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2月15日 阅读：136 评论：0

1.“牧羊业大潮”：民族经济的生成
在菲力普的指挥和军队的看管下，澳洲的开发从悉尼起步，从罪犯的奴隶劳动开始。劳动条件十分艰苦，“坚土使铁锹弯曲，硬木令利斧卷刃，烈日烤灼，巨蚁叮咬”。最早建成的建筑是犯人采石建造的2—3层石楼，其中最坚固的做为牢房，其余充做“新南威尔士殖民地总督府”。这个“岩石镇”作为澳大利亚殖民时代最古老的文物得以保存。
出于给养保障的考虑，从“第一舰队”在澳洲安营扎寨之初，英国的军人与罪犯就开始了农业种植。1788年2月，菲力普派遣海军上校P.G.金前往诺克岛建立殖民点是因接到英国的训令，即防止该岛被其他欧洲国家占领。同时，他又指示金要在岛上种植棉花、亚麻、玉米及其他农作物，以确保金及随行人员的给养能够自给自足。^[1]在19世纪20年代以前，作为英国的“海外监狱”，经济生产活动始终局限于澳洲各殖民地内部。久而久之，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耕作面积不断扩大，生产技术逐渐提高，粮食产量逐年递增，“除了新南威尔士外，所有殖民区都已有了粮食，”^[2]范迪门地区还拥有“澳洲谷仓”的称号。
这样的农业生产主要是旨在“维持生活”，本无意获利。然而，谋利意识明确的英国殖民者则既不安分于温饱问题的解决，也不满足于英国政府的财政拨款，而是越发处心积虑地探求生财之道。现有农业生产已使人们衣食无忧，但赢利有限。对外贸易是获利渠道，但澳洲现有的可供出口的生产种类仅限于以加工鲸鱼油及海豹皮为主的渔业和为羊毛贸易而进行的牧羊业。渔业曾兴旺一时，1817年，新南威尔士的年收入除去英国的财政拨款外，尚有7万英镑外贸收入，其中羊毛贸易创汇1.6万英镑，其余为渔业和檀香木贸易的收入。^[3]然而，渔业及檀香木贸易因受到来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打压而逐渐萎缩，仅有羊毛业异军突起，兴盛发达起来。1821年，新南威尔士的范迪门第一次向英国出口了近20万磅的羊毛，轰动英伦。牧羊业作为澳大利亚经济支柱的地位由此逐步得到确立。
澳大利亚牧羊业的创始人是前面提及的排斥派代表人物麦克阿瑟。自1790年来到新南威尔士服役后，他就开始思索：此地应有一种“必须用最少的人就能生产出来，而需求量却很大，并且还要能够经得起长距离海运”的物品，用以作为进口产品的支付物。在不断探索中，西班牙的美利奴羊进入了他的视线。1802年，他为此前往伦敦游说，大获成功，英国国务大臣卡姆登予以支持。1804年退役后，他开办了一座拥有5000英亩土地的牧场，牧羊业由此在澳洲愈加迅猛地发展起来。牧业公司和牧场的数量直线上升，大批羊群浩浩荡荡地涌向尚未开发的广阔内地，出现了“牧羊业大潮”的壮观景象，澳大利亚不无风光地“骑在羊背上”了。从1820年至1850年，“羊毛出口量增加了200多倍，达到4000多万磅”。“对殖民地生产者来说，羊毛出口是增加市场机遇的有利因素。”同在1850年，羊毛出口占全澳出口总量的67%，约占英国进口羊毛总量的一半。^[4]可见，牧羊业已成为澳大利亚的主要经济部门。
牧羊业的发展使殖民地经济很快突破了长期以来对殖民地内部市场的依赖，走向了以英国为主的海外市场。1850年，在澳大利亚总出口额中，有82%是与英国进行贸易。从19世纪30年代后期起，羊毛贸易的收益逐渐超过了英国对殖民地的财政拨款，趋于成为澳洲社会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澳洲的产业特色初见端倪，日后方兴未艾的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由此开端。
“牧羊业大潮”的出现和兴起是英国海外扩张的副产品，也就是说，牧羊业和羊毛贸易是来到澳洲的英国移民为追求财富，并经过长期探索与努力而开辟出的致富产业。地处南纬25°—35°间的澳东部地区气候温和，雨量适中，适宜大规模养殖业的发展。这无疑为这群精力旺盛、具有工业民族精神的英国移民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天地。况且英国对澳洲牧羊业的勃发有着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首先，就生产而言，最初的牧场是利用英国向流放犯殖民地提供的财政经费建立起来的，使用罪犯充当劳动力的做法也得益于强制性的“劳动指派制”^[5]。其次，始终认为自己是英国人的牧羊业创始人们一直将自己的经济活动认作是英国经济生产的一部分。早先到达新南威尔士的J.班克爵士曾致信新南威尔士总督：“难以置信的是，这块与整个欧洲大小相同的大陆竟生产不出对诸如英国这样的工业国家有着重要作用的特有的原材料。”^[6]再有，牧羊业从一开始就得到英国社会和政府的关注与扶持。1802年，麦克阿瑟在伦敦的活动得到了一个制造商委员会的支持。该委员会游说英国议会，声称：“(澳洲)羊毛的质量上乘，可与来自西班牙的羊毛相媲美。假如政府能为麦克阿瑟上尉提供必要的赞助，他将毫不迟疑地返回殖民地，不达目的不罢休。”^[7]也正是这个委员会积极向卡姆登引荐了麦克阿瑟，并要求卡姆登训令新南威尔士总督为“优质羊毛的增长提供各项支持”。卡姆登欣然同意。所以说，英国应是澳大利亚“牧羊业大潮”兴起的始作俑者之一。
