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西兰现代化发展中的重要内容与标志，19世纪初期，新西兰经济的生成与发展以明确的商业属性而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性质，与外部市场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又使其拥有明显的外向性。虽然它的起步较迟，但来自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并已相当成熟的经济理论、经济制度、市场体系、资金来源以及生产技术为其运作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条件与便利，初显端倪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与机制则又使它频频获得进入世界市场的发展机遇。因此，新西兰社会生产与经济活动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围绕着资本与利润而运作，并具有鲜明的地方性色彩。
19世纪新西兰经济的运行与发展同英国和澳大利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英澳对其影响重大而深远，因此，曾有英国学者认为“新西兰经济发展的全部过程就是英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一部分”。澳大利亚则更是以种种事实证明这一时期的新西兰经济与澳大利亚经济几乎是合为一体的。^[1]然而，新西兰经济的本土化特性则相当突出，表现为着眼英澳的市场需求来开发新西兰的社会生产，运用英澳的商业与服务制度来与英澳进行商业往来。有学者如此阐述：“在19世纪前期，新西兰的商业，无论在观念还是在实践中，都是追随英国—澳大利亚模式的。由澳大利亚人先找到适应英国商业政策的具体办法，然后新西兰再从澳大利亚将有关的方针照搬过来。新西兰的经济机构中有许多澳大利亚人担任要职。虽然英国—澳大利亚的经济模式对新西兰的实际情况有一定的差距，但是这种模仿对新西兰来说还是不失为一种事半功倍的方法。因为在殖民地开创阶段，它意味着不必盲目地建立新制度，从而可以少走一些弯路。进入19世纪后半期，新西兰政府才逐渐形成具有自己特点的经济制度。与其他殖民地的经济制度比较，新西兰的早期的经济制度还是很有效率的，这为它以后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奠定了不可缺少的基础。”^[2]
时至19世纪40年代，随着海豹和鲸鱼资源的逐渐枯竭，作为南太平洋经济的一部分，新西兰的经济活动主要是由悉尼商人经营的海运业。澳大利亚以新西兰的开拓所需的铁制工具和农作物种子换取新西兰的亚麻和木材，以用于澳洲殖民地社会建设。尽管新西兰经济起步很迟，但它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是殖民当局掌控着大量的土地，二是英国移民可利用他们与母国的种种特殊关系获得所需的资金与技术，三是可从英国和澳洲引进相对成熟与高效的经济制度，等等。
威克菲尔德的努力以及“新西兰公司”在新西兰的活动对于新西兰的经济开发与发展具有指导与开创性作用。“系统殖民化理论”在澳大利亚形成之后，这一理论在新西兰得以按照威克菲尔德的意愿而运行与完善，进而使理论推导成为理想实现。依照这种经济学理论，殖民地能够为英国的过剩人口和闲置资本提供去处，并由此成为母国所需的财富与原料来源之一。“新西兰公司”依据威克菲尔德关于土地的“足够的价格”的理念而运作，使新西兰殖民地在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确立动态平衡，即以大量的可售土地和足够高的地价吸引拥有资本的人为资本的增值而不是当小土地所有者而移居新西兰，允许土地购买者在获得的土地范围内为内外市场的需求投资农业生产;土地销售所得用于城市和乡村的经济与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资助作为劳动力主力的下层贫穷移民的路费。^[3]
