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理论的谬误既可从学理层面上分析，也可从实践层面上解释。

从学理上看，现代化理论在运用过程中形成一种悖论。一方面，这种包罗万象的发展理论不断受到学术界的批判;另一方面，它一次又一次地被用来描述发展过程，特别在发展中国家的学术界。显而易见的是，这种理论是一种建构在西方发展的经验和冷战时的实用理性基础上的概括。之所以说是西方发展的经验，因为以罗斯托、亨廷顿等为代表的诸位现代化理论大家均是从西方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总结出相关的阶段、经验和理论，并力图将这种概括演化为一种一般性理论以指导新独立的亚非国家的发展进程。之所以说它是冷战时的实用理性的概括，是因为这种理论概括与冷战时两个阵营对立的现实和西方为争夺新独立的国家的战略谋划紧密相关。

自然界与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是其多样化。现代化理论之所以站不住脚，是因为这种理论的制定者在特定的冷战历史环境中，力图用西方发展的理论和模式来分析、计划、规范和评价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程，而这种意识形态又千方百计地将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政治发展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战略结合在一起。两者的结合过程在以罗斯托为代表的美国学者的推动下确实取得了某些成功。

罗斯托的职业背景表明了他的意识形态倾向性。他从耶鲁大学毕业后曾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史教授。在美国战略活动局和国务院任过职，20世纪50年代曾在麻省理工学院讲授经济史并主持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的工作。60年代，他因深受肯尼迪和约翰逊的赏识，曾在两位总统的任期内先后担任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副特别助理，国务院顾问兼政策计划委员会主席。他关于现代化的理论主要表达在《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1960)这本著作中。从书名的副标题可看出其研究的倾向性。他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既表达了关于经济成长的观点，又是一种关于整个现代化的一般性学说。罗斯托力图说明，西方特别是美国给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以效仿的模式。^[1]

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文化、发展背景、社会条件、生存理念以及国际环境等都大相径庭。除了上述的意识形态内涵外，现代化理论试图用西方工业国家现代化的模式和概念来解释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预测甚至规划它们的现代化进程。这种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色彩的现代化理论已受到多方批判。这种理论忽略不同社会在发展时所处的外部环境，单纯从一个社会的内部来分析发展过程，并将分析框架建立在“传统与现代”对立这一假设上，将社会硬性划分为“传统”与“现代”这一根本对立、互相排斥的二分体系。我们知道，外部环境对一个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所处的时期不同，奴隶贸易、瓜分世界、殖民统治已成为人类发展史的肮脏一页。双方发展的条件也不同。研究已经表明，人类不可能用发达国家已经消费的庞大资源来支撑整个世界走同样的现代化道路。^[2]

从实践上分析，非洲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悖论：现代化是一个使人过上好日子的历程，但现代化也是一个使人日益贫困的历程。从非洲近代史的演变来看，这是一个非洲民众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被剥夺的过程、社会结构逐渐解体的过程和大规模贫困化形成的过程，这并非言过其实。这种被剥夺的过程在奴隶贸易这个阶段表现得非常明显。正是在与欧洲人的交往中，非洲失去了政治独立从而变成了欧洲的殖民地;经济上进入一种依附于宗主国和国际市场的“欠发展”状态;社会结构逐渐解体。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西方稳稳地建立了自己在非洲大陆的强权。这种面向宗主国经济的“生产力被误导的发展”正是非洲经济结构畸形的一种真实写照。这种被误导的发展在奴隶贸易-殖民主义统治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

[1] 关于对现代化理论作出论述的其他美国学者,参见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牛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一、二章,特别是第33—72页。
[2] 关于现代化的各种理论及其批判,参见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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