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教育分流制度是适应新加坡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它对整个经济社会所产生的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可能超过了它的设计者们最初的用意。正如Foster所说“教育对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必须从更阔的历史和社会的角度去考察，以期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探讨教育与发展的关系”^[1]。

社会分层和社会系统的有效性

一般认为，社会分层的标准有两大类：一大类是以外显地位为标准，一类是以潜在地位为标准。前者以职业、收入、声望、权力等为代表，后者则集中反映在教育程度、技术水平和智力等方面。而最为理想的、合理的、公平的社会分层应该是人们的潜在的分层，即知识、能力与外显的分层最大可能地接近。新加坡的教育分流制度很好地实现了潜在分层与外显分层之间的对接。整个分流教育的过程实际上本身就是一次次不断对潜在分层的实施与认同，具有不同学习水平和学习能力的学生被分流进不同的课堂，不同层次的不同的教育内容有极强的针对性，它客观上又是在不断强化着每一次潜在分层的结果并为下一次分层提供依据。通过这多次的分流——强化分层——再分流的过程，分流教育造就了公正合理的潜在分层。同时，每一次分流后的不同的层次将学习不同的内容，而由于这些内容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因此分流制下不同层次的学生便拥有了不一样的技能和能力，具有不一样的职业取向，一个最终只通过“N”考试的人是很难胜任一个获得大学学位的人的工作的。也就是说，教育分流实践强化了潜在分层，同时也极大地操控和影响了外显分层的方向，并努力使得潜在分层与外显分层相一致。

在教育分流制度下，学生的潜在分层有四层：①　那些小学单语流的学生，未通过PSLE的其他流学生和在初中普通课程中只取得“N”级水平的学生，以及后来1990年改革后接受普通工艺性课程学习的学生将一同进入职业工业训练局(VITB)举办的职业技术训练班接受初级技能培训;②　那些获得“O”成绩但未能进入初级学院学习的学生可以进入三年制理工学院和经济发展局下设的各类技术学院学习，课程的设置偏重于理工和商贸类科目;③　那些学术性强的学生可以进入初级学院学习，接受两年完整的大学预科教育，再通过“A”级水平考试进入新加坡大学或者南洋理工大学学习;④　大学学习结束后一少部分成绩特别优异的学生还可以获得政府资助的奖学金去牛津大学或者剑桥大学继续深造。

与此相对应的是严格的社会外显分层。以上每一个层次都对应着一定的职业和社会位置，因而大体上社会的职业体系也分为四个层次：①　那些经过职业技术训练的学生拥有一定的技术，学成后成为社会上大众普通劳动力;②　那些理工学院或者各类技术学院毕业的学生初步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他们大多从事技术员、监工、文秘等职业;③　那些拥有国内普通高校学位的学生成为了新加坡社会事务公务员的主力;④　最后，那些特别优异的出国留学归来的学生成为了这个社会最核心的精英分子，他们大多是高级的技术人才，或者政府的技术官僚。

由于分流制度下的教育具有极大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从而使这种社会在功能意义上的分层获得了极大的高效性。例如，那些留学归来的人员在国内分流教育制度下一直接受最良好的教育，他们在同龄人中一直拥有极大的优越感和成就感，养成了他们中大部分人自信的处世态度。他们多年留学海外发达国家，从先进发达国家学到的不仅是某种专门的技能和知识，更重要的是学到了新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现代经济发展的管理涉及大量专业知识，更需要依赖大批专业人才的参与，这部分人要么成为高级技术人才，成为新加坡在知识经济时代的领军人物和核心力量，要么成为政府的技术官僚，使得政府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更加专业化和准确化，减少了决策的失误性。这些知识起家的人才注重实务、不注重搞关系的作风，有力地推动了政府机构的职能化、理性化，加快了由传统的“官”向现代政务官员的转化。而那些技术院校或者职业学校毕业的学生都有能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长，他们是新加坡经济建设的基本单位，从事着普通的工作，这种专业化的劳动者在学校体系下并不是出类拔萃的，因此他们一般对自身有着客观的认识，对职业也有着客观的定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能安于本职，勤奋认真，再加上一定的专业知识，使得他们成为新加坡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真正竞争力所在。

