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商业化是指农民种植一种或数种作物在与其本身无关的市场上出售，而不是种植多种作物以满足直接生产者本身的需要。^[1]“如果一个农场主出售农产品，并从中得到收入，他就可以被称为商业性农业经营者。”^[2]而在当今美国的各种统计中，商业农场包括所有销售额在2500美元以上的农场，还加上销售额虽低于2500美元，但经营者不到65岁且是以务农为主要职业和生计的农场。^[3]

从历史上看，虽然美国不乏各种各样的乌托邦式的农业试验和自给自足的家庭梦想的神话，但是，纯粹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很少见的。除了因宗教和文化原因而自愿采取自给农业经济形式的一些宗教团体外，在北美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家庭农场本身都有着强烈的商品经济意识和市场导向，只是由于条件所限，不得不在一段时间内采取自给自足的经济方式，一旦条件成熟，他们就会不遗余力地踏上商品经济的快车。早在北美殖民地时期，就根据不同的自然和历史条件，分别发展起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经济模式：南部依靠种植烟草、大米、蓝靛等外向型的经济作物而发展起了商业性的大种植园经济;新英格兰虽然大部分地区由于锈病而没有能够成为商业性小麦种植的基地，但商业性畜牧业却在17世纪就开始了，大陆军所需牛的主要来源就是新英格兰;中部殖民地的面粉和小麦是主要的出口品，1763年，纽约的农场主生产了25万桶面粉供出口，宾夕法尼亚则达到了35万桶。到独立战争前夕，这两个殖民地大约出口77万英镑的面粉和饼干，相当于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当时出口的烟草的价值。^[4]因此，有学者认为：

美国的农业从来就不是完全自给自足的，即使是在早期的殖民地时代，小麦、家畜、玉米和其他农产品也是供出售的，而且几乎从移民们开始来到美洲时起，烟草就是一种供销售的作物。实际上，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的某些地区从一开始移民起，就成了商业化的农业地区。^[5]

19世纪是美国农业由家庭农业向具有现代化特征的工业化的农业综合企业转变的重要历史阶段，也是农业商品化快速发展的一个世纪，在殖民地所建立的外向型出口农业的基础上，随着边疆的扩大和工业化的起步，农业的商业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具体说来，导致美国农业商业化程度提高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1) 东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增加了对农畜产品的需求。随着东部制造业的发展，大量人口流向城市。比如1840年，纽约地区缺粮380万蒲式耳，仅纽约一个城市就缺180万蒲式耳。^[6]对商品粮的巨大需求无疑是西部农业种植业转向商业化的一个重要推进因素。1853年，东北部购买了西部输出小麦的99%、面粉的62%、玉米的63%。^[7]另外，作为工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产品加工工业的兴起，同样对美国农产品的商业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 外国出口市场的巨大需求是导致北美农业商业化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除了传统的中美洲市场对北美农产品的需求外，19世纪欧洲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北美农产品提供了另外一个巨大的海外需求市场。在19世纪后期以前，北美向海外出口的主要是初级产品，其中农产品占据显著的比例。美国内战前一年，出口3.16亿美元，3/4来自南部，其中棉花占60%、烟草占6%。到1897年，美国的棉花产量比1867年增长了4倍(1867年是250万包)，其中70%供出口。^[8]除了棉花之外，随着西部的开发，小麦出口量也越来越大。从1870到1892年，中西部小麦的出口量增长了4倍。与此同时，美国小麦的播种面积也从1500万英亩增加到3800万英亩，产量从1.52亿蒲式耳到4.99亿蒲式耳。^[9]仅1880年，美国就有1.5亿蒲式耳小麦出口英国，获利1.91亿美元。^[10]从1899到1925年，美国出口的小麦占全国小麦总产量的28.5%，1920年甚至达到50.3%。^[11]海外出口市场的扩大对于加拿大西部小麦生产的商品化同样重要。加拿大小麦的种植面积从1901年的430万英亩增加到1931年的2640万英亩，贸易额从1901年的700万加元上升到1921年的3.11亿加元。小麦占加拿大外贸出口值的比例1901年为4%，1911年为16%，1921年为25%。^[12]从1925到1929年，加拿大小麦的出口又实现了翻番，达到5亿加元，占世界出口量的一半，小麦成为加拿大20世纪早期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可以说，没有小麦出口市场的扩大，加拿大西部的开发是不可想象的。

