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发展仍然遵循着奥斯曼及凯末尔时代形成的道路与模式。但随着多党制的实行和现代化的范围与规模的不断扩大，自上而下的权威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局限性与内在矛盾暴露无遗。土耳其社会的多元化和政治伊斯兰的兴起都对权威主义的现代化模式提出了挑战。
1.　军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从帝国到共和国的整个土耳其历史过程中，军队形成了三个方面的传统。(1) 从奥斯曼帝国开始，军队和国家是合一的，整个军事体制也是国家的行政体制，同时伊斯兰教对国家的作用也渗透到军事领域;(2) 随着帝国改革运动的开始，旧军队被废除了，军事与行政发生了分离，新军中从新式军校毕业的军官和他们指挥的军队被看成是采用西方技术和思想模式的开明运动的先锋;(3) 在凯末尔建立共和国的早期岁月里，土耳其军人又有了新传统，即军队的责任被限制在军营里。由于他们自认为是开明运动的先锋，所以当共和国的世俗原则处于危险状态时，军队便直接出面干预政治，这三种传统并不总是一致的，而是充满矛盾的，土耳其军队的作用正是在这种矛盾中表现出来。现代土耳其军队的政治地位正是在摆脱这种矛盾的过程中确立的。
1960—1980年，土耳其军队发动了三次军事政变，导致这三次军事政变的原因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政变前的经济与政治危机威胁到了土耳其共和国的国家体制，威胁到了世俗主义力量在国家政治中的权威，同时也对现代化的权威主义模式提出了挑战。
1960年发动军事政变的原因有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还有军队地位的下降。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土耳其的经济形势恶化，高通货膨胀、财政赤字不断上升、实际收入下降。1953年以来生活费用上升了150%，普通人民的经济负担加重了。^[1]经济危机引起了政治形势的紧张。曼德列斯政府以武力手段镇压反对派、限制民主权利和个人自由、利用民众的宗教情感、镇压公众的政治批评，实际上建立了民主党的独裁统治。结果人们公开谴责民主党破坏了国家的世俗主义原则。^[2]
民主党统治时期(1950—1960年)削弱了军队的政治地位。职业技术人员和商人代替了军人在议会和政府中的位置，军人代表在议会中的人数急剧下降。有军队背景的代表被排挤成后排议员，在政府中只担任着一些低级职务。50年代后期，近一半的政府高级领导人来自法律界，而来自军队的高级官员只有3%。^[3]这与一党制时期形成鲜明的对比，以前退役军官在政府高级职位中明显占据多数。1950年选举之后新政府换掉了总参谋长，曼德列斯任内的6个国防部长中5个没有军人经历，^[4]这证明民主党政府在有意地调整军人权力结构向文人权力结构过渡。
与其政治影响力的下降形成明显对照的是，军队作为现代化先锋的形象被美国的援助加强了。年轻的土耳其军官们接受了西方的技术和西方的军事训练，以及西方的现代政治和社会概念。这些新技术扩大了他们与依赖资历而不是能力的高级军官的差距。加上民主党将大多数高级军队职务给了那些服从他们政策的军官，中级和低级军官集团发动反对曼德列斯政府的阴谋行动就毫不奇怪了。1955年，一群年轻的军官在伊斯坦布尔组成了秘密的“阿塔图尔克主义协会”，表达他们对高级军官的不满，要求社会和军事改革，这些青年军官是1960年军事政变和重建土耳其政体的驱动力量。
曼德列斯政府被推翻不仅是由于军队对国家政治形势的焦虑，也是因为土耳其军队的优势地位危如累卵，尤其是因为一些年轻的军官们的个人和职业野心。在所谓的“5000人退休”事件中这一点表现得很清楚：1960年8月，260名将军中的235人和5000名下级军官决定集体退休。军队复兴的后盾是阿尔帕斯兰·突尔科斯领导的更加激进的青年军官集团，他们要求在军队的领导下完全重建土耳其社会。1960年夏天之后，军队中的激进派与温和派发生了分裂。1960年11月，围绕在突尔科斯周围的14名青年军官被排除出民族团结委员会，被派往国外担任大使。高级军官们花了两年的时间重建他们在军队中对激进派青年的优势地位，这期间至少发生过两次未遂军事政变。^[5]