威克菲尔德和“新西兰公司”的具体的做法是以英国的乡村为模式，在新西兰建立农业区为移民定居点，以图达到为英国工业提供原料，为英国商品提供市场，为英国投资者提供利润，为英国贫民提供生计的目的。第一批充当移民安置点的城市和城镇在仓促中建成，如1840年的惠灵顿、1841年的新普利茅斯及1842年的纳尔逊等。与此同时，“新西兰公司”在英国鼓励人们向新西兰移民，“连篇累牍的宣传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新西兰是一个绿色的、心旷神怡的和肥沃的地方”。鉴于澳大利亚的经验与教训，威克菲尔德对于移民的素质提出了要求，认为为了使英国社会制度与成果可在新西兰移植成功，应对移民进行必要的选择，他们应具有英国社会中优秀分子的品质。威克菲尔德寻求到了英国多家航运公司和银行的支持，在1839年以后的3年中，共开出了57条移民船，向新西兰输送了8600名移民。^[4]
虽然威克菲尔德所设想的新西兰社会模式与形态是颇具浪漫色彩的田园式农业社会，但是，他及“新西兰公司”非常重视作为贸易中心的城镇建设，因此，城镇是在新西兰的经济活动与发展中拥有举足轻重作用的角色——生产、商品与贸易的枢纽。作为当时新西兰各地总的贸易仓库和进出口港口，建于1840年的奥克兰拥有最先进和优良的设施与设备，^[5]至今它仍是新西兰的最大港口城市。城市与城镇的不断增加与持续发展大大促进了贸易经济的扩大，而这样的发展趋势与运作轨迹是一座城市的兴建自然带动起周围一系列城镇的兴起，进而再由沿海地区向内陆腹地渐进。在纳尔逊，坐镇城里的商人最初是以赊购的方式与周边或附近地区的小农、小作坊主、小矿主进行着小本经营，进而逐渐建立起了与远方市场的供求关系，并由此持之以恒。^[6]在英国，这种以城市为依托的包买商运作机制被认为是近代工业革命与工业化的起源，拥有数百年的历史;而在新西兰，它被习以为常地移植，很快又被顺理成章地做大做强，使新西兰经济非但未因其生产内容为农牧业而成为乡村经济，反而使其市场经济的属性得以凸现与发挥，生产运作自然而娴熟。
新西兰的自然条件与澳大利亚相似，气候潮湿，草原广阔而肥美，适合农牧业生产。而此时正值澳大利亚的“牧羊业大潮”方兴未艾之际，因而，新西兰自然而然地也步其后尘，直接从澳大利亚引进了优质的美利奴羊，羊群的足迹很快遍及新西兰各地。从40年代开始，牧羊业开始大规模兴起，然后一路快速增长。在1851年以后的10年中，绵羊的数量从23.3万只增加到280万只;到1911年时，这个数目已达2400万只。^[7]牧羊业一时间成为新西兰社会上最有利可图的行业。当然，这一产业的勃发与威克菲尔德旨在新西兰发展种植农业，使新西兰成为以小农为主的种植农业社会的初衷是相悖的，“新西兰公司”的境况每况愈下，1847年时已难以维系，幸亏殖民地当局出手相援，它才得以幸免解体，但仅勉强生存。其原因除了新西兰自然条件的物竞天择因素外，新西兰经济发展模式以市场为导向的属性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即英国毛纺织工业的发展决定了英国市场更需要的是羊毛，而不是农产品，因而，这理所当然地导致新西兰的经济生产内容是牧羊业，而不是农业。这是威克菲尔德当初未曾预料到的。
值得提及的是，新西兰牧羊业的快速兴盛直接得益于澳大利亚。它的出现起初是澳大利亚牧羊人为寻求更大更好的草场而迁移到新西兰，因此，澳大利亚花费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探索与积累的相关生产技术、市场机制及管理方式顺理成章地在新西兰“落户”，牧羊业由此驾轻就熟地成为19世纪新西兰经济的支柱产业。然而，来自澳大利亚的这一舶来品在新西兰也经历了本土化改造。新西兰人在这方面的创新则表现在结合新西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使用与改进新的畜牧技术。由于新西兰的牧场面积不及澳大利亚，劳动力投入也因人口数量不多而有限，因此，尽可能地降低成本与提高畜牧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成为新西兰人所面临的当务之急。牧场主们想方设法改进牧场的灌溉条件，尤其是在饲养方式上进行了重大变革，如以轮放代替散放，使收益明显增长。70年代，他们使用了铁丝栅栏，因而进一步大幅度降低了大规模养羊的成本。
在新西兰，牧羊业实际上是其畜牧业的组成部分之一，牛和马的数量也在同步增长。在1851年以后的10年中，牛的数量从34800头增加到193200头，马的数量从2900匹增加到28300匹;到1911年时，这个数目分别为200万头和40.43万匹。^[8]可见，新西兰的畜牧业是一个多种经营的生产部门，并逐渐由此显露出与澳大利亚畜牧业的区别和差异。
