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分流制度之所以能在新加坡几经改革而最终保持下来，除了新加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以外，新加坡社会自身也为这一制度的生长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在社会文化和价值观方面主要依赖于新加坡特有的东西合璧的社会文化认同，在结构制度方面主要是强有力的政府为这一制度的顺利实施所提供的外围保障制度。

东西合璧的社会文化认同

新加坡位于东西方交通的交会点上，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新加坡成为东西方文化的冲击、交会和融合点。殖民的历史造就了新加坡文化中的西方因素，东方的血统保留了深厚的母文化传统。新加坡的政治和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亦东亦西、东西合璧。

东方社会传统的儒家政治文化的特征是皇权主义、等级观念和集团意识。这为教育分流提供了充足的社会心理准备。首先，人们对于精英与权威有着特殊的心态。一方面人们渴望得到精英与权威建立的稳定秩序的保护，另一方面他们又畏惧这种精英和权威。在这种社会文化机制下，少数精英的主导被看做是理宜固然的，而他们自己也抱着救世型的心态理念，认为管理国家只能依靠自己，这是一种义不容辞的义务。广大下层民众对精英有着强烈的依赖，他们对精英只是敬而远之和安心服从的态度。

儒家政治文化创造的对精英和权威的认同保证了社会分层体系的稳定性，为教育分流的实施提供了民众心理上的认同。

其次，儒家文化强调一种集团意识。儒家的伦理倡导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对更大团体的，比如家庭、集体乃至国家的承诺，它强调一种强烈的，有时是有意识的社会化的责任意识。人们习惯于恪守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很少表现利己的动机和欲望。人们大多是怀着纪律与约束的意识，遵循着社会认可的模式进行人际交往。“这种伦理强调的与其说是一种竞争的模式，倒不如是一种和谐的模式。因为它重视舆论一致的达成，不是通过把一种特殊的意志强加给社会各阶层，而是通过共同磋商的渐进过程，让团体中的大部分人参与其间，并诱发一种合作精神，这是一种‘信用社区的群体’”^[1]。“理想的儒家社会是每个人忠诚地履行角色，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总是问，需要我们做什么，而不是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2]。这种社会角色的自我积极定位保证了教育分流不至于引起学生心灵的失衡，保证了学生健康的心态，服从于社会的需要和安排而非出于私利。

与此同时，新加坡也深受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西方政治文化强调平等、天赋人权等。西方人虽然也崇拜权威与精英，但是在他们心中没有天生的权威和精英，也没有永恒的权威和精英。他们相信并欣赏那些凭借个人努力也可以成为权威和精英的人(self-made　men)，崇尚通过个人奋斗而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认为这部分人理所应当得到更多的社会财富与权力。总之，西方政治文化鼓励机会均等基础上的自由竞争。这使得同样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新加坡人将教育分流不是看做一个被动接受的过程，而是一个积极的激励机制，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把握自己的流向，在竞争中胜出的人自然有权利得到更多的社会资源。

总之，西方文化强调的机会均等、自由竞争为新加坡的教育分流制度提供了内在的激励机制，保证了分流的积极性;同时东方传统文化宣扬的精英服从和社会忠诚又为这一制度提供了稳定机制，它有利于善化不同流向学生之间的关系，加强社会凝聚力。

强有力的政府的外围制度保障

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看，新加坡的教育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教育现代化。这就决定了新加坡不可能遵循发达国家的早发内生型教育现代化的道路，简单借用其发展策略。由于新加坡国内传统的力量很强大，不可能等待全体民众的觉悟，实行自发性的、渐进性的和自下而上的革命性的强行启动方式，再加上新加坡独立之初经济能力有限，资金积累缓慢，因此只能依靠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推行有目的、有计划、由上而下的教育改革运动。并且政府不但要担当起推行的使命，更要用制度来保证教育改革的顺利推行。对于教育分流制度，新加坡政府为之提供的外围保障制度主要有：

(1)　大力度的教育投入支持。新加坡教育部长Ong　Pang　Boon认为：“新加坡的国家财富在于它的人力资源，必须在最大潜力上开掘人这一资源。一个受教育的国民群体将是我们国家繁荣富强未来的保证。政府必须大量投入于教育以至于在这个技术时代建立一个良好的教育基础。”^[3]

为此，新加坡政府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1959—1970年为适应当时经济发展、技术市场和人口增长的要求，其教育经费每年保持在13%—14%的中等增长速度。随着经济调整，进入高技能工业发展阶段，政府对教育的投入迅速加大，1979—1982年每年增长23%—30%。1997—1998年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需要，即使处于金融风暴中，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力度仍激增在30%以上。而目前新加坡的教育投入占政府财政支出的20%左右，占GDP的4%。

大力度的教育支出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资金上和物质上的硬件保证。

(2)　终身教育制度。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展开，即使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当他原有的知识不能适应新技术发展需要时，也必须重新接受训练，在信息社会知识已经成为一种不可穷尽的财富。为此新加坡坡政府在实行教育分流制的同时还大力提倡终身教育。人力部长李文献呼吁将“终身雇佣”的观念转变为“终身可佣”，他说：“革新正在改变着市场并加剧了竞争的程度，即使古老的传统行业亦是如此。为了应付这种革新并充分发掘技术潜能，我们必须获得新的知识和技能。”^[4]为此，人力部、教育部和贸工部成立了“人力21世纪委员会”，建立了一整套全国性的终身学习体制。这使得新加坡人能够不断用新的知识武装自己，既有弹性的创造力，又有柔韧性的工作能力。

终身教育制度使得教育分流制度所造成的社会分层结构在稳定中整体水平不断提高，使那些即使是在学校阶段的教育分流中流向职业教育接受专门的技术学习和训练，而后成为大众劳动者的人也能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接受新的教育，获得新的知识。

(3)　社会福利。新加坡是个福利社会，但是它又不同于西方式的福利，新加坡领导人反对像西欧的社会民主党那样过分地实行福利主义，认为在福利主义方面走得太远，就会导致绝对平均主义，而挫伤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新加坡的社会福利是一种既保持公平又兼顾效率的体制，也就是既有社会温情，又有社会激励。这使得教育分流所导致的社会功能分层更加稳固，社会福利使得处于较低位置的社会成员的福利得到充分的重视和特别的保证，他们能够安心从事本职工作，避免不恰当的社会分化(如“工人赔偿法”和“公共援助计划”)。同时，福利激励使得每个社会成员在享有一定水平的社会福利的基础上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争取更好的福利水平，也就是说，即使是处于较低位置的社会成员也能够通过勤奋工作，参与到更好的福利计划中(如“教育储蓄基金”)。

[1] 杜维明:《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三联书店,1989年,第107页。
[2] 陈祖洲:《新加坡“威权型”政治下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9—200页。
[3] 转引自Lee,　W.　O.,　Social　Change　and　Educational　Problems　in　Japan,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Macmillan,　1991,p. 99.
[4] 转引自陶卫红等:《新加坡人才政策述评》,载于《东南亚研究》,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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