1960年，土耳其军队发动了政变，保卫了土耳其的民主制度，也恢复了军队的政治地位，并为这种地位建立了法律保障。例如在上议院中为退役的高级将领提供非选举的代表资格，提高总参谋长的地位，由向国防部长负责改为向总理直接负责。同时，1960年的军事政变为土耳其军队的特殊政治作用奠定了里程碑，它为军队进一步干政树立了先例，政变建立了一种军事干涉的特殊模式：军队不必直接掌握权力，但可以作为一种中立而开明的调节力量而进行自上而下的干涉。这实际上是对奥斯曼精神遗产的继承。^[6]
政变后的新宪法中，防止大党在议会中为所欲为的制衡机制代替了以前的权力集中原则。司法对政府行为的控制加强了。然而，在军队指导下建立的土耳其自上而下的民主政体并没有带来政变的发动者所寻求的东西：政治稳定。相反，新宪法给予各种意见相左的势力在土耳其现代化过程中表达政治见解的自由。20世纪60年代土耳其经历了劳工联盟的形成、学生运动、以及以城市人口为基础的激进党派的出现。民众的政治化与由于政治精英们的不妥协态度形成的议会僵局碰到了一起，这尤其从正义党和共和人民党无法形成联合中反映出来。极端的党派偏见和蔓延的裙带关系导致了几个短暂而无效的联合政府的出现。这样，土耳其第二共和国就越来越变成了社会冲突和政治危机的舞台，最终又导致了两次军人干政。回顾往昔，60年代的军事政变并没有结束土耳其民主的危机，但却建立了一种所谓“军事民主制”的先例，和“土耳其政治的最终决定者是军队而不是投票箱”的事实。1971年和1980年政变的原因同样是因为社会动荡使凯末尔主义的国家体制处于危险之中。
从1923年的宪法开始，到1973年的修改，再到1982年宪法的起草，土耳其形成了一种双头政治，司法行政机构与文人军事制度平行。在政治领域，军队的权力被固定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一真正控制这个国家的机构内。1982年宪法规定，国安会由总理、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外交部长、总参谋长以及陆军、海军、空军和宪兵的最高将领组成。共和国总统是国安会的主席，在他领导下，国安会与国家情报主任、国安会秘书长一起召开会议，国安会秘书长是对总参谋长直接负责的高级军官。
国安会的任务是保证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与修改。按照1982年11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法”，国家安全委员会需要保护和保卫国家免受来自国内外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生活方面的威胁。由于国安会最初于1961年是作为宪法规定的机构而设立的，它已经由于一个最初是为政府提供情报的机构发展成了签发建议的机构，它的建议内阁必须优先执行。迄今为止，国安会在经济、外交、教育、人权、大学管理等方面的建议都被毫无例外地执行了。^[7]
当国安会突出军队的政治作用之时，1961年9月，“军队互助协会”(Army　Mutual　Assistance　Association)的成立则标志着军队作为某种形式的企业而出现了。“军队互助协会”成立后，军队放弃了以前的反企业态度，并建立了军队与企业之间的联系。“军队互助协会”有各种各样的资助、合法的特权和免税权，拥有至少25个公司，业务涉足连锁超级市场、不动产、工农业联合经营、股票、债券、保险等。^[8]1987年，“加强土耳其武装力量基金会”(Foundation　For　Strengthening　The　Turkish　Armed　Forces)成立。这是土耳其军队发展国防工业的第二个支柱。20世纪90年代，军互会和强武会共雇用人员4万人，并在55个联合企业中进行了投资，这说明军队与私人资本结合在了一起，同时军队、国家、资本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
军队的自治地位被它自己的教育系统进一步加强了，这个教育体系对军队精英既进行专业知识教育，也进行凯末尔主义价值观的道德教育。它使军队形成了独立于社会其他阶层之外并凌驾于社会其他阶层之上的一个集团。军官是一种精英职业，通过军事学校和学院，社会低层的人获得了一个通向上层的道路。土耳其的征兵模式是典型的军事—官僚精英的延伸物。因为据统计，大多数军官具有军人或文职官僚的家庭背景。^[9]
像直接忠于素丹和奥斯曼国家的禁卫军一样，现代土耳其军队一直在为凯末尔以及凯末尔主义共和国服务，它遵循着凯末尔的路线，自认为自己是土耳其国家的卫士和保护者。军队的训练是建立在普鲁士原则基础上的，即绝对忠于祖国、严格的纪律、对上级的盲目相信和绝对服从;军官们则对凯末尔主义的意识形态负责，这种意识形态包含了人类行为的所有方面，具有原教旨主义的特征。