牧羊业在澳大利亚萌生之时，正值英国工业革命处于高潮之际。尤其是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市场对毛纺织品的需求增大，作为英国的传统优势产业，它的产品自然是国际市场上的抢手货。而英国该行业的技术改革和革新又使产品成本不断降低，市场竞争力日益增强，进而更刺激了生产规模的发展与扩大。以往英国所需的羊毛来源除英国自产外，主要是从法国、西班牙和德意志等国家和地区进口，但欧洲羊毛的进口数量已越发满足不了英国那有增无减的需求。更何况此时的欧洲各国处于社会变革之中，时常出现令畜牧业生产所忌讳的社会动荡，因此，欧洲的羊毛出口时断时减，这就为澳大利亚的羊毛贸易提供了机遇。“到1830年，澳大利亚羊毛已在英国取得了稳固的市场。”1849年，英国进口羊毛总量为7700万吨，其中3500万吨来自澳大利亚。^[8]如此大宗的羊毛出口不仅为澳大利亚创造了可观的财富，而且强有力地促进了牧羊业的发展。
澳洲羊毛在英伦连创惊人之举，使人们对澳大利亚刮目相看，这块流放地在英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不断上升。1812年，在英国议会的一个特别委员会会议上，开场白是与会者漫不经心地向新南威尔士的第二任总督M.汉特发问：“你就是以前的那位植物湾总督吗?”而到1822年，刚刚狼狈卸任的麦夸里则在同样场合受到礼貌的询问：“你曾是新南威尔士的总督吗?”英国政府虽然尚未放弃将澳大利亚作为流放犯殖民地的既定方针，但却更加注意这块大陆的经济价值和发展前景。澳大利亚逐渐不再仅是英国罪犯的流放地，而正在作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和商品市场而成为英国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澳洲的财富和机遇越发令英国社会眩目。英国对澳政策与态度开始产生变化，表现为在继续向澳输送罪犯的同时，鼓励小资产者向澳洲移民。^[9]
以牧羊业为特征的澳大利亚民族经济就性质而言，从一开始就属资本主义经济，因此，它与把私营经济同犯人劳动和英国财政拨款混为一体的流放犯殖民地经济体制是无法相适应的。牧羊业的发展使这组矛盾日趋突出，首先表现为牧羊业的发展势必需要越来越多的土地，以新辟为牧场，但旧有的“土地恩赐制”则成为牧羊业发展的最大障碍。其次，以罪犯作为无偿劳动力的“劳动指派制”阻碍了雇佣劳动制的形成，造成澳洲的自由劳动力紧缺。再次，羊毛贸易在国际市场上的飞速发展客观上需要澳洲内部贸易的商品化和市场化，但这受到现有经济体制中的统购统销制的制约。虽然流放犯殖民地的经济体制为澳大利亚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促进与保障作用，但是，时过境迁，它的存在正威胁和妨碍着牧羊业和羊毛贸易的发展，并直接危及英澳各自切身利益。澳大利亚商人和牧民要求改变现状的呼声逐浪高涨，并采取了各种各样的相应行动。“政府要限制，绵羊要自由”，“即使派出英国的全部军队，即使派成千上万名士兵遍布整个灌木林，也无法把牧羊人赶回原地”。^[10]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威克菲尔德的“系统殖民理论”应运而生，又遇英国政府采纳了他的理论和改革方案，颁布了《雷彭条例》，实行了土地改革，使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得到了更大的空间与机遇。在1830年代期间，澳大利亚社会经济发展惊人，出现了澳洲的第一次经济起飞。首先是牧羊业突飞猛进。在维多利亚地区，绵羊数量1836年为26000只，1841年为782283只，1850年为5318046只。^[11]1830—1850年，澳大利亚羊毛出口统计显示：1830年为1967309磅，1835年为4210301磅，1841年为12959671磅，1845年为21865270磅，1850年为41426655磅。再将1850年的羊毛出口量作进一步分析：新南威尔士为14270622磅，范迪门为585500磅，维多利亚为18091207磅，南澳大利亚为2841131磅，西澳大利亚为368595磅。^[12]从上述各组数据中可看出，牧羊业不仅发展迅速，而且已遍及澳洲全境，澳洲已是一个极为辽阔的牧场，逐渐成为了英国毛纺织业优质原料的主要海外供应者。牧羊业既是澳大利亚的主要经济部门，又是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支柱和标志。