进入50年代，新西兰的种植农业出现一片生机。其原因是澳新市场对粮食等农产品的需求迅速上升，即新西兰城镇建设加速，移民数量不断增加;而更重要的是恰逢澳大利亚“淘金热”涌动，其移民数量因此而大幅度增加，导致非农业人口增长迅猛。尤其是“19世纪50年代初期的澳大利亚‘淘金热’使新西兰农民获利”^[9]，商机令新西兰人闻风而动。新澳两地对粮食需求的增长极大地刺激了新西兰粮食市场的繁荣，于是，越来越多的新西兰人投资种植农业，南岛上的土地被大片大片地开垦成为良田。粮食种植生产的经营方式以小农生产为主，毛利人成为低廉甚至是无偿的劳动力，这也使新西兰农业生产的成本大大降低，粮价因此而相当低廉。然而，随着澳大利亚“淘金热”在1856年后的逐渐降温，澳洲的粮食需求趋于下降，进而导致新西兰粮食市场的萎缩，再加之数年来的过度生产致使土地地力受损，新西兰农业发展受挫。这种状况促使新西兰人不得不在经济生产方面重寻机遇，另辟蹊径。
就在澳大利亚“淘金热”逐渐退潮时，新西兰的“淘金热”则兴盛了起来。1857年，在纳尔逊的西北地区发现金矿，接着是大大小小的金矿陆续在各地发现，大批毛利人被征集来充当掘金的劳动力。与澳大利亚相比较，这场持续10年的“淘金热”是微不足道的，但这对于小小的新西兰而言，却是相当重要的。南岛上的奥塔戈是“淘金热”中最为热火朝天的地区之一，也是“淘金热”影响的缩影。“在60年代里，大约有价值2100万的黄金使奥塔戈富裕了起来”;“10年间，有价值1000万的黄金从奥塔戈出口”，“使奥塔戈成为(新西兰)最富有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时至70年代，它提供了新西兰1/3的出口，集中了1/4的(新西兰的)欧洲人口”。^[10]
新西兰“淘金热”的过程呈此起彼伏状态。奥塔戈在50年代末异军突起，而到60年代中期，西部海岸的“淘金热”渐盛，逐步取代了奥塔戈的领先地位。它们相同之处是掘金的方式和生产的规模，不同的是“西部海岸的‘淘金热’出现在1864年底，开始很慢，缺乏奥塔戈‘淘金热’中的戏剧性突变，但后劲十足”^[11]。新西兰“淘金热”的退却与结束同澳大利亚“淘金热”的结局相同：60年代末，地表浅层的金矿石基本上被采掘殆尽，而深层的金矿已非淘金者可用简陋的工具进行挖掘，于是，具有工业化特征的机械采金逐渐取代了自由淘金。1869年时，虽然黄金产量仍保持在较高水平上，但“淘金热”的繁荣已是明日黄花。在这一年，奥塔戈和西部海岸的淘金产量均显强弩之末，前者为60万英镑，后者为130万英镑。^[12]
70年代是新西兰经济发展与转型时期。在这之前，新西兰的经济活动基本上是循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轨迹而前行，移植澳大利亚的经济模式，亦步亦趋地模仿和追随。在殖民地开创初期，这种移植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不仅使新西兰经济得以轻而易举地发展了起来，新西兰社会也因此很快富裕了起来，而且卓有成效地降低了新西兰人为探索而势必付出的代价。而从70年代起，具有新西兰特色的经济制度与经济体系逐渐出现与形成，表现为相伴于人口与投资大量增加，以及社会需求与生产规模相应同时增长，在受益于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同时，新西兰经济的标志性、自主性和创造性逐步增强，逐渐形成了新西兰经济的属性与特色。
此时，新西兰的经济发展再度面临方向选择和产业改进。而前一时期的经济发展不仅为新西兰社会积累了可供其持续发展的实力，而且新西兰社会的富裕又吸引来越来越多的移民和资金。这一切大大便利了新西兰在经济领域的选择和改进。受新西兰政府的鼓动与资助，在这10年中，移民净增数为134079人，其中有38000多人是于1874年进入新西兰的。^[13]移民大军为新西兰的经济生产提供了急需的劳动力和资金，这一增长与新西兰同期农业种植面积的扩大呈同步状态。在北岛，当局从毛利人手中“获得”土地超过200万英亩，大大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小麦种植的发展，如惠灵顿地区的耕地面积扩大了4倍，达到817612英亩;霍克湾地区的耕地扩大了9倍，达到627329英亩。在南岛，耕地面积也大幅度增长，以坎特伯雷地区为例，耕地面积扩大了4倍，达到1297615英亩。^[14]由于新西兰农产品主要是用于外销，因此，各地出口贸易方面的数据变化自然反映出其粮食产量的状态。惠灵顿、坎特伯雷和奥塔戈的出口贸易额分别从30多万英镑、50多万英镑和150万英镑增至83.8万英镑、170万英镑和290万英镑。^[15]人口的增加、投资的增多与贸易的增长促进了交通运输业的革命式发展。以铁路为例，新西兰在1870年时拥有铁路46英里，1871年为65英里，1880年为1172英里;南岛的主要铁路干线网形成于1880年，北岛在1908年也建成了铁路干线网。^[16]
