，英国占领该岛东南地区及附近岛屿，称为“英属新几内亚”。也在这一时期，新西兰同样显示了对其周围一些岛屿的野心。1901年，它吞并了自1888年就成为英国保护国的库克群岛。
在西班牙人门达纳于1567年“发现”了所罗门群岛后，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美国人相继来到这里，从事热带种植业和殖民贸易。1886年，所罗门群岛南部被划入英国的势力范围。7年之后，又被英国视为保护地。^[4]1898—1900年，附近的其他岛屿也被并入这一保护地。
独立前的基里巴斯名叫吉尔伯特群岛。1788年，英国海军军官吉尔伯特航行到太平洋中西部赤道附近的一群岛屿上，就以自己的名字将此地命名为吉尔伯特群岛。到了1837年，第一批欧洲商人开始登陆该岛。1886年，英国占领吉尔伯特群岛。1892年，吉尔伯特和埃利斯群岛被宣布为英国的保护国，以对抗德国公司在此进行的商业和征召劳动力等活动。^[5]
1798年，英国的“猎人号”船来到瑙鲁。接着，欧洲的商人、捕鲸人便络绎不绝地来到该岛。1888年，瑙鲁被德国吞并，划为马绍尔群岛保护地的一部分。1895年，在丰富的磷酸矿被发现以后，西方殖民者便对这块富饶的“宝岛”垂涎三尺，纷纷涌来争夺。
最早到达萨摩亚的是荷兰航海家雅各布·罗捷文。1722年，他率领远航船队涉足萨摩亚。1768年，法国人布干维尔不期而至，看到岛屿附近有许多独木舟沿着海岸航行，便把这些岛屿叫做“航海者群岛”。1791年，英国船只首次行驶至萨摩亚群岛。1838年，英国“康威号”船船长与萨摩亚的一些酋长们订立了一项旨在保护外国人利益的通商协定。次年，美国也步英国之后尘，与萨摩亚人订立了类似协定。1857年，德国人开始在萨摩亚开展商业活动。随着1861年特奥多尔·韦贝尔的到来，德国在萨摩亚的商业扩张日甚一日。奥多尔·韦贝尔的公司不仅取得了土地，而且为了保证出口的高级油料货源不断，又在此建立了商品化种植园。^[6]萨摩亚很快就成为德国在太平洋地区开展商业活动的中心。而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也想从中分一杯羹，它们在商业、传教以及领土影响方面展开竞争。^[7]在19世纪80年代导致一场国际干预的内战中，美国反对英德两国借机瓜分萨摩亚。1889年，三国签订了对萨摩亚实行共管的柏林条约。然而，这种妥协局面并未持续多久。到1899年，美德订立新的分割条约：西萨摩亚归德国，东萨摩亚由美国来统治。
像大洋洲其他岛屿一样，汤加也经历了辛酸的殖民地阶段。1616年，荷兰人来到汤加。1773年，英国人库克航海来到这里。由于受到好客的岛民的热情接待，库克把此岛屿命名为“友好群岛”。^[8]19世纪上半叶的汤加，部族战争频仍。1845年，陶法阿豪统一了全国。不久，陶法阿豪改信基督教，自称乔治一世，确立了家族称号图普，成为全汤加的国王。1878年，英国与汤加签订了和平条约。汤加从此被纳入英帝国范围，1900年成为英国的保护国。
欧洲探险者和殖民者的相继到来，不仅打破了西南太平洋岛屿地区宁静的原始状态，而且给这一地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首先，白人自视为文明人，而把土著视为野蛮人和玩物。M.B.索尔特在《国际关系中的野蛮与文明》一书中写道：“一部说明欧洲对外扩张的全球史反映了一个丝毫不平静的世纪。在扩张过程中，当遇到文化和种族不同的他者，欧洲就划分出界线：欧洲内部是文明，欧洲之外是野蛮的。这种边界的定义强化了欧洲的认同。”^[9]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者对太平洋岛屿的入侵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们冒文明救赎之名，行掠夺与侵略之实，并给原住民生命带来无情的残害。
