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凯末尔领导的现代化改革的核心是民族化，而它的主要特点和影响于中东地区的主要之点，则在于它的世俗化。”^[1]在凯末尔等人看来，“在这个世纪，文明国家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别，文明的交往已经使人类的文明部分成为相同的东西”。^[2]凯末尔和早期的西化主义者一样，认为文明就是欧洲文明，所以强烈的西化倾向也是凯末尔改革的显著特征。凯末尔改革涉及到了国家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改革首先表现在整个国家制度的改造方面，主要包括以共和制代替素丹—哈里发制;以世俗法庭和世俗法律代替宗教法庭和宗教法;国家对所有教育机构的控制以及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改革等。1921年1月的临时宪法已经宣布主权属于民族，1922年11月素丹的逃跑使素丹制已不复存在。新任哈里发麦积德二世只是一个精神领袖，不具有任何世俗权力。1923年10月，土耳其被宣布为共和国，凯末尔当选为总统，民族主义成为土耳其的主导意识形态。当时，凯末尔没有立即废除哈里发制，是因为他希望哈里发成为土耳其反对西方列强时穆斯林团结的象征。1923年4月8日，凯末尔在国会讲话中提出，哈里发是具有国际意义的穆斯林最高权威。但这种设想既不符合伊斯兰精神，也不符合时代精神。麦积德二世的任务也不简单，他得在国际范围内维护自己的尊严，而且还要小心谨慎以免惹恼他所依靠的民族主义政府。民族主义者在本质上是世俗主义的，因此，哈里发制的取消是迟早的事。
经过激烈的讨论，哈里发制于1924年3月3日被议会宣布取消。同一天，议会颁布法令废除了伊斯兰长老制，并设置宗教事务局来管理宗教事务。宗教事务局具有签署费特瓦的权力，局长由共和国总统任命，他的职责是管理清真寺和修道院。雇用和监督伊玛目、穆安津、清真寺的管理人员和工人。法令还规定宗教地产瓦克夫由宗教基金管理委员会管理。这个机构负责管理宗教地产和维修清真寺。1931年6月8日议会又颁布法令，规定这个机构也管理神职人员并负责他们的薪水。尽管1924年宪法规定土耳其的国教是伊斯兰教，还规定议会保护伊斯兰原则，但宪法总体上却是世俗性的。这种规定只是为了安抚议会中的保守分子。
凯末尔时期的改革中，司法制度和教育的改革对世俗化进程具有最重要的影响。哈里发制被取消不久，宗教法庭也被关闭，国家法庭使用宗教法官，但他们却处在政府控制之下。这时有两类法官，一类是有宗教学院背景的宗教法官，一类是从世俗学校毕业的世俗法官。直到1926年瑞士民法被采纳之前，法院仍在很大程度上以伊斯兰法为基础，尤其是民事法案更是如此。司法改革即是以世俗法庭代替宗教法庭，并采用世俗法典。
首先是瑞士民法的采用。共和国几乎是将瑞士民法翻译过来就使之变成土耳其民法。瑞士法典颁布于1912年。这部法典由个人、家庭、继承三个部分构成。在家庭和继承方面，妇女被赋予和男子平等的权利，且禁止多妻制。被废除的《梅积勒》法规定，妇女只能得到相当于男子一半的遗产。1851—1876年编成的《梅积勒》法有16卷，它是伊斯兰法和拿破仑法典的混合物。1926年4月，新民法被通过，它的前言反映出当时的时代精神：
1851年的梅积勒只有300条符合今天的需要。它建立在宗教基础上，以宗教法为基础的国家迟早都会变得无视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因为宗教原则是不变的。宗教法在不断进步和变化的社会中因其形式和其不合时宜的说教而毫无意义。不变是宗教的特有特征。使宗教仅仅成为一种信仰是现代文明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新旧文明的区别之一。^[3]
凯末尔主义者显然认为法律应该从宗教中独立出来并使之适应现代社会的各种需求。今天关于瑞士民法典是否适合土耳其社会的争论仍在进行。但一部适合土耳其需要的更好的民法需要多年的准备，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必会引起长时间的毫无意义的争论，从而延缓了改革。
同时实施的其他法典有土耳其商法和刑法，刑法于1926年7月1日被采纳，主要以意大利法典为蓝本。它既反对宗教也反对共产主义。共和国的缔造者认为这两种意识形态都会削弱和破坏国家的统一。商法以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法典为蓝本，同样体现了世俗精神。
教育同样进行了世俗化改革。自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现代化改革启动以来，土耳其便开始不断地建立各类世俗学校，共和国建立之后，土耳其还是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共存的。这种状况不符合民族主义者的世俗化要求，早在1921年凯末尔在一次教育会议上就讲道：“我坚信我们民族历史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传统的教育方式……教育应该远离所有传统的迷信和不适合我们民族特征的东西方外来影响。”　^[4]　1924年，《教育统一法》被通过，按照此法，宗教学校被取消，所有的教育机构被教育部接管，教育委员会协助教育部工作。该委员会由教师和官员组成，定期开会制订有关的教育政策。公共教育完全成为世俗事务，宗教教育则留给了家庭和乡村的神职人员。宪法中关于伊斯兰教为国教的条款在1928年被删除。1930年和1933年城市和农村学校的宗教课程被取消。凯末尔时期，教育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土耳其人口的识字率从1927年的10.6%提高到1940年的22%。^[5]20世纪20年代，初、中、高各级学校的结构与课程还是以19世纪的法国教育制度为样板。1933年伊斯坦布尔大学进行了重组，1936年安卡拉大学设立了语言系、历史地理系、艺术系等，后来，医学、农业、科学、神学等新的院系也建立起来。土耳其的许多城市中还建立了许多新的大学。