畜牧业依然是新西兰经济的标志性支柱产业，但其内涵则因多样化而大大丰富了。长期以来，肉类运输一直是畜牧业发展的瓶颈。19世纪70年代末，肉类冷藏技术在澳大利亚获得成功，第一批冷冻肉通过轮船从悉尼运抵伦敦，转瞬间销售告罄。新西兰人从中看到了商机，立刻将此技术引进，并大力进行深入开发。1882年，世界上的第一艘冷冻船从新西兰的查默斯港开出，它所运载的冷冻羊肉在伦敦卖出了好价钱。赢利使新西兰的牧场主和企业家更加热衷于这项新技术的研发和使用，他们组织起冷冻公司，建造大型冷冻船。冷藏技术的运用使畜牧业的出口产品由单一的羊毛增添为羊毛、肉类和乳制品。1882—1895年，肉类的出口值从1.9万英镑增加到125万英镑。羊毛贸易在1892年的新西兰出口总值中仍占46%，1912年则为33%;而在同一时期，肉类和乳制品的出口所占比例分别从12%和3.4%提高到19%和17.72%。^[17]1890年，《新西兰国家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冻肉贸易》的文章，作者无不得意地写道：“(英国)3700万人口中的一个非常微小的口味变化(使新西兰)获利匪浅。”^[18]
新西兰人所称的“冷藏经济”极大地促进了畜牧业的产业优化，“蛋白质工业”的称号体现出了这一产业的工业化属性，表明传统的农牧业逐渐转型为现代化农牧业。随着肉类和乳制品产值的攀升，牧场主们愈加注重畜牧品种的优化与饲养技术的改进。牧场主J.利特尔用澳大利亚美利奴母羊与英国林肯郡公羊杂交，培育出优质的坎特伯雷羊。这一品种的羔羊不仅肉质鲜美价格低廉，而且适合于长途运输，因而大受新西兰牧羊人和商人以及英国消费者的欢迎。后来，他还培育出另一种非常适合在干旱的草原地区饲养的利特尔羊。正是这些优良品种使新西兰的畜牧产品在英国享有盛誉。再有，旨在提高生产能力，“人工改造牧场的意义就像冷冻技术的意义一样重要”。针对牧场退化问题，牧场主们选择优良品种人工种植牧草。到1895年，用这种技术手段开发出的牧场达到880万英亩，这些牧场自然成为现代化农业生产的最重要资源。^[19]
“冷藏经济”在为畜牧业开辟出更多与更大的市场的同时，也对畜牧业的传统生产规模与方式提出了改进与变化要求。因在出口贸易中须经长途运输的缘故，标准化生产与卫生保障，以及相适应的仓储、冷藏和海运成为肉类和乳制品生产过程改进的当务之急。于是，通过愈加发达和健全的市场机制，生产分工与生产合作的水平快速提高，工厂的机器生产取代了牧民的家庭制作，牧场主与商人之间的合作与联合大大加强。“在1898年，塔拉纳基山区的牧民和乳制品贸易商谈论的是海运、英国市场和质量管理。”值得注意的是，市场的导向与竞争不仅促进了新西兰畜牧业在数量上的增长，而且提高了其产品质量乃至人们的质量意识。在以往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国际市场上，因种种原因，“殖民地的”成为质量低下的代名词，而新西兰的畜牧业产品却未落入这一俗套。从一开始，新西兰的牧场主、工厂主和商人深知产品质量的高低与市场价格变化之间的关系。为了维持生产水平和保证产品质量，他们一方面参照英国的相关质量等级标准进行生产，另一方面积极运用立法手段来促进行业中的商标与诚信制度的创立^[20]。强烈的质量保证意识与有效的质量保障措施确保了新西兰畜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信誉与地位，其产品质量优于澳大利亚和南美洲的同类产品。
总之，19世纪新西兰经济的发展是“基于来自欧洲的大量移民与资本的流入，以及农牧业产品和原料的出口”^[21]。虽然，新西兰社会经济的增长并非是突飞猛进的，甚至时常还会出现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但是，它是呈总体稳定发展的状态，日积月累，其面貌已今非昔比，成效也令人刮目相看。在市场的吸引与调节下，对成熟的制度、高效的机制、丰富的经验和发达的技术的移植与借鉴使这种发展在进程中充满了天时、地利与人和。然而，这是以本土化来改造舶来品的过程，表现出了新西兰社会的创新能力，即结合新西兰社会的实际情况与现实需要，模仿而不抄袭，移植而不照搬，对外来的制度进行扬弃，对引进的技术实施改造，对他国的经验恰当汲取，逐步探索出了符合新西兰现实的道路与模式，具有特色的新西兰经济体制逐渐形成。其中最为显著并最能够体现新西兰创造性特色的是新西兰开创了“国家干预”之先河。相对于当时西方仍占主流的自由放任政策，这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创新。换言之，当国家干预主义在新西兰已是被付诸实施的既定国策时，在西方，它还仅是学者们的一种正在进行探讨的理论假设，日后备受推崇的凯恩斯学说的创始人、英国经济学家J.凯恩斯此时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遗憾的是，新西兰的创新之举没有得到世人的注意。