作为民族经济发展的先导产业，牧羊业带动起越来越多的经济部门的发展。土地制度的改革和移民的大量涌入一方面为农牧业发展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又向农牧业提出了发展要求。其中农业发展的显著方面是小麦播种面积的扩大，即由1835年的82198英亩扩大到1850年的210103英亩，^[13]总产量大幅度提高。与此相伴，各种经济作物的种植也有了可观的增长。到1850年，澳大利亚的农产品生产量足以满足日益猛增的人口的需求。
牧羊业和羊毛贸易的繁荣催生出了澳洲的金融业。在麦夸里的倡议下，1817年4月8日，由悉尼的一些商人和官员筹资创办的澳洲第一家银行——新南威尔士银行正式营业。从1817—1850年，在澳洲相继成立了30多家银行。此时的澳大利亚银行系统基本上是按照英国模式建立和运作的。到1840年，各银行的分支机构遍及各地，初步形成了一个银行系统网络。由于澳大利亚是一方创造财富的热土，所以，大量海外资本通过银行流入澳大利亚，其中大部分是英国的私人资本。而英国银行以开设分行等办法对澳金融业的进入使得更多的国外资本涌入澳大利亚。银行存款额因此大幅度稳步上升，以新南威尔士、昆士兰和维多利亚三地银行的存款总数为例，1820年为1247000英镑，1850年为1522000英镑。^[14]在应对1840年代初来自英国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各地的金融系统起到了重要作用。
总而言之，在19世纪上半期，澳大利亚民族经济体系处于生成、形成与发展之中。在这渐进过程中，雇佣劳动取代了强制性的犯人劳动指派制，市场经济取代了统购统销制，经济活动的全过程逐步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行。但是，由于澳大利亚民族经济保留着明显的殖民地属性特征，即其经济生产实为英国工业部门的原料生产部分，因而，其产业结构是以农牧业为主，而非工商业，这使澳大利亚民族经济从总体上看呈畸形状态。单一经济体制加之对英国资金、市场和移民的依靠，决定了澳大利亚民族经济对英国有着很强的依赖性。也应指出，由于澳大利亚民族经济与英国工业生产联系密切，不存在竞争，因此，英国没有对它横加干涉和压制，而是予以扶持和保护。这使得上述的依赖性不仅没有产生阻碍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反而发挥出了促进发展的正面作用。此外，由于牧羊业与出口贸易及海外市场始终相连，因此，澳大利亚民族经济从一开始就处于世界经济大循环之中，并由此具有了外向型经济性质。
民族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对澳大利亚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而最引人瞩目的当属因诱人的机遇、丰厚的利润和优惠的条件吸引了大量以英国人为主的外国移民。1820年，全澳人口总数为33543人，1830年为70039人，1840年为190408人，1850年为405356人。^[15]移民的结构也有了很大变化，以1832—1842年间新南威尔士为例：^[16]

由此可见：(1) 自由移民的数量呈增长之势，而输入的罪犯则显下降之趋。前者在1837年越过后者，并在以后的几年中将差距越拉越大;(2) 1831年的《雷彭条例》中关于将出售土地所得部分用于资助移民的条款达到了预期目的，受资助的移民数量也从1837年开始迅速上升。大量自由移民的进入使澳洲人口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变化，最为显著的是罪犯数量与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逐渐下降。在以往罪犯人口密集的新南威尔士，到1847年时，罪犯比例仅为3.2%;在范迪门，1820年，罪犯总数占人口总数一半以上，而在1850年，这个比例已降至1/4了。^[17]自由移民的增加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不仅使雇佣劳动制得到确立，而且为澳大利亚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大量的劳动力、资金和技术。移民的进入在“使一个病态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健康的殖民区的过程中，是一段起决定性作用的插曲”^[18]。社会道德标准开始提高。