(3) 交通运输的改善，为农产品的商业化提供了便利。在北美历史上，由于交通费用过高而限制农业商业化发展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在1820年以前，西跨阿勒根尼山脉的货运价格在25—50分/吨英里，从布法罗运送一袋小麦的运费比货物本身的价钱还高!^[13]另一个例子是19世纪中后期铁路公司由于索要过高运费和交易商故意压价而导致部分地区农业自给自足倾向的发展。1886年，从芝加哥到纽约走水路运输小麦只需25.3分/蒲式耳，而铁路公司则收费42.6分。^[14]当1869年纽约的小麦售价为1.25美元/蒲式耳时，西部只有50分/蒲式耳;东部玉米1美元/蒲式耳，西部农民只能把15分/蒲式耳的玉米烧掉。针对这种情况，研究美国西部农业问题的专家弗雷德·香农评价道：“铁路公司从作物中榨出最后一分利润的垄断行径，迟滞了商业化农业的发展，导致了自给自足，如西部草原烧毁谷物的行为等。”^[15]不过，值得庆幸的是，随着北美交通的改善，同时由于农场主的艰苦斗争，或者通过鼓励运输中的竞争原则，或者是通过政府的干预，北美的货运运费得以大幅度降低。伊利运河通航后，奥尔巴尼到布法罗的时间由20天减为6天，费用从100美元/吨降为10美元/吨。^[16]自19世纪中期开始，北美铁路货运的运费也开始逐渐降低。在铁路到来前，从珍妮思韦尔(Janesville)到密尔沃基，距离70英里，农产品的运输费用是每蒲式耳18美分;但铁路到达后，每吨英里的费用降到了1.5分。^[17]1852—1856年，从芝加哥到纽约的小麦运费为每蒲式耳20.8分;1880年代初，降到了8.6分;1910—1913年，仅为5.4分。到一战时，横渡大西洋的运费也从原来的14.3分/蒲式耳降到了4.9分/蒲式耳。^[18]

(4) 市场上谷物价格的逐渐上扬也是推动北美农业商业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道格拉斯·诺思认为：19世纪前半期“虽然成本的降低部分地增加了利润，但影响西部发展最为直接的还是小麦和谷物价格的变动”^[19]。研究加拿大农业经济问题的专家肯·诺里(Kennith Norrie)通过对加拿大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小麦价格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后得出结论认为：小麦价格每上升1%，在1896年以前会导致宅地定居增长1.5%，在这以后增长1.3%。^[20]此外，我们上文所分析的农业生产工具的机械化改进、生产技术的进步等因素也同北美农业的商业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一方面为农业的商业化准备了技术条件，同时本身也由于农业商业化的进一步发展而得到推进。

农业的高度商业化是北美农业的典型特征，同时也是北美农业得以进一步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商业化不断加深的过程中，美国和加拿大的农业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也对其行业自身和整个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农业商业化引起了北美农业发展的现代化的重新定向。与传统的生存农业相比，商业化农业是一种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模式，生产的主要目的是交换而不是自我消费，它所考虑的首先是市场和利润。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自给自足仍然被主流思潮认为是农场经营成功的标志;但是大约到19世纪中期，随着交通的改善和西部的开发，美国的“农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走出自足阶段，而成为商业性农场”^[21]。纽约州农业协会主席霍雷肖·西摩尔(Horatio Seymour)向农场主呼吁：

生产最适合自己的产品，并出售以获取最大的收益，他进而可以购买自己需要的其他物品，这比自己生产要便宜。时间和劳动都已经变成了赚钱的商品，他既不外借也不划价。他的农场再也不只是为了维持生存，它可以产出资本，因而也需要资本的投入用以内部改进。^[22]

1868年，《草原农场主》杂志提醒读者说：“与其他行业一样，农业的进一步分化是有好处的，每个人生产最适合其土地、技能、气候和市场的产品，同时利用其收益购买其他的必需品。”^[23]虽然当时这种观点还受到一些质疑，但30年后情况就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康奈尔农人》公然声称：“农业的目标就是……牟利”，“农业与其他生产性行业一样，遵循同样的生产规则”^[24]。农业完全变成了同其他工业一样的牟利手段。