在1840年新西兰正式成为英属殖民地后，促进新西兰的经济发展与维护新西兰人的经济利益自然成为殖民地当局的既定政策，因此，在新西兰经济建设中，尤其是在其起步阶段，政府的作用举足轻重。这种作用最初出现在早期新西兰的金融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中，表现为各级政府适时参与、主导和护卫新西兰的社会经济。直到50年代末，澳大利亚联合银行在新西兰银行业中几乎占据垄断地位。1859年，“新西兰保险公司”成立，这是新西兰第一家以国有资本为主的企业。接着，新西兰政府还投资建立了“邮政储蓄银行”。1861年，为了从已在新西兰经营20多年的“澳大利亚联合银行”手中夺回金融利益与权利，新西兰议会通过立法，宣布成立“新西兰银行”。它不仅成为政府的开户银行，而且也成为了新西兰银行系统的票据转账中心。“新西兰银行”的建立与运作有着重大的意义，它不仅有效地加强了新西兰经济的自主性，而且是新西兰的政府经济制度进一步完善的表现。1875年，作为对1863年成立的奥塔戈银行的接替，“新西兰国家银行”成立。尽管这些新西兰的金融机构尚不具备与英国和澳大利亚在新西兰开办的银行或设立的银行分支机构展开竞争的实力，但“由政府培育起来的新西兰作为‘投资者乐园’的现象对于私人海外贷款是非常重要的”^[22]。
新西兰是一个弹丸之地，相对于澳大利亚，它的经济显得相当单一与单薄，于是，出现了在1869—1870年间，当澳大利亚还沉浸在一片繁荣中时，新西兰则因国际市场上的羊毛价格大跌而遭遇第一次经济危机。现实是清楚的，以小生产者为主体的新西兰可仿效英澳以求得发展，但却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克服危机，走出萧条。J.沃格尔是新西兰社会上的一位活跃人物，有“商人+政治家”之称，1863年当选议会下院议员，1866年出任殖民地政府的财政部部长。1870年，针对停滞的经济，他论证了“跳跃式的快速增长是健康社会的标志和条件”的理念，提出政府应以其信用干预的方式消除经济危机，并将在后来的10年中从英国资本市场相继借贷1000万英镑，以用于大兴公共工程、吸引移民和购买毛利人的土地。他解释说，铁路和公路将会把互不连通的各省联成一体，从而既可加速新西兰内地的开发，又可增加就业并吸引更多的移民。^[23]
在该计划开始实施后，新西兰的贷款数额猛增，到1880年为止，实际贷款为2000万英镑。然而，在整个70年代，其成效也是明显的，“假如没有1100英里的铁路、2500英里的公路以及大量架设在湍急而危险的河流上的桥梁，后来的发展，特别是相关的冷冻工业，(新西兰)肯定将受到制约”^[24]。在这10年中，架设的电话线逾4000英里，国际电报电缆在1876年铺设完毕，“使新西兰成为地球村中的一员”。1873年，“新西兰汽船公司”成立，大型蒸汽船的使用使这个南太平洋岛国与世界的联系更加密切。这一时期的大型公共工程建设为新西兰社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1871年到1878年，新西兰的国内生产总值出现了沃格尔预期的迅速增长。从此，政府干预成为新西兰经济中的一大重要内容与政府的一项既定政策，这对于新西兰经济的稳定(尤其是在经济危机期间)作用重大。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新西兰社会的富裕程度逐渐显露了出来。1900年，新西兰主要城市的街道开始有了电灯照明，不久，电车代替了马车。时至20世纪20年代末，在电力的使用方面，无论城乡，新西兰已经比西方多数国家更为普及和方便。在30年代，美国制造的家用汽车已成为新西兰人的重要消费品之一，人均拥有量居世界前列。
