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革命后，俄国军队进入伊朗，占领北部省份，英国势力也加强了对南方各省的控制。1921年，在英国人的支持下，恺加王朝哥萨克旅的将领礼萨汗率军进入德黑兰。1925年底，立宪会议宣布礼萨汗为国王，巴列维王朝从此开始。在大国夹缝中生存的伊朗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实现国家富强，开始采取一系列的世俗化改革措施。

第一，统一部族，加强中央集权。实行强制性的定居化政策，强行将游牧部落迁入“示范村庄”，将部落武装纳入国家军队体系，目的在于摧毁部落政治的经济、社会、军事基础。巴列维王朝建立初期，部落人口约占伊朗总人口的25%，到1932年，比例下降到8%。^[1]为加强中央集权，将中央权力延伸到边远地区，建国后，礼萨汗开始建造穿越伊朗的铁路。1929年，自里海港口城市沙阿港到马赞达兰中部城市萨里及自波斯湾港口城市沙赫普尔港至胡齐斯坦北部城市迪兹富勒两条铁路完工。1931年，自沙阿港经德黑兰向南至沙赫普尔港的第一列火车正式通行，成为连接里海与波斯湾的交通纽带。1941年，自德黑兰经塞姆南到马什哈德的东线铁路和自德黑兰经赞詹至大不里士的西线铁路投入运营。1925年，伊朗全国的公路不足2000英里，而且大多年久失修。到1941年，伊朗拥有状况良好的公路约1.4万英里。1920—1933年，国内货运费用减低至原来的1/3，货运时间降低至原来的1/10。^[2]

第二，弘扬民族文化，加强民族主义宣传。1934年，礼萨汗将国名由波斯改为伊朗，延伸了伊朗文明史。政府还大力推广波斯语，弘扬民族文化，加强民族认同。同时宣布废除与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成立伊朗国家银行，接管原来由外国人控制的电报公司和海关等，禁止外国人在伊朗办学。

第三，进行世俗化改革，削减宗教势力在教育、司法、行政领域的影响等。在教育方面，伊朗每年资助100名青年留学欧洲，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制度文明。在司法体系上，礼萨汗上台后，引进法国的民法和意大利的刑法，颁布新的商业法和婚姻法，建立了以司法部为最高司法机构的司法体系。在议会中，1926年，宗教界的议员占总议员的40%，1936年宗教议员已所剩无几，1940年，宗教势力已淡出议会。^[3]1928年和1935年两次立法进行服装改革，强制男性戴“巴列维帽”和西式礼帽以取代传统头巾。1935年，还立法禁止妇女佩带面纱。

第四，进行工业和农业现代化改革。礼萨汗时期在经济上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工业和农业方面。伊朗政府加强投资，建立现代工业企业，建立各类技术性职业学校，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人才。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开始，城市化进程也在加速，伊朗社会越来越呈现现代社会的特征。在农业方面的措施包括：(1) 废除旧的土地分封体系，对全国土地进行勘测工作并颁布土地法，出售国有土地。(2) 颁布各类农业法律，鼓励经济作物。政府还聘请外国专家主持改良作物和牲畜品种的实验站，1929年在卡拉季开办了第一所农校。他还在自己的马赞达兰庄园试用许多新式农耕方法。(3) 通过世俗化剥夺了宗教界的部分司法和教育大权，并采取了控制宗教地产的政策。1934年颁布“宗教地产法”，1935年的“行政法条例”规定教育部所属的宗教地产局有权接管那些无管理者或者管理者名气不大的宗教地产的事务;有权批准地产的经营预算;有权批准宗教地产转为私产。^[4]

礼萨汗时期的世俗化改革有着鲜明的特点，其一，它是一场中央集权国家领导的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现代化运动;其二，它是一场亲西方的改革;其三，改革的目的仍是维护民族独立与实现国家富强，因而民族主义的特征很明显;其四，世俗与宗教势力的合作与斗争成为该时期改革的重要内容。这些特点也为来者继承并发扬光大，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现代化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形成与伊朗的历史和现实条件紧密相关，伊朗在大国夹缝中求生存的历史，促使民族主义和亲西方政策同时成为伊朗现代化运动的两大基调。鉴于伊斯兰教在伊朗历史上的传统地位，宗教与世俗之争也始终是伊朗现代化运动中最难协调的因素。

该时期的现代化改革尽管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现有土地关系提上了日程，也将改革伊朗的政教关系纳入了现代化运动的范畴。然而，改革本身从一开始就存在诸多不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礼萨汗改革运动的失败。

第一，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君主专制的统治基础，因而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改革与王权之间的竞争使改革具有不彻底性。以农业改革为例，在土地改革的旗帜下，国王成为伊朗最大的地主，他通过各种手段获取了2670个整座或部分村庄的个人所有权。1928年和1929年的“财产登记法”宣布任何一座村庄在个人拥有30年后，将成为其私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使19世纪中叶以来出现的强占土地的行为合法化。

第二，改革的不平衡导致政治经济二元结构的形成。尽管在礼萨汗时期，农业现代化也是改革的重要内容，但城市作为工业化的重要基础在改革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忽视乡村建设，加上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无视文化因素的简便特点，结果形成“两种文化”并存、城乡差别加大的局面。一方面，少数上层阶级和新兴中产阶级在不断西化，他们对大多数同胞所信仰的传统和宗教文化在逐渐淡漠和遗忘;另一方面，以农民和城市巴扎商人为主的广大民众阶级继续追随宗教领袖，按伊斯兰方式生活。^[5]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文化对抗和地区经济差异更加明显。而且由于宗教势力的巨大影响，改革也不得不留有余地，因而出现了世俗法院与宗教法院、世俗学校与宗教学校并存的现象。

第三，没有建立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改革相配套的理论体系作为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在改革的诸多环节中，缺乏有效的政治手段提出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指导，尤其是在伊斯兰教的影响和神职人员的势力被削弱之后，也拿不出新的意识形态去填充人们的头脑和占领取得的阵地。由于缺少有效的理论武器，习惯使用军队，强制措施时常引起人们的不满。^[6]

[1] Said Amir Arjomand, The Turban for the Crown—the Islamic Revolution in Ir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8, p.69.
[2] 哈全安:《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3页。
[3] John Foran, Fragile Resistance: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Iran from 1500 to the Revolution. Westview Press, 1993, p.223.
[4] 张振国:《未成功的现代化——关于巴列维的“白色革命”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6—68页。
[5] 迪希洛:《阿亚图拉统治下的伊朗》,1987年,第30页。转引自张振国《未成功的现代化——关于巴列维的“白色革命”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6] 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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