土耳其军队已经发展起来的在政治、经济、教育领域的高度自治使它成为国中之国。尽管军人职业并不能带来物质上的富裕，但军队却能独立地为其成员提供社会资源。另外，士兵的精神优越性经常得到强调，军人常以轻视的目光看待地方社会。毫不奇怪，奥斯曼国家的精英概念在土耳其军队中延续至今，军队认为自己是土耳其国家的化身。
1997年2月28日，军队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向埃尔巴干政府提出了保卫国家世俗性质的“二十点计划”。在军队的压力和反对下，埃尔巴干于1997年6月辞职;1998年1月，在军队的强大压力下宪法法院取缔了繁荣党。军队的行为得到了世俗主义政党的鼓动和支持。^[10]这是选举产生的政府在政治上服从军队的又一个例子。
土耳其军队虽然多次发动政变，但每次政变之后，都能很快还政于文人政府，军队并没有建立军事统治。不论从政变的原因还是从政变的结果来看，军队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国家秩序和凯末尔主义的原则，维护凯末尔主义精英在国家政治中的权威。军队的行为使土耳其避免了内战、分裂和独裁，保卫了凯末尔式的国家体制，保卫了多党民主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军队对当代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军队通过政变在土耳其政治体制中建立了自己的独特地位。1970年以来，军队在决定国防政策、国防预算方面一直具有毫无疑问的发言权，它既不屈从于议会的建议，也不理睬新闻界的批评。而且这种权力并不仅仅局限于国防事务，在所有的安全问题上，军队都有很大的权力。^[11]在政治领域，军队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控制政府。“国安会”的建议政府必须优先执行。军队政治地位的提高及其制度化，对土耳其政治与社会的民主化形成了障碍。
土耳其军队既是奥斯帝国改革的对象，也是推动改革的主体，又是土耳其共和国建立的基本力量，是凯末尔主义和奥斯曼改革成果与模式的最适合的继承者。共和人民党在多党民主制条件下失去了执政地位，它在政治上的衰弱被军队政治作用的上升补充了。三次军事政变可以看做是军队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接管控制职能的连续性步骤，一党制时期这种职能是由共和人民党行使的。20世纪后半叶，军官集团成为凯末尔主义权威的唯一合法继承者。军队是维护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的权威主义、国家中心原则的关键机构。换言之，军队是从奥斯曼时代到凯末尔时代的自上而下的权威主义改革模式的维护者。二世战后的多党民主化和经济现代化使边缘大众卷入了政治，各种政治势力兴起，导致了政治上的多元化，对凯末尔主义的权威和权威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形成了挑战，而军事政变的目的就是要压制这些政治力量的上升，维护凯末尔主义的权威及其现代化模式。
从军队在土耳其政治中的作用来看，军队的思想与行为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将军们是西化、民主化和法制化的坚定提倡者;另一方面，作为凯末尔主义原则的卫士，他们又坚持奥斯曼时代以来的权威传统。军队在充当土耳其社会现代化先锋的同时，军官们又不愿看到现代化带来的社会、文化、政治的多样化。^[12]这反映了凯末尔主义思想及其改革模式的内存矛盾。土耳其军队既是民主的保卫者又是民主的障碍。
2.　土耳其社会的多元化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变化的冲击下，共和人民党发生了由原来的权威性的国家主义者向中左方向的政治转变。尤其是在比伦特·埃杰维特于1972年继伊诺努成为党的主席后，共和人民党为了在城市移民和工人阶级中争取选票，明显地疏远了军队并执行了中左路线。1945年以来，民主党与其后继者在土耳其政治中一直具有中右倾向，变成了农民、城市居民、职业技术人员和商人的政治表达工具。农民、城市下层、小资产阶级由于其边缘社会地位，在一党制时期是被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的。^[13]多党制的实施使他们有了反对军事—官僚集团及其喉舌人民民主党以维护自己利益的机会。