按照威克菲尔德的设想和当时殖民地当局的实践，新西兰经济应是以“小土地所有者”为基础的种植农业。1853年，新西兰的地价由每英亩1英镑降至10先令，又降到5先令，因此，移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建立起自己的家庭农场或牧场，农牧业由此获得了发展机遇和扩展空间。这种呈小型、分散与量多的生产模式蕴藏着巨大的自发势力，成就了这一时期农牧业的繁荣昌盛。1880年代，新西兰大部分地区是从事牧畜业的牧场，而小型农牧场较少，形成“整个新西兰严重地依赖大土地所有者的羊毛支票”的局面，因而，这其中包含着巨大的市场风险，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尤其是在国际市场上，这个“干活人的天堂” 缺乏对付危机与招架风险的能力。^[25]具体而言，市场上羊毛价格的涨跌将直接影响到新西兰的国计民生。因此，为了“打破当时正在掐着新西兰脖子的土地垄断权”，政府的适时干预与积极主导对于农牧业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为了应对愈加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与抵御越来越强劲的经济危机冲击，政府的长效性干预在探索中逐渐形成，并加以积极实施。1890年执政的自由党政府声称要继续执行沃格尔主义，加强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全面领导。^[26]除了继续兴办大型公共工程和提高国有银行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外，政府在产业结构与规模上进行了大动干戈式的调整。其主要内容首先是针对新西兰的企业规模小的特点，将计就计，通过限制企业的扩张，以化大为小的方法来分散和化解危机与风险的冲击。1891年，政府颁布《土地与收入评估法》，规定对价值500英镑以上的闲置土地按每1英镑1便士的标准征收土地税;对5000英镑的地产以每1英镑1.8便士为启征点征收累进土地税，超出5000英镑的部分每英镑征收2便士;税收豁免的限额为5000英镑以下的地产。1892年出台的《土地安置法案》授权政府为进一步划分土地而重新购买地产。1894年的修正案又用征收土地税的规定将这一权力强化。这一系列立法和举措的目的一是消除土地闲置，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并避免出现土地投机现象的出现;二是迫使大地产主分割自己的土地，从整体上提高社会经济的抵御经济危机的能力。
从1890年到1910年，这种调控措施的效果逐渐显现。当时执政的自由党政府先后收购了223个农牧场，土地面积为130万英亩;^[27]1000英亩以上的大地产所有者由262个下降到171个，那些很小的农场与牧场的数量也大为减少，而增加的部分是规模在320—640英亩的生产单位。^[28]另外，政府还从毛利人那里购买获得了未经开垦的土地230万英亩，以用于向社会出售。^[29]这一系列举措不仅从整体上提升了新西兰社会的抗御能力，从个体上减小了生产者承受的损失，而且还影响到新西兰政坛的变化，乡村选民有增无减，特别是在1893年，乡村议员在议会中占据了优势。应予指出，当新西兰政府游刃有余地进行着土地改革时，经济生产中的垄断现象在欧美国家正愈演愈烈，由此导致的负面效应昭然若揭，美国的“反托拉斯法”的执行举步艰难。可见，在国家干预问题上，新西兰又捷足先登。
生产单位的小型化变革与生产的集约化发展同步展开。19世纪末，在政府的倡导与促进下，各种规模的农业与牧业协会在各地纷纷涌现。农场主或牧场主以互助、合作或联合等方式拓展国际市场，加强市场竞争力。新西兰的奶农和乳制品厂主可以“面对全球竞争，放眼世界，跟进技术变化，决定自己的市场战略”^[30]。与此同时，他们抗击危机与风险的能力也因具有了这样的合力而增强。1891年，新西兰政府组建农业部，旨在对农牧业生产进行指导，对农产品质量进行监督。农业部在推广先进技术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大大提高了新西兰农牧业生产的技术水平，时至20世纪30年代，新西兰农牧业生产已基本实现了机械化，拖拉机、耕犁机、割草机等农业机械被广泛使用。

[1] G.Byrnes,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197.
[2] 蔡佳禾:《新西兰——在追随中的创新》，第31—32页。
[3] G.Byrnes,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201.