欧洲殖民者每到一处就插上自己的旗帜，既作为彪悍勇敢的记录，又以此为占领该地区的标志。殖民者在旗杆周围修起石墙，在石墙顶端安放铜炮。这个破坏性的怪物，由白人贫民窟中最下层的渣滓管理着。时常有挂着不同旗帜的船舶来到港口，于是，战争发生了。土著不得不躲藏起来，而白人则依靠炮火来决定谁能最终获胜，成为殖民者。^[10]殖民者还给这一地区的岛民带来了闻所未闻的某些疾病，此时差不多每年都有流行性感冒发生。19世纪40年代末，教会刚刚通过施种牛痘控制住了天花，可是，1849年时又爆发了百日咳传染，1851年时发生了腮腺炎肆虐。^[11]除此之外，白人时常拿土著人来取乐，如一个白人商人就曾把一位名叫贝拉拉的新几内亚土著人带到悉尼，将他关在一座帐篷里，作为野蛮人向公众展示，并因此而赚取到一大笔收入。当众人的好奇心得到满足后，不懂英语并身无分文的贝拉拉被弃至陌生的悉尼街头。欧洲殖民者认为，历史将静静地并且不可避免地执行一种种族清洗，并把岛屿让给欧洲人来占领。英国驻所罗门群岛的常驻专员查尔斯·伍德福德在1909年写给斐济总督的信中说：“英属所罗门群岛的所有人口……将消失……我的观点是：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而形成的最专制的立法或给予仁慈的关怀都不能阻止太平洋地区美拉尼西亚种族的最终灭绝。我视此是一个根本的事实，如同日出日落一样肯定无疑。”^[12]
其次，以贩卖土著人为内容的奴隶贸易是白人殖民者对岛屿土著犯下的一项滔天罪行，即欧洲人以从事非洲“黑奴贸易”的同样观念、目的和手段，拐骗岛屿土人并把他们带到海外从事奴隶般的苦役行为。“在1492年到1820年期间，到美洲的非洲人数目是欧洲白人的5倍或6倍。”^[13]而与此同时，在西南太平洋地区，奴隶贸易大都是在岛屿之间进行，其数量与规模逊色于非洲的奴隶贸易，但却长期盛行。19世纪上半期，当非洲的黑奴贸易在讨伐声中逐渐萎缩，后干脆被取缔时，西南太平洋地区的这类贸易仍持续兴盛。19世纪中期，随着澳大利亚、斐济以及塔希提等地的棉花、甘蔗和椰子种植园迅速发展，种植园主需要大批劳动力，奴隶贸易因此而大为猖獗，几乎成了当时的一项主要事业。所罗门群岛变成贩奴船的目标，船长和代理人都由贩奴头子按带回的劳工人数付给酬劳。有时船长用步枪或其他商品向地方族长行贿，由他们遣送一些年轻人到船上来;有时则是船长和船员自己上岸，自行掳掠当地土著人……然而，或许是因为距离遥远等缘故，西南太平洋上的这一罪恶并不被世人所了解，因此，这里的这项贸易没有像非洲的奴隶贸易那样受到强烈谴责。下面是一个岛屿土人叙述他所看到的一次典型的掳掠土著人的场景：
许多个月以前，一只扯白色帆的大船在奥瓦·雷卡海滩外抛锚。船上有很多白种人，也有很多黑人，他们大部分是从其他岛屿掳掠来的。这只帆船放出很多小艇，艇上坐着携带巨大的吓人棍棒的白种人。这些小艇驶近了礁脉，那些白种人就企图捕捉一群正在用鱼钩和矛捕鱼的我们的人。我们的人见到危险就逃走。他们跳过一块又一块岩石，游泳穿过激浪。白种人试图截断他们的退路，成功地包围了他们当中的十个人。当他们发觉无法逃脱，就开始保卫自己，但这是一个十分悬殊的战斗。这些武装得很好的外来人，每次都很多人一齐攻击我们当中的一个人，而我们的人仅仅携有打鱼用的矛。他们有六个人就这样被杀害了，潮水把他们的尸体带到无边际的海洋外。四个人落入敌人手里。他们被那样地捆绑着，以致棱锐的绳索深深地割入到肉里，他们的嘴里被塞满了沙石以制止他们的尖声叫喊。^[14]
第三，与武力征服相伴随的是西方宗教势力的逐步渗透。基督教会在逐步改变当地居民信仰的同时，也在改变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在殖民征服过程中，基督教会秉承它固有的使命，在传播宗教福音的同时，也在有意识地改变岛屿土著的宗教信仰。土著人的原始宗教信仰根深蒂固，人们主要承认他们称之为超神的存在，他们的宗教信仰由于各种各样的神奇的迷信的存在而变得混乱和模糊不清，要让他们放弃原先的信仰，皈依他们不知为何物的新的宗教，确非易事。
“传教活动一向是基于这样的信念：信仰放之四海而皆准。不论是佛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认为其教义是对全人类都有利的。”^[15]基督教会似乎对此更加深信不疑。波利尼西亚地区是西方传教士最先布道的地方。在大洋洲绝大多数岛屿，传教士是在一批流浪者之后不久到达的。关岛是西方传教士最先登陆并开始传教的地方。1668年，天主教使团和一股士兵在关岛登岸。天主教使团的使命就是首先使部落酋长皈依天主教，然后再做平民的工作。一个世纪过后，大洋洲地区出现了新一轮的传教。1797年，当“伦敦传道会”开始在塔希提工作的时候，清教徒开始进入波利尼西亚。不久，来自英国的其他清教团也尾随而至。1814年，他们在新西兰建立了传教站，在毛利人中传播福音。几年之内，传教团到达汤加、斐济等地。1834年，天主教团再次进入波利尼西亚。两年内，他们推进到塔希提。1828年，已皈依卫斯理宗的信徒从汤加来到萨摩亚做了一些传教工作。19世纪30年代后，“伦敦传道会”在萨摩亚沿海一些战略地点建立了一连串的传教站。十年后，有一半萨摩亚人听他们布道。传道士翻译出圣经，开办了马卢阿神学校。到1850年左右，持有旗号的非基督教的地盘没有剩下几个了。^[16]