1980年军事政变后的20年内，中左政治派别分化为埃杰维特的左派民主党和重建后的共和人民党，而民主党则分裂为正确道路党和祖国党。繁荣党及其后继者道德党则是前民主党中具有宗教倾向的叛离者。^[14]　
边缘人群的政治觉醒和他们在全国选举中在人数上所占的绝对优势使各政党越来越关注农村的政治要求。^[15]两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土耳其现代化特征的中央与边缘的断裂，在多党制条件下成了土耳其政治的关键问题。大多数农民都把共和人民党与中央政府的压迫看成是同一回事，而中右政党正好利用了这一点，他们把共和人民党人说成是上层官僚，并在农村修建道路、水渠、清真寺和其他公共设施。^[16]民主党及其后继者正是极大地利用了这种社会变化，并以此获得选票的回报。^[17]　
除了多党制以外，二战后的土耳其还扩大了传媒的规模，这种传媒对政治进程的影响并不是不可估计的。如前所言，土耳其的传媒也可以在坦齐马特后期找到其根源。1922—1925年，土耳其共和国曾在短期内开放过新闻讨论，这种讨论由于维持治安法的实施而结束。1961年宪法第一次从法律上规定了新闻自由。自1994年4月取消国家对广播的垄断之后，因政治目的和经济利益而建立的私人电台和私人电视台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
尽管我们将土耳其的新闻界的大多数人归入共和派和现代主义阵营，但他们明显地具有反西方的情感。与许多将军和政治家一样，他们认为奥斯曼帝国的灭亡是西方阴谋的结果。提到《色弗尔条约》，他们认为那是西方列强削弱和肢解土耳其的计划。土耳其由于其宗教背景而受歧视的一贯说法，伴随着媒体围绕土耳其申请成为欧共体全面成员国的波折的讨论。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接受了由军事官僚上层实行的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模式的新闻界普遍对民主机构和民主进程持不信任态度。^[18]
尽管他们在为新闻自由而斗争，这种自由由于军事政变而不断地受到阻挠，新闻界对民主文化的推动却非常缓慢。一方面，他们具有限制他人自由的权威主义精神，也试图以最后真理的持有者的视角操纵大众。另一方面，新闻自由受到了其自身的文化审查制度的限制，诸如宗教自由、对凯末尔的崇拜、亚美尼亚大屠杀、库尔德人问题、军队的作用等多年来一直是要有意回避的话题。^[19]1945年以来的大多数时间内，土耳其的新闻并没有真实地反映土耳其的政治历史。80年代的自由化政策导致了大众新闻的增长和大传媒公司之间的权力冲突，并没有提高新闻讨论的质量。另外，2月28日事件表明，土耳其的新闻界仍然愿意支持军队压制文人政府，反对埃尔巴干的大众新闻运动正说明了这一点。
与官僚和新闻界不同，土耳其的经济精英与奥斯曼时代的传统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多党制的发展与经济现代化的发展是同步的。土耳其的穆斯林企业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长起来的，在现代社会阶层中是后来者，与奥斯曼时代的传统没有直接联系。像考克或萨巴奇这样的企业都是60年代以后出现的建立在家庭基础上的工业企业。1971年以来，主要的企业家与商人都加入了“企业家协会”或商业协会。商业协会是推动土耳其与欧共体经济一体化、赞成西方化与市场经济进程的动力组织。由于他们的自由主义的态度，商业协会不断地批评土耳其民主制度中法律与政治缺陷。当然，土耳其的经济精英们与军队及政府官僚集团有着密切的联系。当代土耳其的大企业主要分布在伊斯坦布尔和马尔马拉海区域，主张与欧共体的经济一体化、赞成西方化与市场经济进程。由于国家主义和二十多年的国家控制的进口替代政策的结果，土耳其的大企业严重地依赖国家。^[20]它们能够优先得到政府补贴。来自大企业的经济精英与军队及政府官僚集团有着密切的联系。许多大企业都与军队的经济支柱“军队互助协会”进行了联合，经济精英与国家精英就有了一种制度性的和解。由于利益方面的一致性，土耳其的军官、官僚、政治家、大企业的代表控制了土耳其现代社会权力资源，这种地位由于凯末尔主义意识形态的存在而具有了合法性。