[4] G.Byrnes,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p.200-201；蔡佳禾《新西兰——在追随中的创新》，第26页。
[5] G.Byrnes,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205.
[6] G.Byrnes,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206.
[7] 王章辉:《新西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0页。
[8] 王章辉:《新西兰》，第50页。
[9] G.Byrnes,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204.
[10] G.Byrnes,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207.
[11] Ibid,p.208.
[12] Ibid,p.209.
[13] J.Phillips & T.Hearn,Settlers:New Zealand Immigrants from England,Ireland & Scotland 1800-1945,pp.41-42; G.Byrnes,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209.
[14] G.Byrnes,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209.
[15] Ibid,p.210.
[16] G.Byrnes,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209；王章辉:《新西兰》，第53页。
[17] 王章辉:《新西兰》，第51页；G.Byrnes,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p.214-215.
[18] G.Byrnes,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216.
[19] 蔡佳禾:《新西兰——在追随中的创新》，第47—48页。
[20] D.M.Higgins,“Mutton Dressed as Lamd?” Australian Economic Review,Vol.44,No.2,2004,p.162; pp.173-178.
[21] G.Williamson,World Factor Migrations a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s,Australian Economic Review,Vol.44,No.2,2004,pp.118-141.
[22] 蔡佳禾:《新西兰——在追随中的创新》，第32页。
[23] T.Brooking,The History of New Zealand,Westport,Greenwood Press,2004,pp.67-68；蔡佳禾:《新西兰——在追随中的创新》，第36—37页。
[24] T.Brooking,The History of New Zealand,p.68.
[25] G.Byrnes,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215.
[26] G.Byrnes,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213.
[27] T.Brooking,Lands for the People,Dunedin,University of Otogo Press,1996,p.134.
[28] T.Brooking,Lands for the People,pp.254-255.
[29] Ibid,p.245.
[30] G.Byrnes,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p.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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