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组织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由于新加坡是一个多种族、多宗教、多文化的移民社会，民众的结合力弱，因此立足于社区的组织在满足民众需要、营造归属感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基层组织的力量，对新加坡的成功向来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从60年代到80年代，基层组织协助政治领袖和人民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同时也协助培养共识。……经过了一场又一场激烈和艰苦的斗争后，人民行动党终于赢得了1963年的大选。我决定把基层组织制度化，成立选区公民咨询委员会和民众联络所管理委员会。这些组织成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桥梁。”^[1]这番话是李光耀在1991年10月4日由基层组织发起的“全国人民向李光耀致敬”的晚宴上的致辞。李光耀在这里一再提及的基层组织指的就是公民咨询委员会、社区中心、居委会这样的社区组织。在李光耀的治国策略中，社区组织被赋予重要的地位。从现实的角度上来看，社区组织作为人民行动党政府的得力助手，一方面替政府政策辩护，减少不必要的误会;另一方面沟通民情，将普通民众的期望和不满反映给政府，及时化解这两级间的矛盾，具有社会控制的意义。

社区组织的另一个意义体现在它对社会整合的贡献上。对于多种族的东南亚国家来说，社会整合是其独立后的首要任务，社会整合的程度对国家能否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社区是社会的一部分，因此，社会整合在微观层面上就体现为社区整合。社区整合的重要载体是社区组织，社区组织的建设是整合的必要手段。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上台后建立或强化的一系列社区组织对社会分化产生的异质性因素的吸纳和消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社区组织的变化、社区的整合出于多种族并存的社会现实考虑。新加坡虽然面积很小，但其种族构成却与其他的东南亚国家一样复杂。新加坡的主要种族有三个，即华人、马来人、印度人，除此之外还有欧洲人、欧亚混血人、阿拉伯人、日本人、泰国人、缅甸人、尼泊尔人、菲律宾人和犹太人等被新加坡官方统称为“混种人”的种族。在这样的一个多元社会中，由种族的多样性所带来的语言、文化、政见、价值观和经济利益的差异导致了许多社会问题。在殖民时期及独立后初期，新加坡各种族呈现的是相互隔绝的状态，其间甚至还发生过激烈的种族冲突。因此，解决社会的异质性成为独立后新加坡政府的工作重点。1965年2月8日新加坡第一届国会召开时，总统尤素福即宣布：“新加坡将以更大的决心，实现多元种族、多元语言、多元宗教的容忍社会。这种政策将建立人人满意的社会，使原住民与在英国殖民时期移入的人民同感满意。”^[2]这项以多元文化为核心的基本国策要达到的目的就是推动新加坡的社会整合。

新加坡独立以后，人民行动党政府对独立前具有种族性质的社区组织进行改造和打击，并通过建设新的社区组织将多元化的种族平等思想贯彻到民众之中，通过基层组织的改造较好地实现了社会整合。在其后的几十年中，新加坡不仅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创造了平稳的国内政治环境和和谐的种族关系。其间，新的基层组织的力量功不可没。新加坡基层组织发展变迁的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整合也有借鉴意义，因而值得做一番研究。

[1] 新加坡《联合早报》编:《李光耀40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4年,第232页。
[2] 刘稚:《新加坡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载于《世界民族》,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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