中小企业主要分布于安那托利亚地区。它们反对多国公司，反对垄断，主张国家采取措施保护中小企业的发展，由于中小企业主大多来自于传统社会阶层，因而具有很强的宗教倾向。救国党和繁荣党等伊斯兰主义政党正是代表了中小企业的利益，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救国党的兴起反映了居住在伊斯坦布尔等大城市的大工业家、大商人与“居住在安那托利亚的手工业者、小商人的利益冲突”^[21]。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土耳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已经取得了相当的发展，职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的白领阶层在城市中成长起来，同时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得以扩大。繁荣党针对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社会存在的政治腐败问题、失业问题、城市的贫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纲领，在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获得了大量的选票。^[22]这标志着对土耳其的现代统治集团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建立起来的权力形成挑战的另一种精英正在兴起。
3.　伊斯兰主义对权威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挑战
伊斯兰教的复兴及其重新政治化是随着1946年以后边缘大众政治参与的扩大而开始的。多党制的实行与巨大的社会变化强烈地影响了边缘人群的生活，转变了他们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流行的传统模式。迅速的城市化进程，尤其是传统社会的解体，结束了城市与农村的分离。人口的高增长率与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导致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23]1945年以来，土耳其的城市面临着巨大的人口增长，而且将近50%的城市居民住在贫民区，这成了土耳其城市的主要特征。^[24]现代化进程打破了中心与边缘的严重分割，这种分割是奥斯曼土耳其社会几个世纪的特征。涌进城市的农村人口往往处于社会低层，经常面临失业的威胁，生活完全没有保障;同时，他们又保留着浓厚的伊斯兰教价值观，伊斯兰教自然就成为他们表达经济和政治要求的工具。所以城市化成为当代土耳其伊斯兰复兴的重要原因。
各党派都不得不重视土耳其社会结构的变化。民主党虽然不是伊斯兰主义政党，但曼德列斯政府的政策却鼓励了宗教复兴。民主党执政的十年中，无数的新清真寺兴建起来，许多圣陵对公众开放。^[25]政府为培养宣教师和诵经师新建了许多伊玛姆—哈底普学校，许多大学设立了神学系。^[26]由于取消了一党制时期的政治垄断，凯末尔主义在社会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逐渐受到侵蚀。不仅是埃尔巴干和他的中右伊斯兰派，还有曼德列斯、德米雷尔和厄扎尔都与宗教圈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在他们的政治活动中使用伊斯兰教符号。^[27]中右政党除了在与共产主义及社会主义竞争者斗争时使用宗教符号和宗教话语进行意识形态宣传之外，还把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与政治动员工具。这方面，教团和宗教社区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他们的社会网成为土耳其最主要的社会凝聚资源，他们的作用在凯末尔取消了乌里玛之后被加强了。这些宗教网在企业、政治、教育、传媒和社会服务等方面都十分积极。教团由于直接建立在个人关系这种传统原则基础之上，因此对土耳其社会和政治的依附式结构的长期存在起了很大的作用。