竞争与宽容并存的社会价值观

教育分流制度的一大特点就是竞争与宽容并存。在每个学生的学习生涯中要面临多次分流，因为教育资源是有限的，为了能够获得接受更良好教育的机会，就必须在每一次分流时参与激烈的竞争。这使得新加坡人从小就生活在竞争的观念中，相信只有凭自己的能力才能获得有限的资源。

同时，新加坡的教育分流制度并不主张“一锤定音”式的分层，比如在小学的语言分流中，所有学生除参加分流考试外，还必须参加智力测验，作为分流参考的依据之一。而那些即将进入单语流的学生还得参加教育部的一般成就测试(AT)，以证明他们的确不具有学习规定课程的能力。通过AT者，则可进入延长双语流。教育部还要通知学生家长，共同协商决定学生的入流问题。另一方面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转流。如果普通双语流学生成绩不佳则转入延长双语流，延长双语流不佳者则转入单语流。反之，单语流成绩佳者可转到延长双语流，延长双语流成绩佳者可转入普通双语流。这种分流上的宽容充分考虑到了一些发育较迟缓的学生的实际情况，通过不同课程流之间相互转流的制度，使得一些勤奋的学生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也为一时在分流考试中没发挥好的学生提供了自我补救的机会，反过来由于表现不好可能降流，也督促学生不断努力向上，学无止境。

教育分流制度在承认个人禀赋不同的基础上，为每个人提供了适合个人发展的教育计划，“教育分流是为了避免学生过多地流失，使那些在学术高峰上攀登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学生，也能去体验和享受从另一侧峰(其他流向)攀登成功的喜悦，这是一种‘人人皆可成功’的思想”^[2]。这就避免了大部分学生在分流制下可能产生的自卑感和沮丧感，有利于形成良好的个人心态和自信心，树立了“每个人都可以是这个社会不可或缺的一分子”的社会观念。

新加坡的国民从小在这种既富有竞争精神又不乏宽容，且能给人自信激励的环境下成长，使得他们既懂得不断竞争进取，又懂得宽容与自我努力补救。新加坡地小物缺，要想生存发展就得不断竞争，保持旺盛的社会生命力，同时要有包容的心态，宽容别人，海纳百川。新加坡今天所取得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可以说与这种既竞争又宽容的社会价值观分不开。

教育分流淡化种族隔阂

新加坡是个多种族多元化的社会，各个种族之间的团结是新加坡安定富强的前提和保证，然而由于历史原因，种族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矛盾依然不容忽视，新加坡的教育政策一贯也以促进种族融合为目标之一。除了新加坡很有特色的双语制度以外，教育分流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消弭种族之间的隔阂，淡化不同种族之间心理上的界线，促进种族的融合。这是因为传统社会容易按照种族将人们加以分类，不同种族之间在心理上有很深的界线感，而“教育的不断扩展使得社会各个部分相继合并于现代社会之中，并获得经济增长的成果，而且尽管教育是竞争性的、英才性的，但它向社会所有部门提供了不断向上的社会经济流动的潜力。总之，教育很明确地被‘强有力的政府’用于培养强烈的社会凝聚力和认同感”^[3]。

从小开始的教育分流打破了原来的与生俱来的种族分化，人们开始不太重视种族的身份标签，而将目光转向教育的流向，因为在各个课程流中有各个种族出身的人，大家是凭学习能力被分流，而不是根据种族被分流。只有通过竞争取胜，不可能凭借种族出身取胜。更进一步，由于教育的潜在分流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以后的社会外显分层，人们也就更在意教育分流所形成的社会分层，而淡化了种族界线感。因此虽然不能说教育分流制度彻底消除了种族的对立，但在一定程度上它确实有助于促进各个种族在新的追求下的汇合以至融合。

[1] Foster,　P.,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s　of　Education,　Vol3,Lordon,　Pergaman,1985,p. 1529.
[2] 卢晓中:《论新加坡教育发展战略的若干特点》,载于《外国教育研究》,1997年,第5期。
[3] 莫里斯:《亚洲四小龙:教育在发展中的作用比较》,载于《外国教育资料》,1997年,第3期。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lishibaike/20221219056.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