西方传教团出现在密克罗尼西亚和美拉尼西亚的时间差不多是一致的。1820年，美国人加入到传教的行列。夏威夷成了美国传教团实现使命的第一个岛屿。到1850年代中期，美国传教团在密克罗尼西亚东部开展活动。^[17]
1830年，第一批传教士在斐济定居下来。此后，斐济人的许多社会活动成为他们所属的教会活动的一部分。斐济人对各种神灵怀有一种模糊而强烈的信仰。他们生活在对邪魔恶鬼的巨大恐怖中，他们相信自己岛上的那些无人居住的荒僻地方都有鬼怪出没其间。他们相信有灵魂或离开活着的人而存在的人格，人人都相信人死后仍将继续生存。对鬼的存在或独立存在的人格在人死后会再出现，土著居民都深信不疑。斐济人的这种信仰，因其若干信条与基督教义有相似之处，使得他们容易把这种新传入的宗教接受下来。^[18]正如埃米尔·迪尔凯姆所论说的那样：“在一切信仰体系和崇拜体系的中心，必然存在着一些基本的表象和仪式形态，它们尽管所呈现的形式各不相同，但是无论在什么地方，它们都有着同样的客观意义，无处不在地满足着同样的功能需要。正是这些永恒的要素，使宗教具有了永恒的特征和人文特性。它们形成了人们提及一般的宗教时所表达的观念的全部对象内容。”^[19]直到今天，斐济人中的绝大多数成了基督教徒。不过，基督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遮掩土著居民的泛灵论信仰的外衣。
尽管所罗门群岛很早就受到西方殖民者的光顾，但福音传布来得却较晚。在所罗门群岛的第一次传道尝试是由天主教徒进行的，而福音此时在太平洋大部分岛屿上都已传布过了。1845年，一批从玛利亚圣母会^[20]来的以琼-巴普蒂斯特·埃帕利主教为首的神职人员来到这里，对在所罗门群岛开展传教活动产生了兴趣。埃帕利主教认为，距离美拉尼西亚群岛最为遥远的所罗门群岛还没有其他信仰的传道者，因此，这里不仅最急迫需要玛利亚圣母会会员的服务，而且也为玛利亚圣母会提供了捷足先登的机会。他选择圣伊萨贝尔岛为他的玛利亚圣母会第一个传教地点。12月16日，他驾船驶过了蒙格岬，并带他的一些同事登岸，一群土著则排列在沙滩上等候这些不速之客。但双方在接下来的接触中因语言和礼仪上的误解而发生冲突，埃帕利主教头部受伤，3天后不治身亡。事后，另一个神父接办圣伊萨贝尔的传道工作，并容许天主教徒在别的地区购买土地，但传教工作并不成功，加上有3个传教士被当地人所杀，还有另一个死去，传教工作一度被迫放弃。^[21]
几年后，基督教传教士再次进入所罗门，企图把基督教传入这一地区。1850年，传道协会大洋洲董事会成立。新西兰的英国国教圣公会主教乔治·奥古斯塔·塞尔温是这一组织的领导人。成立这一组织的初衷就是支持一个基督教传道会到美拉尼西亚传教。1856年，塞尔温主教与年青的副牧师约翰·科尔里奇·帕特森开始了他们的第一次所罗门航行。这次航行的主要目的是招收群岛男童，并把他们带回新西兰的一所学校进行培训。当这些学生学有所成时，便将他们遣送回家，并期望这些男童在当地传播福音。帕特森在传教方面非常积极和投入。仅1857年，他就登陆81次，访问了66个岛屿，带走35名学生。1861年，帕特森被授予美拉尼西亚第一个主教圣职。有一段时间，他的人格和精力或许足以使数以千计的岛屿土人皈依基督教。
然而，奴隶贩子的所作所为终结了这种可能性，他们的掠夺使帕特森和他的同伴的一切努力均化为乌有。有些奴隶贩子伪装成传教士，骗得岛屿土著人的信任，然后袭击和捕捉他们。岛屿土著人开始不信任甚至憎恨传教士。1864年，帕特森在圣克鲁斯群岛受到袭击，他的两个同事埃德温·诺布斯和费希尔·扬被杀，帕特森侥幸逃脱。但7年后，他也难逃一劫，丧命于土著人的追杀。帕特森之死并没有使美拉尼西亚传道会灰心，其他传教士包括成为美拉尼西亚主教的乔治·塞尔温的儿子继承了被害主教的工作。1875年，阿尔弗雷德·彭尼牧师在圣伊萨贝尔开始为期10年的传教工作。彭尼与一大批英国国教圣公会教士一道，同土著人一起生活，研究他们的生活方式，并编辑他们的语言字典和文法。因此，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给群岛带来了文化。^[22]