文化改革的世俗化意义也非常深远。首先是拉丁字母的采用。世界上大多数突厥人都用阿拉伯字母书写他们自己的语言。但阿拉伯字母元音很少，不适合土耳其语的发音，而且对大多数土耳其人来说，阿拉伯字母并不仅仅是一种字母，它还是一种与宗教有关的偶像。毫无疑问，字母改革具有世俗化的意义。字母改革的建议在19世纪中期就已提出，青年土耳其时期也进行过讨论。凯末尔掌握权力后，决心进行字母改革。这之前，高加索和中亚的土耳其人放弃了阿拉伯字母而采用了拉丁字母。1928年8月9日，凯末尔发表了一个关于字母改革的讲话，从此土耳其掀起了帮助人民认识拉丁字母的热潮。1928年11月3日，通过了一项禁止在公共场所书写阿拉伯字母的法律。通过取消阿拉伯和波斯外来词而简化土耳其语的改革是文化改革的重要方面。1932年7月12日，土耳其语言学会建立，这个协会的主要工作是简化和纯洁土耳其语，不仅波斯和阿拉伯外来词被取消，而且新造了许多土耳其词。字母改革和语言改革大体上起了两种作用。首先，文字语言的简化，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有利于识字率的提高和教育的发展;其次，因为阿拉伯字母不仅是一种东方文化的符号，而且是一种伊斯兰教的符号，而拉丁字母则象征着西方文化和西方文明，放弃阿拉伯字母使用拉丁字母、放弃波斯和阿拉伯词汇就能够使土耳其人在精神上更能接受西化和现代化。
凯末尔还通过挖掘土耳其的历史来增强土耳其人的民族意识。在他的提议下，1931年成立了土耳其历史学会，该学会召开了土耳其各个历史时期主要问题的讨论会，编出《土耳其历史纲要》，作为学校的历史教材。这项改革有利于促进土耳其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忱，“但不实事求是地突出，以至提高土耳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在一些方面导致了对历史的歪曲”。^[6]文化改革同样具有世俗化的意义，从此土耳其文化在各个方面开始摆脱宗教的束缚。
凯末尔时期土耳其妇女的地位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奥斯曼时代，妇女进行任何户外活动都是被禁止的，妇女要绝对忠诚她们的丈夫，而丈夫却可以任意休妻，且拥有四个妻子。青年土耳其时期，政府曾规定，丈夫长期在外或患有严重疾病的情况下，妇女有权提出离婚，这是帝国时期妇女地位的重大变化。凯末尔以许多方式鼓励妇女的解放和妇女的现代化。他鼓励妇女接受高等教育并在各个领域做出成就。瑞士民法典的采纳使男女实质上平等了，它废除了多妻制和随意休妻制，妇女有了离婚和工作的权利。1930年4月3日，政府法令使妇女获得了在城市选举中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34年12月28日，政府又颁布法令，规定妇女在全国选举中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方面，土耳其已走到了许多欧洲国家的前面。当然，当时只有一部分妇女适应了新的社会角色，大多数城镇和农村的妇女并没有立即改变她们的传统生活方式。
社会生活与习俗方面的现代化改革，主要体现为破除迷信和提倡科学的现代精神。1925年的库尔德人叛乱实际上是由托钵僧首领领导的，而且提出了恢复哈里发制的口号。这次事件使凯末尔决心打击教团势力。1925年6月，独立法庭对叛乱分子头领判处死刑，同时封闭了库尔德斯坦的所有托钵僧寺院。1925年8月，凯末尔访问了卡斯塔莫努和伊内博卢，他和随行人员全都戴上了巴拿马帽;并发表许多演说，大肆攻击费兹帽、长袍以及穆斯林的其他传统服装。他还攻击托钵僧寺院、隐居地以及多种教派。他说：“土耳其共和国不能是谢伊赫、托钵僧、门徒和俗人教友这样一些人的国家……各教派的人将会懂得我已说清了这种实情，并将立即自动封闭他们的寺院。”^[7]9月1日，凯末尔回到安卡拉后在内阁会议上宣布了一系列法令，11月这些法令被议会通过。结果按这些法令，各教派宣布解散，予以禁止，他们的财产被充公，寺院和神坛被关闭，祷告会和祈祷仪式被停止。土耳其从此摆脱了谢伊赫、托钵僧、门徒、法师、算命人、魔术师、巫师、画符人等，同时也摆脱了与这类名称和性质有关的行业、用费和服装。这些措施，加上关于费兹帽和缠头的禁令，使土耳其人民的生活习惯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方面的改革引起了许多狂热的谢伊赫和托钵僧的不满，他们用各种方式进行反动活动，甚至挑拨人民起来进行反政府活动。但是政府很快镇压了他们，整个民族很快就适应了这类改革，使土耳其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更加世俗化和现代化。