民族经济一旦形成，争取自由和平等的社会改革运动也就随之展开，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变化的需要。由此，澳大利亚的社会性质既自然而然又不可逆转地从流放犯殖民地顺利地过渡到公民殖民地。“羊毛使澳大利亚成为一个有偿付能力的国家，并最后成了一个自由的国家”^[19]。
2.“淘金热”：民族经济的发展
1851年2月21日，澳大利亚人E.哈格里夫斯在新南威尔士巴瑟斯特淘出黄金。5月15日，《悉尼先驱晨报》将此事进行了报道，社会反响强烈，随之引发继1848年美国加州“淘金热”之后的又一场世界规模的“淘金热”。各种神话般的宣传与消息令人眩目和疯狂，操着各种语言的人们马不停蹄地从四面八方涌向澳洲，奔赴金矿，澳大利亚因此有了“坐在矿车里”的称号。全澳人口从1851年的437665人猛增至1861年的1168149人。^[20]到1853年，表面土层的金矿石基本采掘殆尽，而深层的金矿已非淘金者能以简单的工具所挖掘，于是，具有工业化特征的机械采金逐渐取代了人工淘金。到1861年，开采出的黄金价值达到1.24亿英镑，^[21]至此，波澜壮阔的“淘金热”趋于尾声。
“淘金热”的出现虽有相当大的偶然性，但它却体现出澳大利亚的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即原本的英国流放犯殖民地向英国公民殖民地的转型已接近完成。1820—1840年代末，澳洲至少有过5次黄金发现，但都很快悄然无息了，原因在于对于作为英国“海外监狱”的澳大利亚，早期的英国总督们的使命不包括开发澳洲大陆，他们的使命“不是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而是阻止帝国的犯罪行为”。因此，满足于“牧羊业大潮”收益的“政府(指殖民当局)对任何勘探黄金的想法都不会予以鼓励，担心金矿的发现会引起劳动力的流失……会引起混乱的社会动荡”^[22]。1841年，一位名叫克拉克的牧师将在巴瑟斯特发现的金矿石呈致总督盖普斯，而盖普斯却告诫道：“克拉克先生，请把金矿石收藏起来，不然我们两人都有生命危险。”但是，在牧羊业发展的带动以及一系列社会改革的作用下，人们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拥有了不断提高的胆识、力量和智慧，敢于冲破禁令和束缚。这是一种渐变，表明人们求富的欲望在越来越快地上升，同时，阻力在变小，障碍在变少。雇佣劳动制对劳动指派制的取代以及市场经济对统购统销制的替代，使“淘金热”不论以何种形式出现，都将按照业已形成的资本主义方式进行。
19世纪上半期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与发展为“淘金热”提供了社会基础、经营机制和物质条件。第一，自由移民的增多带来了人口结构的变化，使社会活力得以彰显。当初从驻澳英国士兵身上体现出的英吉利民族独有的工业民族精神，也就是马克斯·韦伯论述的“合理谋利”精神，已经弥漫于此时的澳洲社会。人们追求财富，渴望出名，明确的利润意识驱使他们通过发展和扩大生产去创造财富。哈格里夫斯就是如此这般的一个典型人物。在发现金矿石时，他立即想到的是功名：“我将成为一个准男爵!”他以替总督做开采金矿的向导为条件，索要到在当时被认为是天文数字的1万英镑奖金，并受到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接见。值得注意的是，随移民而移植澳洲的清教对于规范人们的行为和在一个“病态”社会确立新的道德标准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既鼓励人们为“上帝”而追求财富，又反对人们用“不正当的手段”牟取不义之财，这为英国的价值观念植根澳洲提供了强有力的助动力。时至19世纪中期，当工业民族精神因金矿的发现与开采而迸发出来时，其能量令人瞠目结舌。第二，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生产方式的形成，使“淘金热”从一开始就受到商品经济与市场机制的刺激与调节。在此时的内外贸易中，各种渠道畅通，有求必应;内部市场承担了不计其数的淘金者的生活必需品和生产物资的供应;海外市场使源源输出的黄金迅速转化为巨额货币收入，进而刺激了澳洲的投资增长和消费水平提高;以银行为主体的澳洲金融体系的运行自如，便捷了用作投资的资金流动，加快了利润的形成速度……这使生产和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确保了生产、市场和效益呈良性循环。