到了1860年代，传教团的活动几乎遍及所有主要岛屿，一些地方甚至还建立了传教学校，但新几内亚似乎是个例外。那里缺乏统一的权威，小而分散的政治组织，复杂多样的族群语言，使得新几内亚成为传教活动很难深入的地方。然而，某些虔诚的传教士还是坚信自己的使命会成功，因而坚持不懈。如西方传教士来到新几内亚后，用较为牢固的材料建造房屋，用他们的劳动来表达其传教使命具有永久价值。W.C.劳威斯夫人很可能是第一个到达新几内亚的白人妇女。她于1876年随丈夫一道在此靠岸。她的丈夫是 “伦敦传道会”的一名成员。由于他们对土著居民表达了一定的尊重，所以，传教事业较为成功。但是，一般而言，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传教士的使命并不是很有效的。白人传教士总是对土著居民说：“忘掉所有别人告诉你们的东西。你们的祭司和你们的酋长都是邪恶的，拒绝你们先辈们的所有训诫，接受我们给你们带来的一切。”但是一位土著说：“就我的立场来说，我不能背叛古老的习惯和信仰。”^[23]
殖民制度的建立无疑为传教士的工作创造了条件。“宗教信仰和实践相似的特征在于其强制性。任何具有强制性的事物都有其社会起源。义务意味着命令，自然也意味着下达命令的权威，因为个体被迫按照某些规则行动，那么规则必然来自于某一强加于规则之上的道德权威。为了能够强加于规则之上，权威必然控制个体。否则，这种必然使人们屈服的影响力又从何处而来呢?”^[24]1890年，就在殖民政府建立后不久，英属新几内亚第一位行政长官威廉·麦克格雷戈尔决定尽其所能扩大基督教传播的范围。为此，他召开了在新几内亚进行传教活动的各使团会议，钦定了各派的传教范围。大家一致同意，尽量不要使各自传教的范围重叠。这样，安立甘教继续在东北沿岸传教(东峡附近小块地方除外)，卫理公会教派仍在东南岛屿传教，伦敦传道会则控制南部沿海，圣诞岛附近是罗马天主教影响的地区。^[25]
在西南太平洋诸岛，西方的传教士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传教工作比殖民行政管理有着更为持久的影响。传教士在众多地方的传教，深深地影响了土著人的生活方式。“官方民族学家”F.威廉斯对此不无忧虑地说，传教士们消灭了“克维里人部落(南部海岸的巴布亚人)文化中一切鲜明的色彩”。现在克维里人已不再戴饰品了，因为他们害怕“生病”。他们已不庆祝节日，不击鼓，不跳舞;如果克维里人要跳舞，他们就会“死掉”。旧日的歌曲已不唱了，古老的传说也不叙述了，不然就会“生病”。“一切旧习俗都是坏习俗”，这是传教士教导克维里人的东西。威廉斯曾问当地居民：“你们既然不叙述古老的传说，那么你们谈的是些什么呢?”他们回答说：“如果我们抛弃一切旧的习俗，并且接受新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就能获得新生——这就是我们经常谈论的事。”^[26]当地的土著服装本是适应于气候环境和当地居民生活习惯的，但在传教士的影响下，穿这种服装被认为是邪恶的而被禁止。男子须穿裤子，女子必须遮盖上身等。天主教的传教士对此表现得特别狂热。土著人也开始饮用西方的酒精饮料，吸烟的风气也很普遍，这些变化越是在欧洲人居住地附近，就越明显。

[1] J.M.布劳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史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2] C.A.托卡列夫等:《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各族人民》(下册)，第708页。
[3] Brij V.Lal(ed.),Politics in Fiji-Studies in Contemporary History,p.1.
[4] Christopher Browne and Douglas A.Scott,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even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p.109.