经济方面，凯末尔时期主要是采用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发展土耳其共和国的经济。共和国建立初期，土耳其虽然有几个现代工业企业，这些现代企业大多掌握在希腊人或犹太人手中，国家掌控的企业只是坦齐马特时代建立的几个兵工厂。土耳其人民消费的一些最基本的工业品都是从国外进口。共和国政府重视发展土耳其的经济，并将其视为巩固民族独立成果的必要条件。1923年共和人民党就在伊兹密尔召开经济大会，制定了《经济公约》，发表了《九项原则宣言》，提出了复兴国家经济、重建金融机构和国家控制经济命脉的思想。大会通过经济方面的当前任务是：促进小生产向大型轻、重工业企业的过渡;迅速发展国内有原料供应的部门，特别是纺织和食品等部门;实行关税自主;创办国家银行，以支持私人企业的发展。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依靠国家政权的干预，实施进口替代，并采用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但由于《洛桑条约》的限制，保护关税的政策在20世纪20年代不可能实施。凯末尔借鉴苏联工业化的经验，聘请苏联专家，制订发展民族经济的计划。共和国政府还颁布了《奖励工业法》，对私人资本减免税收，或降低产品运输价格，以此鼓励私人资本企业的发展。土耳其政府采取了限制外国资本的政策，它用赎买的方式将一些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外国企业，如铁路和公用事业部门收归国有，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第一批国营企业。
1929年10月，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国际农产品价格下跌，土耳其的出口主要依赖农产品，所以世界经济危机也给土耳其的出口贸易带来了沉重打击，贸易逆差急剧扩大，由于土耳其大多数工业品这时仍然严重依赖进口，所以农产品价格的下降，给土耳其政府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与财政危机。土耳其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应对经济危机。早在1929年6月，《洛桑条约》中规定的各项关税限制宣告到期，土耳其国民议会就通过了一项新关税法，对土耳其的企业实施关税保护政策。经济危机爆发后，政府依据新关税法，将经济工作的重点由以前的扶持工业企业转移到限制外国商品进口和保护国内企业方面。12月4日，开始对货币兑换和货物进口进行限制，同时使土耳其镑对英镑贬值，从而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后来政府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最终使土耳其的贸易转为平衡甚至顺差。不久，共和国政府又将全部对外贸易收归国家管理。
以上措施虽然有效地应对了经济危机，但对整个土耳其经济的发展，对于建立进口替代型的工业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当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遭受到了经济危机的打击，但独立于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之外的苏联经济虽然也面临重重困难，却能免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土耳其领导就是在这种国际国内背景之下制定了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与方针。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俄土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29年11月，土耳其与苏联签署了一项商业协定。12月，由土耳其农业银行和工矿银行合办的一家对苏贸易公司开始营业。之后几年，双方领导人频繁互访，其中最重要的是1932年土耳其总理与外交部长访问莫斯科，同苏联签定了一项800万美元的贷款协定。贷款的大部分被用来发展纺织工业，并在苏联的指导下建立了著名的开塞利纺织厂。
正是在苏联的影响之下，同时也出于土耳其国情的需要，土耳其共和国政府提出了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1930年伊斯梅特在锡瓦斯发表演说时提到，国家有必要参与经济活动。1931年4月20日，凯末尔发表了他的著名演讲，提出了共和人民党的六项原则，即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国家主义、世俗主义和革命主义。关于国家主义的定义，凯末尔在他的演讲中做了如下解释：
尽管考虑到私人事业和私人活动仍是我们的基本主张，我们的主要政策之一是促使国家积极关心涉及民族的一般性和重大利益的问题，以便能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把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导向繁荣。^[8]