“牧羊业大潮”和“淘金热”对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形成、发展和健全具有重大影响。前者孕育了澳大利亚民族经济，不仅使它呼之欲出，而且赋予它以产业特色——农牧业;而后者则是极大地推动了它的发展，使其发展水平大大提高，澳洲属性更加鲜明。虽然澳大利亚经济仍与英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仍被视为英国经济的补充或延伸，但作为澳大利亚民族形成与发展的组成部分之一，它逐步演进为一种源于母国经济但又有别于母国经济的经济体系——澳大利亚民族经济体系。
“淘金热”对澳大利亚社会最直接的影响是社会财富和人口数量的激增。1850年，澳大利亚的银行储备为240万英镑，1860年为1420万英镑，平均年增长20%。在这期间，新南威尔士、昆士兰和维多利亚三地的进出口贸易迅速上升，继而保持在稳定的高水平上，即进出口贸易额分别波动在2000万英镑左右。^[23]这种财富增长无疑得益于“淘金热”。从1851—1871年，黄金贸易取代羊毛贸易成为澳主要出口产品，并由此换回了澳经济生产与发展所急需的资金、设备和技术，进而刺激了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社会的富裕程度也大为提高，1860年，澳大利亚的实际生产和人均消费高于英国。
在“淘金热”期间，全澳人口平均年增长率为11%，世界各地淘金者的涌入是人口骤增的主要来源。黄金引发汹涌的移民潮，从1820年到1850年，有10%的英国移民选择移居澳洲，而在1853—1860年和1861—1870年，上述比例分别为28%和17%。^[24]人口的增长对澳洲社会各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尽管与澳洲对劳动力的实际需求仍有差距，但人口增长使澳洲社会中的劳动力供求矛盾大为缓解。同时，移民也带来了澳洲社会所需的技术和资金。其次，自由移民的涌入使澳大利亚人口中的罪犯比例进一步下降，促成英国政府最终宣布停止向澳转移罪犯，“金矿的发展最终导致了流放犯到澳大利亚东部的结束”^[25]。这意味着旧制度和旧生产关系的终结，为新生的民族经济的发展扫除了障碍。总之，“淘金热”为19世纪后半期澳大利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机遇，有力地促进了澳洲社会经济的全方位飞跃发展。从1861—1891年，澳大利亚经济平均年增长率为4.7%，而在同期，英国为3.2%，美国为4.8%。经济的全面发展导致其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单一经济体制逐渐被多种经济体制所替代，由某一行业的产品垄断生产和贸易的状况逐步改变。
牧羊业在“淘金热”中一度受到冲击，因牧民投奔金矿，造成牧业产量下降和贸易额减少。但从1860年代起，它逐渐复苏，进而稳步发展，最终再度独占鳌头，成为澳洲经济的支柱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牧羊业的生产内容有了增加。1882年，新西兰航运公司用装有冷冻装备的运输船第一次成功地将冷冻羊肉运到英国，这在澳洲也引起轰动，“羊肉变得与羊毛一样值钱”，澳洲的乳制品和肉制品的产量和产值因此而逐渐提高。在对外贸易中，乳制品和肉制品在1888—1890年为总量的6%，1898—1900年升至15%。^[26]可见，以前以羊毛生产为内容的牧羊业单一经营已发展为多种经营，生产规模自然也有增无减。在此带动下，用于肉类和乳制品出口的养牛业也兴盛了起来。畜牧业的概念不再仅是牧羊业，经营牧羊业的目的也不再仅是旨在羊毛。
在“淘金热”期间，农业出现衰败景象，但随之而来的人口猛增使粮食供应问题成为燃眉之急，于是，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发展。1851年，全澳可耕面积为49.1万英亩，1858年达到100万英亩。以1860年同1850年比较，全澳人口增长了188%，而同期的小麦种植面积和耕地面积分别增加了207%和209%。^[27]农业产值相应大幅度增加，1861年为610万英镑，1881年为1020万英镑，1891年为1050万英镑。^[28]到1890年代，澳大利亚不仅能够做到粮食自给，而且还有一定数量的粮食出口。应予指出，在政府的指导和扶植下，农民积极钻研农业科学和农业机械化技术，使农业的快速发展得到科技保证。