伊斯兰教的复兴很大程度上也是军队自身造成的。首先，1980年的军事政变实行的社会非政治化制造了一种政治真空，而伊斯兰教的话语恰恰填补了这种空白。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党派的禁止，使伊斯兰主义者有机会以宗教话语表明他们对社会中的被剥夺者的关怀。在社会经济重建过程中，伊斯兰教的社会正义话语有了肥沃的土壤。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将军们使用伊斯兰教作为对付左派运动和维护凯末尔主义统一社会的策略手段。凯末尔主义的国家中心概念主要是将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加强民族文化和权威主义政府政治合法性的道德源泉而结合进来。1980年政变之后，许多高级军官将伊斯兰教看成是重新凝聚土耳其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28]伊斯兰教的凝聚力被用于两个目的，一是要创造被渴望已久的土耳其社会的团结特征，二是要抵消库尔德人中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扩散。除了政府话语的伊斯兰化，伊斯兰复兴教育领域表现强烈。将军们在反对埃尔巴干的行动中要求他限制教育中伊斯兰因素的发展，而这些因素的发展以前却受到了国安会和厄扎尔的推动，主要表现在教育中宗教特征的增加、宗教学校的扩张、学习宗教课程的学生人数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繁荣党的选举成功和政治伊斯兰力量的上升是军人统治时期重构土耳其社会的行为的间接后果。军队自身在伊斯兰话语被社会普遍接受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也说明军队虽然要维护凯末尔主义的现代化模式，但却不得不正视来自凯末尔主义精英之外的政治力量的上升。
保守的知识分子和中右政治家同样认为伊斯兰教是抵御20世纪70年代政治动乱中的左派思想上升的力量。他们将伊斯兰教作为一种联合伊斯兰教与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而加以发展，这在德米雷尔的民族阵线政府(1974—1977年)的右翼政治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民族行动党将这一概念发展为极端土耳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经济上的分化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凯末尔主义力量与政治伊斯兰力量的冲突与对抗。这标志着对土耳其的现代统治集团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建立起来的权力形成挑战的新的社会力量的兴起，也标志着政治现代化的自下而上的推动力量的兴起。与凯末尔主义者建立单一社会的理想相反，大众的政治觉醒使土耳其社会陷入严重的分裂之中，这个社会再也不肯接受凯末尔主义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统治。因为大众越来越多地想参与现代化并想得到现代化的利益，一党时期形成的凯末尔主义机构对权力的垄断现在处于危险之中。
繁荣党及其领袖埃尔巴干是伊斯兰教在政治上复兴的代表。埃尔巴干曾在20世纪60年代末建立了民族秩序党，70年代又建立了救国党，由于诉求于宗教情感并宣传另一种现代化道路，救国党在社会经济上处于边缘地位的下层社会和居于边缘地位的受过教育的选民中得到了大量选票。^[29]1983年建立的繁荣党是救国党的继承者，1995年12月，繁荣党获得21.4%的大选选票，与正确道路党联合组阁，繁荣党领袖埃尔巴干为政府总理。尽管埃尔巴干保证不破坏土耳其的共和国秩序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但还是进行了一些内政和外交方面的大胆改革。他上台后首先访问了许多穆斯林国家，允许政府女职员在办公室戴头巾，同意调整斋月的工作时间。但繁荣党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它在穷人中发挥了80年代政府经济规划中被忽略的社会福利作用。^[30]埃尔巴干在对土耳其上层的西化态度的强烈批判中，使用了建立在家庭和宗教道德价值观之上的另一套话语，主张另一种现代化模式。^[31]相应地，繁荣党想在不放弃伊斯兰教的文化与道德遗产的同时使土耳其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但最后埃尔巴干在军队与世俗主义政党的压力下被迫辞职了。