以后的年代中，共和人民党、土耳其政府和凯末尔本人都对国家主义进行过多次解释和说明，说他们不是要搞集体经济或国家垄断，也不希望把私人企业从工商业中排挤出去，国家主义的目的是要发展那些与国家实力和福利有密切关系而私人资本又无力经营的经济部门。1935年党的纲领解释道：“尽管允许私人企业和行为是我们的基本思想，但在民族的整体和关键利益方面的事务上，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为了使国家和民族尽快走向繁荣，国家进行干预是我们的原则之一。”^[9]共和国建立初期，私人资本的积累是不充足的，而且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又打击了私人资本;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对当时土耳其的经济发展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33年，在苏联的帮助下，共和国政府制定了发展工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该计划于1934年1月被大国民议会批准，1939年完成。计划的目标是建立包括纺织、造纸、玻璃、陶瓷等行业的消费工业和包括钢铁和化学等行业的基础工业。通过五年计划的发展，土耳其的工业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许多基本的消费工业企业建立起来了，其中最大的成就是苏联人帮助下建立的开塞利纺织厂和英国人帮助下建立的卡拉比克钢铁公司。政府还从外国承租者手中赎回了铁路、煤矿、港口等公用事业等。1933年和1935年分别成立了“苏美尔”和“埃提”两大国家银行，为工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据统计，从1929年到1938年土耳其的国民总收入增长44%，人均收入增加30%，采矿增加132%，工业生产年增长率达到8%。^[10]1930—1939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6.2%，工业的比重从11.8%上升到18%。^[11]国家主义的工业化政策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农业方面，土耳其的土地占有情况极不平衡，地主、富家占有大量土地，许多无地和少地农民靠租种地主的土地维持生活，他们除了上缴地租，还要受高利贷的盘剥，生活极为贫困。农村的这种状况对土耳其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极为不利。为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1925年废除奥斯曼帝国的土地法，宣布土地归耕种者所有，并废除了封建的什一税。1927年和1929年，颁布了向无地农民和移民分配土地的法令，开始对国有土地进行分配。1936年，政府通过了关于赎买地主土地以分配给无地和少地农民的决定。1937年宪法又专门规定了赎买地主土地必须补偿的条款，规定要专门制定法律确定补偿经费的数目，赎买地主土地和森林的目的是把土地分给农民和建立国家管理森林的制度。^[12]但土地改革收效甚微，到1939年，政府分配的土地总共有100万公顷，其中主要是国有土地。大多数农民还是没有得到土地。
为提高农业生产力，反对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政府加强对农村的金融支持。1924年将土耳其农业银行改组为股份制，扩大了该银行的规模与实力，国家资本在其中仍占主导地位。1929年，土耳其又成立了农业信贷合作社。这两个金融机构的主要任务就是向农民提供贷款，帮助农民购买农机具和其他生产资料，并抑制农村的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1939年，农业银行为农民提供的贷款总额为4500万里拉，农业信贷合作社提供的贷款总额为2200万里拉。^[13]
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促进了土耳其共和国工农业的发展。1927—1939年，土耳其的注册工业的总产值增长了近5倍(1927年为5800万里拉，1939年为33100万里拉)。其中，大工业企业增长152%。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除苏、日外，土耳其工业发展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1924—1939年土耳其修筑铁路近4000公里。由于农业的改革，可耕地面积由1927年的436万余公顷增加到1940年的约1266万公顷。^[14]粮食产量1930年已自给自足，且有少量供出口。1930—1938年，每年粮食平均出口6.5万吨，　1933—1938年土耳其的农业平均增长率为5.1%。^[15]与工业相比，国家对农业发展的投入和重视程度都远远不够，农业发展相对缓慢。但凯末尔时期，土耳其的农业在国家主义经济政策推动下，还是获得了一定的发展。