[5] Claf Ruhen,Mountains in the Clouds,London,Horwitz Publications,1968,pp.92-104.
[6] J.W.福克斯、K.B.坎伯兰:《西萨摩亚——热带波利尼西亚的土地、生活及农业》，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99页。
[7] K.R.Howe,Robert C.Kiste,Brij V.Lal(eds.),Tides of History:The Pacific Island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p.32.
[8] 1793年5月，一名西班牙海军军官来到瓦乌群岛。为了吞并汤加的领土，他公然挂起西班牙国旗，并且把装有一张西班牙领土字据的瓶子埋进土里，以便日后证明汤加就是西班牙的领土。1961年，在悉尼出版的《太平洋岛屿》月刊才把此事披露出来，以后又在瓦乌岛上找到了那个瓶子。
[9] 马克·B.索尔特:《国际关系中的野蛮与文明》，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
[10]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太平洋的故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11] J.W.福克斯、K.B.坎伯兰合编:《西萨摩亚——热带波利尼西亚的土地、生活及农业》，第109页。
[12] Judith A.Bennett,Wealth of the Solomons:A History of a Pacific Archipelago 1800-1978,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7,pp.146-147.
[13] 安东尼·派格登:《西方帝国简史——迁移、探索与征服的三部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2页。
[14] 珍妮特·肯特:《所罗门群岛》，广东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66—67页。
[15] 纳扬·昌达:《绑在一起:商人、传教士、冒险家、武夫是如何促成全球化的》，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158页。
[16] 詹姆斯·福克斯、肯尼思·坎伯兰《西萨摩亚——热带波利尼西亚的土地、生活及农业》，第107页。
[17] K.R.Howe,Robert C.Kiste,Brij V.Lal(eds.),Tides of History:The Pacific Island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pp.21-22.
[18] J.W.库尔特:《斐济现代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70—71页。
[19] 埃米尔·迪尔凯姆:《迪尔凯姆论宗教》，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页。
[20] 1816年，玛利亚圣母会创立于法国里昂。据说该会会员都献身于义务传教，以荣耀玛利亚。
[21] 珍妮特·肯特:《所罗门群岛》，第62—64页。
[22] 珍妮特·肯特:《所罗门群岛》，第67—70页。
[23] Claf Ruhen,Mountains in the Clouds,p.46.
[24] 埃米尔·迪尔凯姆:《迪尔凯姆论宗教》，第86页。
[25] Claf Ruhen,Mountains in the Clouds,p.57.
[26] C.A.托卡列夫等:《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各族人民》(下册)，第6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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