土耳其的世俗主义力量与伊斯兰主义力量之间的冲突并不是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冲突，而是两种现代化的设想之间的冲突。^[32]问题的核心是现代化是否等于西方化?是否可以进行非西方化的现代化?军队和凯末尔主义者代表着自上而下的权威主义模式，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而处于上升阶段的社会力量、尤其是伊斯兰主义者则代表着受大众推动的自下而上的现代化模式，认为可以发展非西方式的现代化。
奥斯曼帝国后期开始的政治现代化是在封建君主与封建官僚的推动下启动的，就是这些传统势力奠定了主导奥斯曼—土耳其近二百年现代化进程的自上而下的模式。改革中形成的现代官僚阶层成为近二百年来推动改革的主要力量，也形成了现代官僚阶层的精英主义态度。凯末尔进行了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全面世俗化，使奥斯曼—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有了重大的突破，但凯末尔继承了奥斯曼帝国政治现代化的成就和模式，并造成了上层精英文化与下层人民的伊斯兰文化的分裂。
当代土耳其精英们遇到的问题与挑战，表明上层精英主导的权威主义现代化模式已经遇到了局限。现代化范围不断扩大必然引起社会与政治结构的变化，土耳其多党政治的发展与政治伊斯兰的兴起都受到了卷入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大众和经济上崛起的中小资产阶级的推动，这实际上代表着另一种现代化的道路与模式：自下而上的现代化。但是军官、世俗主义官僚和其他土耳其精英，都表现出了在奥斯曼改革统治集团内发展起来的精英主义态度。从20世纪50年代末民主党的独裁到90年代世俗主义政党对军队行为的支持，都说明那些强烈倾向于西化的官僚们远远没有自由民主的概念。^[33]军队与官僚机构并没有将民主社会看成是多元社会，而看成是建立在政治权威基础上的统一社会。军队一次又一次地试图通过军事干涉来维护权威主义现代化模式，军队与伊斯兰主义政党之间的矛盾代表了两种现代化模式之间的冲突，也表明了国家的现代化与维持社会统一及权威主义之间的矛盾性。在土耳其边缘人群政治觉醒的冲击下，权威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内在矛盾公开化了。一次又一次的军事政变并没有压制住现代化过程中新出现的社会阶层政治力量的上升;军队与官僚们试图以强制手段使凯末尔主义重新成为土耳其的统一的民族意识形态的做法不但没有成功，反而使文化领域成了政治冲突的场所。政治伊斯兰化是凯末尔主义政府曾拥有的垄断权不断衰退的表现。库尔德民族主义、伊斯兰主义、所谓的新奥斯曼主义等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对凯末尔主义提出了挑战，表明凯末尔主义对思想文化的垄断正在崩溃。总而言之，主导了奥斯曼—土耳其现代化进程近二百年的权威主义模式正在被突破，受大众推动的自下而上的现代化模式正在出现，这两种现代化模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可能要在土耳其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1] Dwight　Simpson,　“Development　as　A　Process:　The　Menderes　Phase　in　Turkey”,　Middle　East　Journal,　Spring,　1965,　pp.141—152.
[2] Zurcher,　Turkey:　A　Modern　History.　pp.243—245.
[3] Frederick　Frey,　The　Turkish　Political　Elite.　Cambridge,　1965,　p.268.
[4] Ibid.,p.290.
[5] Zurcher,　Turkey:　A　Modern　History.pp.254—256.
[6] Walter　Weiker,The　Turkish　Revolution　1960—1961:　Aspects　of Military　Politics,Washington,1963.p.120.