凯末尔于1881年出生于居萨洛加。父亲是一个低级政府职员，后来经营木材生意。凯末尔7岁丧父，由母亲聚贝伊代·哈纳姆抚养成人，1893年他进入萨洛尼加军事中等学校;1895年升入马纳斯特尔军事学院;1899年3月，进入伊斯坦布尔陆军大学，1905年1月毕业，授陆军上尉。1915年加利波利战役中他被认为是最善战的军官。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民族解放战争中表现了杰出的军事天才。在他的领导之下，土耳其建立了共和国，进行了全面的世俗化现代化改革。穆斯林反对派认为他只会模仿西方，并试图以此来降低他的威望，但他对伊斯兰教历史的解释要比神职人员深刻得多，他尊敬真诚的宗教情感。^[16]凯末尔是一个集军事家、政治家、理论家于一身的人物。他综合了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理论，形成了自己的世俗民族主义理论体系，即凯末尔主义。凯末尔主义是共和国时期土耳其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也是共和人民党的纲领性的原则。
1931年共和人民党的党纲中体现了凯末尔主义的思想。后来共和人民党的六原则还被写进了土耳其宪法。在共和人民党的党纲中标志六原则的六箭头以党为中心向外射出，一直持续到1980年。共和人民党的六原则是：第一，共和主义，它并不仅仅意味着以共和制代替素丹制，还表示人民统治而非个人独裁的意义。1931年党纲写道：“党相信共和国是最好地和最坚定地体现人民主权的政府形式。”^[17]第二个原则是民族主义，土耳其民族是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民族，土耳其民族主义是帝国中产生最迟的民族主义，共和国建立时，土耳其成为主要由土耳其人居住的国家，土耳其民族主义便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共和人民党的党纲写道：“按照共和人民党和新政府的理解，居住在土耳其境内的任何说土耳其语的公民，在土耳其文化熏陶下成长并接受了土耳其精神，不论宗教与居住地区，都是土耳其人。”^[18]这段话清楚地指出了土耳其民族主义范围，它显然不同于奥斯曼主义的多民族概念和宗教社区概念，也不同于大土耳其主义。另一个原则是平民主义，它表示最高权力属于人民;1927年共和人民党的章程规定，权威和主权来源于人民，被人民拥有，且为人民谋福利，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绝对平等，任何家庭、阶级、宗教社区不拥有特权;共和人民党明确反对将土耳其人划分为阶级，明确反对阶级斗争的思想。第四个原则是国家主义，国家将涉足私人企业无力或不愿经营的领域。第五个原则是世俗主义，主张国家和宗教传统的分离，表明土耳其共和国永远摆脱伊斯兰宗教势力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束缚。第六个原则是革命主义，它表示共和国不能满足于缓慢的和渐进的进步，现代化过程应该以革命的措施来加速。
奥斯曼帝国一百多年的现代化改革为土耳其民族运动创造了肥沃的土壤。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人口的民族与宗教构成方面的变化，为土耳其民族国家的出现在领土范围和民族构成方面创造了必要条件。民族主义运动将东方问题的劣势转变成了优势。在民族解放运动胜利的基础上，1922年10月11日，伊诺努与协约国签订了《洛桑条约》，结束了古老的东方问题，标志着土耳其全面进入了现代国家体系。经过一百多年的斗争，奥斯曼帝国又以民族独立国家的合法形式重新崛起了。
民族解放运动和世俗化改革的社会力量都是由奥斯曼帝国的改革造就出来的。三巨头逃走之后，进步与统一党的许多地下组织依然存在，这些地下组织对民族解放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19]凯末尔也承认，进步与统一委员会的成员参加了安那托利亚和鲁米利亚护权协会，接受了护权协会的纲领，是土耳其的民族精英。^[20]凯末尔是奥斯曼帝国后期的现代主义者转变为民族运动领导人的典型代表。他们属于与坦齐马特时代的社会结构变化有密切关系而又在哈米德时代与奥斯曼王朝关系破裂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通过立宪运动、青年土耳其运动和凯末尔主义革命而得以延续不断。作为社会进步与教育的载体的军队对凯末尔人生的塑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凯末尔属于帝国后期的训练有素而知识丰富的军官和文职官僚上层之一。他还深受现代奥斯曼积极精神与孔德、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人的哲学思想的影响。^[21]这种个人经历与教育背景使他变成了民族主义运动中共和派的理想代表。凯末尔是军事官僚精英中的年轻成员，是激进的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忠实支持者。
凯末尔主义者权力的巩固通过两个过程：对思想文化的垄断和对武装力量的垄断。获得这种垄断的最主要的政治工具是凯末尔1923年夏天建立的共和人民党。文化改革为凯末尔主义者独裁的合法性创造了必要的意识形态资源。《洛桑条约》签订后，民族主义运动内部的矛盾很快显现出来。民族主义运动由军官、官僚、技术人员、商人、地主、安那托利亚的神职人员组成，其中的大多数人仍然把民族主义斗争看成是恢复素丹权力和奥斯曼王朝的手段。^[22]现代化军事官僚上层的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和斗争。甚至在共和国宣布成立之前，凯末尔和保守派军官的关系就已经紧张了。第一届议会期间(1920—1923年)，安卡拉的大国民议会就分裂为支持凯末尔的“第一组”和主张君主立宪制的“第二组”。在凯末尔对候选资格进行审查之后，第二组的118个代表只有3人于1923年7月被重新选进了第二届议会。^[23]议会又通过法律，要求军官们如果在政府和议会中发挥作用，就必须辞去军职。但凯末尔主义的军官却可以在担任议会代表的同时继续留在军中，反对派为了发挥他们的政治作用则更愿意辞去军职。^[24]这种军队与政治的分离可以看成是军队的凯末尔主义化，也是凯末尔主义者垄断武装力量的第一步。