工业生产成为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新内容，是其经济体系趋于健全的重要标志。到90年代，尽管工业仍是澳大利亚民族经济中的薄弱环节，但民族工业体系已基本形成。其中，冶金业率先跃进，相继成立的冶金公司及其所属的冶金工厂构成了澳大利亚钢铁工业的基础。它们主要分布于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较大的有建于1878年的新南威尔士埃斯克班克钢铁厂。冶金业是此时澳工业的主体，以供其他经济生产部门需要。虽然19世纪末澳大利亚冶金业的生产水平较低，但是，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澳洲钢铁工业大发展正是在这基础上起步的。
在工业生产各部门中，制造业的发展尤显重要。它发展起点低，但发展速度快。1869—1890年，其年增长率为8%，从业人员占全澳总就业人数的15%，产值占全澳总产值的11%。^[29]此时，它尚属不发达和落后的经济部门，仅是为农牧业服务的加工制造和机器维修，产品全部内销，因而，尚不具备进入国际市场的竞争实力。但是，这是一个颇有潜力和有作为的工业生产部门。
第三产业迅速崛起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大大加快了澳大利亚民族经济体系走向健全的速度。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对民族经济的全面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澳大利亚修筑铁路始于1850年，“淘金热”不仅向它提供了迫切的使用要求，而且为它注入了大量资金，确保了交通行业的大发展，促成了修筑铁路的热潮。这一热潮持续到90年代。1860年，全澳共有铁路线126英里，1870年为953英里，1880年为3347英里，1890年为8416英里，1900年为10566英里。^[30]与此相伴，通讯事业也长足发展，到80年代，已经形成了以悉尼和墨尔本为中心的全澳电讯网。交通运输网与通讯网的建立有力促进了民族经济的全方位发展，使社会经济的各环节得以有机地结合为一体。
经过“淘金热”的刺激，对经济发展起有保证作用的金融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不仅加剧了“淘金热”的涌动，而且自身也因“淘金热”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发展而得到扩展与健全。到1890年，出现了控制澳大利亚经济命脉的7家大银行，它们在澳洲全境设有近千个分支机构，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坚挺的金融网络。为了吸引英国资本，不少澳洲银行将分行开办到了伦敦。澳洲银行储备金有增无减，1870年为2010万英镑，1880年为4620万英镑，1890年为9880万英镑。^[31]金融业的发展使民族经济的飞跃得到了有效的支持与保障。
在民族经济的全方位发展中，建筑业的繁荣是第三产业中的的一个直接关系民生的重要部门。其发展的直接动因是“淘金热”以及由“淘金热”派生出的城市化发展。前者造成了人口增加，后者导致了人口集中，进而共同向解决住房问题的建筑业提出了紧迫的要求。到1890年，其从业人数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比例和其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均为14%。其规模仅次于农牧业，与制造业各有所强。它的发展使澳大利亚人的居住条件大为改善，1850年人均拥有住房0.64间，1881年为0.85间，1901年为1.07间。^[32]尽管澳洲人口增长迅猛，城市化发展迅速，但社会上从未出现住房紧张现象，更未出现在欧美国家常见的贫民窟。
总而言之，作为一股强大的推动力，历时10年左右的“淘金热”使澳大利亚民族经济进入了工业化发展的轨道，经济生产的全面发展使民族经济体系进一步得以健全与坚固。这一进程的发生与完成使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目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由补充和辅助英国经济转变为增加澳大利亚的社会财富。这较为集中地体现在澳洲各殖民地对关税问题的态度上。50年代，各自为政的各殖民地为了增加收入，互设关卡。可是，日益频繁的经济往来与日趋激烈的商业竞争使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在全澳实行统一的关税政策，一些人还动议成立关税同盟，保护关税政策被人们所普遍接受。