[7] Dietrich　Jung　and　Wolfango　Piccolo,　Turkey　at　the　Crossroad.　London　and　New　York:　Zed　Book　Ltd.,　2001,　p.95.
[8] Dietrich　Jung　and　Wolfango　Piccolo,　Turkey　at　the　Crossroad.　London　and　New　York:　Zed　Book　Ltd.,　2001,　p.95.
[9] Ibid.,　p.96.
[10] Sami　Kohen,　“Secular　Turks　Hope　to　Check　Nation's　First　Islamist　Leader,”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1　July　1996.
[11] Dietrich　Jung　And　Wolfanggo　Piccoli,　Turkey　at　the　Crossroads.　p.95.
[12] Dietrich　Jung　And　Wolfanggo　Piccoli,　Turkey　at　the　Crossroads.　p.85.
[13] Caglar　Keyder,　State　and　Class　in　Turkey:　A　Study　in　Capitalist　Develop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1987,　p.13.
[14] Dietrich　Jung　And　Wolfanggo　Piccoli,　Turkey　at　the　Crossroads.　p.98.
[15] A.　Leder,　“Party　Competition　in　Rural　Turkey:　Agent　of　Change　or　Defender　of　Traditional　Rule?”,　Middle　East　Studies,　No.1,　January,　1979.
[16] Ali　Kazancigil　and　Ergun　Ozbudun,　Ataturk,　Founder　of　a　Modern　State.　p.260.
[17] Dietrich　Jung　and　Wolfanggo　Piccoli,　Turkey　at　the　Crossroads.　p.99.
[18] S.　Alpay,　“Journalists:　Cautious　Democrats”,　in　Metin　Heper　and　Heinz　Kramer,　ed.,　Turkey　and　the　West:　Changing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London　and　New　York,　1993,　pp.70—78.
[19] Ibid.,　p.83.
[20] Dietrich　Jung　and　Wolfanggo　Piccoli,　Turkey　at　the　Crossroads.　p.102.
[21] Turker　Alkan,　“The　National　Salvation　Party”,　In　Metin　Heper　and　Raphael　Israeli,　ed.,　Islam　and　Politics　in　the　Modern　Middle　East.　London　and　New　York,　1984,　p.97.　
[22] Haldun　Gulalp,　“Political　Islam　In　Turke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Refah　Party”,　Muslim　World.　January,　1999,　p.35.
[23] Mehmet　Yasar　Geyikdagi,“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　p.7;G.　Seufert　And　J.　Wardenburg,　Turkish　Islam　and　Europe.　Istanbul,　1999,　p.26.
[24] Dietrich　Jung　And　Wolfanggo　Piccoli,　Turkey　at　the　Crossroads.　p.91.
[25] Kemal　Karpat,　Turkey's　Politics:　The　Transition　to　A　Multi-Party　System.　Princeton,　1959,　p.68.
[26] Mehmet　Yasar　Geyikdagi,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　p.68.
[27] 刘云:《土耳其政治现代化思考》,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7—104、132—137页。
[28] Erik　Jan　Zürcher,　Turkey:　A　Modern　History.　p.303.
[29] Binnaz　Toprak,　Islamist　Intellectual　of　the　1980s　in　Turkey.　Istanbul,　1987.
[30] Ugur　Akinci,　“The　Welfare　Party's　Municipal　Track　Record:　Evaluating　Islamist　Municipal　Activism　in　Turkey”,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Winter,　1999.
[31] 陈德成:《土耳其在政教分离和民主法制的轨道上艰难行进》,《1997—1998年西亚非洲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
[32] Dov　Waxman,　“Turkey's　Identity　Crises:　Domestic　Discord　and　Foreign　Policy”,　Conflict　Studies,　August,　1998.
[33] Metin　Heper　And　Heinz　Kramer,　ed.,　Turkey　and　the　West:　Changing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London　and New York, 1993, 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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