其次，商业化农业的发展以市场为导向、以获取最大限度的收益为经营准则，这给北美的农业发展和农场主的地位变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农业的商业化使农场主搭上了国际市场变化的快车，同时也使得他们增加了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在自给自足的家庭农场时代，“只要边疆人在土地上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很少或根本没有产品提供给市场，那么他们对美国经济的发展就只发挥一点儿边缘性的影响”^[25]。可是当他们的农业卷入市场以后，“价格由市场决定，而农场主对此完全一无所知，或者受到他根本不认识的人的控制，变得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墨尔本跟芝加哥和堪萨斯城的经济状况同样依赖”^[26]。为了生产更多的农产品供应市场，谋求更大的利益，农场主不得不增加资本和技术投入。而反过来，更大的资本投入又更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市场的依赖。“农场主不再如以前那样，走在文明前面，遁入荒野，不受任何约束，不受任何人的管制，是无拘无束的、独立的乡巴佬了。”^[27]随着农业商业化的加深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北美佃农的比例也越来越高。“农场主似乎是，而且他们也一直认为自己是独立的，其实他们处在自己不能控制的力量的影响之下。”^[28]

另一方面，为了谋求更大的利润，农场主不得不增加农业投入，扩大种植面积，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率，而在19世纪劳动力昂贵而资源相对便宜的情况下，必然带来以资源和资金投入来代替人力资本投入的现象。农业也如同工业一样，开始迷恋规模越大、效率越高这一理论。随着农业商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农场经营面积也越来越大，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科学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大型农场(Bonanza Farm)在西部越来越多。这种大型农场“需要接近大片易于开拓的土地，有充足的资金供应和相对较为低廉的交通费用”^[29] 。

[1] 克拉夫、马伯格:《美国文化的经济基础》,第105页。
[2] 施莱贝克尔:《美国农业史1607—1972》,第2页。
[3] 沃尔特·W.威尔科克斯等:《美国农业经济学》,刘汉才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3页。
[4] 施莱贝克尔:《美国农业史1607—1972》,第39—41页。
[5] R.D.罗得菲尔德等编:《美国农业与农村》,第424页。
[6] 戴伟·R.迈耶:《美国工业化的起源》,第183页。
[7] 雷·艾伦·比林顿:《向西部扩张》,第459页。
[8] 弗雷德·A.香农:《农场主最后的边疆》,第110—111页。
[9] 弗雷德·A.香农:《农场主最后的边疆》,第127页。
[10] 雷·艾伦·比林顿:《向西部扩张》,下卷,第385页。
[11] 哈罗德·巴杰、汉斯·兰斯伯格:《美国农业1899—1939:一项关于产量、雇工和产值的研究》(Harold Barger and Hans H. Landsberg, American Agriculture, 1899—1939: A Study of Output, Employment and Productivity),纽约1975年版,第52—53页。
[12] W.托马斯·伊斯特布鲁克:《加拿大经济史》(W. T. Easterbrook, Canadian Economic History),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63年版,第482页。
[13] 戴伟·R.迈耶:《美国工业化的起源》,第33页。
[14] 弗雷德·A.香农:《农场主最后的边疆》,第177页。
[15] 弗雷德·A.香农:《农场主最后的边疆》,第173页。
[16] 施莱贝克尔:《美国农业史1607—1972》,第97页。
[17] 保罗·盖茨:《农场主时代》,第162页。
[18] 斯坦利·恩格尔曼、罗伯特·高尔曼:《剑桥美国经济史》,第2卷,第253页。
[19] 道格拉斯·诺思:《美国的经济增长1790—1860》,第136页。
[20] 罗伯特·W.福格尔:《联合太平洋铁路:一项不成熟的事业》(Robert W. Fogel, The Union Pacific Railroad: A Case in Premature Enterprise),巴尔的摩1960年版,第416页。
[21] 弗雷德·A.香农:《农场主最后的边疆》,第7页。
[22] 杰里米·阿塔克、弗雷德·巴特曼:《内战前美国北部的农业》(Jeremy Atack and Fred Bateman, To Their Own Soil: Agriculture in the Antebellum North),埃姆斯1987年版,第204页。
[23] 斯坦利·恩格尔曼、罗伯特·高尔曼:《剑桥美国经济史》,第2卷,第248页。
[24] 转引自罗伊·V.斯科特:《不情愿的农场主》,第62—63页。
[25] 道格拉斯·诺思:《美国的经济增长1790—1860》,第6页。
[26] 斯坦利·恩格尔曼、罗伯特·高尔曼:《剑桥美国经济史》,第2卷,第254页。
[27] 保罗·盖茨:《农场主时代》,第294页。
[28] 英格尔夫·沃格勒:《家庭农场神话》,第6页。
[29] 理查德·怀特:《这是你的不幸而与我无关》,第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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