尽管人们对保护关税政策含义的解释不同，对其推行的程度存在分歧，但大多数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为了阻止外来的商业竞争(特别英国商品的流入)而主张提高关税。维多利亚成为拥护保护关税的先锋。1866年，维多利亚议会通过了澳洲历史上第一个保护关税条例。虽然，直到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各殖民地仍未制定出统一的关税政策。但是，保护关税政策大势所趋，成为基本国策之一。这种自我保护意识及相关措施体现出澳大利亚民族经济不断提高的发展水平和趋于独立的发展趋势。虽说它与英国的千丝万缕联系依旧存在，但它正在脱胎于英国经济而自成一体，并逐渐显示出不再是英国经济的延伸和组成部分。
仍需强调的是，在19世纪后50年，英国对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发展依然具有至关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除了连续不断地向澳提供资金、技术、市场和移民外，英国所奉行的国策在很大程度上为澳民族经济的发展与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19世纪中期，英国推行的自由贸易和放任政策使处于萌芽状态的澳大利亚经济不仅未受打压，反而得到了有利的滋生环境。又因与英国经济合为一体，它又受到英国的扶植。这在英国海外殖民地中是少见的。19世纪下半期，美国和德国等国家与英国形成愈加激烈的竞争，这使英国感到有必要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以增强自身力量。因此，增进英帝国内部联系与团结的建议由此而来，“帝国联合运动”应运而生，澳大利亚恰在“联合”的范围内。英国海外殖民政策的这一调整非但没有伤害或妨碍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发展，反而使它得到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更大范围的保护。加强与各殖民地的经济联系和促进各殖民地之间的商贸往来是此时英国殖民政策的一大经济内容，整个英帝国逐渐“被一个由贸易关系、贸易委员以及英帝国各成员国之间和不列颠与海外自治领之间的互惠关税协定所织成的一个网联结了起来”。^[33]而澳大利亚恰恰就在这个“网”中的显要位置。
这种联系与关系一是使作为英属白人殖民地的澳大利亚能以“很大的优惠待遇”，轻而易举地从英国得到急需的资金投入;二是澳大利亚能以英帝国成员的身份在国际市场上受到英国的保护和支持，这对经济竞争力欠缺的澳大利亚是相当重要的;三是扩大和增强了澳大利亚与其他英帝国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印度由此逐渐成为澳大利亚的重要贸易伙伴，“当澳大利亚的小麦在1900年以后出口增加时，它就需要印度的麻布袋。澳大利亚长期以来就是印度茶叶的最大顾客之一”^[34]。这一切对尚处发展阶段和具有外向型属性的澳大利亚民族经济而言，无疑是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当然，英国厚待澳大利亚的出发点在于增强自身实力，然而，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健全及发展趋势则与英国的初衷相悖，这是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
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澳大利亚社会政治的变革，进而导致澳大利亚社会性质的变化，以自主、平等和自由为主要内容的澳大利亚民族意识逐渐形成，以形为自治而实为独立为主题的澳大利亚政治民主化演进到新的阶段，建立统一自主的民族国家成为了澳大利亚社会的奋斗目标。“在这段历史中，我们看到一种异乎寻常的转变，一个罪犯殖民地变成一个兴旺、激进的民主国家”^[35]。换言之，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发展与健全是这一系列社会政治发展与变革的经济基础。

[1] G.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7页。
[2] G.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114页。