凯末尔主义者加强权力的第二个步骤是1923年3月维护秩序法的颁布。这部紧急法实施到1929年3月，按照这部法律，政府可以通过军队和独立法庭强制实施它的决定。^[25]根据这部维持治安法，独立法庭通过粉碎政治反对派、查封不同意见的报刊、迅速的文化改革有效地巩固了凯末尔政府。1925年7月，在镇压了库尔德人的叛乱之后，独立法庭控告进步共和党支持了叛乱并为政治目的而利用了宗教，进步共和党被取缔。凯末尔还采取有力的政治措施排除了政府和军队中的异己分子，加强了自己对政府和军队的控制，确立了共和人民党的权威统治。
这样，共和人民党的领导层与军队、政府构成了一个统治集团，将政府看成是他们个人的领地，就像奥斯曼时代的官僚和军官们将朝廷和最高波尔特看成是自己的领地一样。奥斯曼帝国的权威主义变成了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土耳其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在一个神权帝国内创造民族主义和现代国家特征，并抛弃旧的制度和观念。文化与社会方面的改革、民族国家理论的应用、哈里发制和素丹制的取消，都是与奥斯曼帝国的过去发生大胆分离的事件。但是，凯末尔改革也受到了具有权威思想和精英意识的军官集团的支持，它在精神上和国家中心倾向上与奥斯曼的现代化改革非常相似，奥斯曼现代化的大多数特征在凯末尔时期依然存在。
另外，凯末尔的开明专制主义在许多方面都相似于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的权威统治。哈米德的中央集权政策和强有力的社会监视能力，都说明他是统一主义者和凯末尔主义的权威政治的先驱。凯末尔进行了文化革命，以土耳其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工具，哈米德二世试图使奥斯曼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成为政府合法性的主要依据，二者的相似性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哈米德在利用本土的宗教符号，而凯末尔和他的同事却在使用他们西方知识中的文化资本。他们不仅成功地对外使用了民族国家话语，而且垄断了国内民族文化，这样就为统治制度的合法性提供了必要的意识形态手段。凯末尔主义政府完成了坦齐马特时代就已开始的从传统权威向现代权威的转变。
土耳其的民族解放战争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凯末尔改革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26]改革只是在大城市中影响较大，在广大农村和中小城镇，几乎没有触动土耳其大众。当安卡拉进行全面的改革时，土耳其的绝大多数人民仍然深深地根植于传统生活之中。一开始，凯末尔主义者就与一些传统的势力相妥协，他们不得不依靠传统的领导者作为中央和地方的中介。与以前的统一主义者一样，凯末尔主义运动是围绕乡村的传统贵族组织起来的，这些传统贵族的影响在议会政治和党派活动中可以充分地感受到。^[27]在民族国家的旗帜之下，共和国政府维持了安那托利亚传统社会的主要模式。事实上，它的选举政策和高压政策与奥斯曼帝国时代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奥斯曼时代就存在的中央和地方的巨大差别依然存在。
在建立共和国的过程中，凯末尔同时使用了现代和传统权威资源。这方面，党、军队和官僚机构是法律权威的关键而合理的工具，同时，这些机构内的相互关系、领导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与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家长式的等级制特征，与传统统治制度是相似的。尽管现代主义者面对的统治模式不同，与帝国后期一样，凯末尔时期的土耳其社会中传统社会结构与现代社会结构是拼凑在一起的。
奥斯曼的百年改革与凯末尔改革一直都是在社会上层进行的，改革中发展起来的世俗文化并没有深入到普通人民中间。凯末尔改革使伊斯兰教与国家政治生活发生了彻底分离，土耳其成为世俗化的国家，这就使联系国家上层与人民的纽带断裂了。凯末尔时期，上层精英的世俗化政治意识与下层人民的传统伊斯兰政治意识并存。当世俗民族主义在精英阶层取得全面胜利之时，伊斯兰教的价值观还牢牢控制着广大中小城镇和农村人民的心灵。这说明凯末尔改革造成了统治阶层与下层人民在文化上的断裂。凯末尔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改革主要是在大城市和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效果。由于城市统治精英掌握着军队、政府机构、司法机构和教育机构，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远远大于他们所占的人口比例，从而就使土耳其看起来是一个全面世俗化的国家了。另外，不论是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还是凯末尔改革，都主要是在政治领域进行的，经济现代化被忽视了，所以土耳其的整个现代化过程中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相比一直具有超前性。所有这些状况对以后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发展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1] 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页。
[2] Mehmet　Yasar　Geyikdagi,　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　New　York,　p.46.
[3] Mehmet　Yasar　Geyikdagi,　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　New　York,　p.45.
[4] Niyazi　Berkes:The　Development　of　Secularism　in　Turkey.　Montreal,　1964,　pp.476—477.
[5] Stanford　Shaw　and　Ezel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p.387.
[6] 彭树智:《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页。
[7] [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33页。
[8] [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01页。
[9] D.E.Webster, The　Turkey　of　Ataturk:Social　Progress　in　the　Turkish　Reformation. Philadelphia,1939,p.167.
[10] 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1页。
[11] 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0页。
[12] [苏]安·米列尔:《土耳其现代简明史》,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166页。
[13] [苏]安·米列尔:《土耳其现代简明史》,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302—303页。
[14] 徐天新主编:《世界通史·现代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八章第三节。
[15] 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1页。
[16] Kinross,pp.526—527.
[17] Mehmet　Yasar　Geyikdagi,　Political　Party　in　Turkey.p.57.
[18] Ibid.,p.58.
[19] Erik　Jan　Zurcher,　The　Union　Factor:　The　Role　of　the　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　in　the　Turkish　National　Movement,　1905—1926.　Lei　den,　1984,　pp.68—88.
[20] Hale,　Turkish　Politics　and　the　Army.　p.66.
[21] Dietrich　Gronau,　Mustafa　Kemal　Ataturk,　Frankfurt,　1994,　p.22.
[22] Metin　Heper,　Development　of　Administration　in　Turkey:　Conceptual　Theory　and　Mythology.　Istanbul,　1981,　p.350.
[23] Frederic　Frey,　The　Turkish　Political　Elite.　Cambridge,　1965,　pp.306—327.
[24] Feroz　Ahmad,　The　Making　of　Modern　Turkey.　p.57.
[25] [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83页。
[26] Mardin,　Some　Functions　of　Religion　in　the　Ottoman　Empire.　p.199.
[27] S.　Sayari,　“Political　Patronage　In　Turkey”,　In　Ernest.　Gellner　and　John　Waterbury,　(ed.)　Patrons　and　Clients　in　Mediterranean　Societies.　London,　1977,　p.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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