[3] P.Groenewegen,A History of Australian Economic Thought,p.14.
[4] R.V.Jackson,Austral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77,pp.4-7.
[5] 在推行“土地恩赐制”过程中，将犯人作为劳动力，强行指派到军政官员和士兵的牧场或农田里劳动，而犯人的住食衣都由殖民地政府提供。
[6] B.Fitzpatrick,A British Imperialism and Australia,1783-1833,Macmillan,1963,p.191.
[7] B.Fitzpatrick,A British Imperialism and Australia,1783-1833,p.194.
[8] G.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114—115页。
[9] B.Fitzpatrick,A British Imperialism and Australia,1783-1833,p.202.
[10] 约翰·根室:《澳新内幕》，第38页。
[11] G.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101页。
[12] F.Crowley,A New History of Australia,p.100.
[13] Ibid,p.104.
[14] R.V.Jackson,Austral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p.134.
[15] G.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533页。
[16] R.V.Jackson,Austral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p.157.
[17] G.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108页。
[18] G.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109页。
[19] 同上书，第115页。
[20] G.Sherington,Australia'Immigrants,1788-1978,p.59.
[21] G.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129页。
[22] A.G.Shaw,Convicts And The Colonies,p.189.
[23] R.V.Jackson,Austral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p.134; p.11.
[24] G.Sherington,Australia'Immigrants,1788-1978,p.54.
[25] 曼宁·克拉克:《澳大利亚简史》(上册)，第194页。
[26] R.V.Jackson,Austral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p.71.
[27] 季国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农业地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8页。
[28] G.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537页。
[29] R.V.Jackson,Austral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p.21.
[30] R.V.Jackson,Austral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p.87.
[31] Ibid,p.134.
[32] Ibid,p.21,p.121.
[33] 诺克斯:《英国海外帝国经济史》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8—39页。
[34] 诺克斯:《英国海外帝国经济史》第一卷，第39—40页。
[35] 约翰·根室:《澳新内幕》，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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