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进行现代化改革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欧洲列强给它带来的外部压力，另一方面在于它自身制度的衰朽。
16世纪时，奥斯曼帝国的扩张达到了极限。在东部战线上，帝国的军队遇到了法沙维王朝的强大抵抗，不得不在伊朗边境上停顿下来;在西方海洋上，他们碰上了葡萄牙人的坚船利炮;在克里米亚及其外围，他们受到俄罗斯人的阻挠;在非洲，沙漠和山脉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在欧洲，对维也纳的进攻遇到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勇猛还击。此后，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已经到了只能后撤而不能向前推进的地步。1699年因为与奥地利、俄国、波兰、威尼斯的多年战争失败而签订的《卡尔洛维茨条约》，是奥斯曼帝国第一次作为战败国而签订的和约，并被迫做出了很大领土让步，亚速割让给了俄国，波多利亚割让给了波兰，中匈牙利、德兰斯瓦尼亚、巴契卡、斯洛文尼亚割让给了奥地利，摩利亚和达尔马提亚的一些岛屿割让给了威尼斯。^[1]18世纪以后，帝国就被拖入了与欧洲列强的无休止的战争之中，而且不断地失利，开始了不断割让领土的历史。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军事封建帝国，它的维持与强大依赖于对外扩张中的不断胜利，从而有更多的土地和战利品来推动帝国庞大的军事官僚机器。边疆和前线是奥斯曼帝国得以存在的理由，边疆和前线为官僚、军队和教士提供了工作和报酬。边疆的传统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奥斯曼帝国军事、社会、政治、宗教生活之中，“所有奥斯曼人的军事组织、民政、税收和土地制度等，都是配合征服和殖民而不断向异教者的地方实行扩张这个需要来制订的”。^[2]在边疆完全被封闭以致不能进一步实行扩张和殖民的时候，就不可能不影响到那些固有的传统。不断的割让领土使帝国丧失了大量的人口、财政收入和其他资源。军事上的失败必然会动摇帝国的整个军事与社会制度，这个制度无法适应对外扩张的失败和前线部队的不断后撤。所以，军事上的失败必然会动摇奥斯曼帝国整个军事与社会制度基础，导致帝国走向衰落。
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还有强大的内部动因，那就是由帝国内部的社会变化引起的加强中央集权和进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帝国内部政治结构的衰变，主要表现在蒂玛制度(Timar System)和禁卫军(Janissary)制度的衰落，以及地方封建势力的权力膨胀。
蒂玛制度和禁卫军制度是奥斯曼军事封建制度的支柱。蒂玛即素丹给军人们分封的采邑，军人们从蒂玛中获得经济收入，同时要在战时为素丹提供军事义务。这种分封土地的制度就是蒂玛制度，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使素丹不必支付军费而拥有一支强大的封建骑兵，而且在于对农业人口的控制方面。同时，通过蒂玛制度，素丹还有效地防止了省督、军官和地方贵族的权力膨胀，使素丹获得了相对高度集中的中央权力。这个制度是帝国早期在军事上获得胜利和健全内部行政的最可靠的制度之一。但16世纪晚期以来，由于帝国经济的萧条，蒂玛持有者的农业收入急剧下降，再加上在对外战争中不能取得胜利而得不到战利品，许多蒂玛持有者对军事义务失去了兴趣，有些人索性放弃了蒂玛，或逃往城市，或参加日益壮大的土匪队伍，有些平民甚至通过贿赂非法取得蒂玛。^[3]为了保证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素丹开始将采邑作为包税地分封给与军事义务无关的社会上层。国家控制的蒂玛制度逐渐地向半自治的包税制转变。蒂玛制度和封建骑兵严重地衰落了，奥斯曼帝国得以维持和强大的一个重要支柱坍塌了。
由于蒂玛制度和封建骑兵的衰退，素丹只好靠加强和扩大禁卫军来满足帝国的军事需要。禁卫军是奥斯曼帝国的常备军，也一度是奥斯曼帝国的精英部队，绝对地忠诚素丹和奥斯曼国家。^[4]1527年，禁卫军步兵约有8000人，1609年几乎增加到3.8万人。禁卫军骑兵则由5000人增加到2.1万人。增加的人数主要来自于禁卫军的后代。谢里姆一世和苏莱曼大帝放宽了禁止禁卫军结婚的限制，而且允许他们的儿子进入禁卫军。一旦禁卫军的生活掺杂了家庭考虑时，他们对素丹的效忠精神就开始消失。他们不情愿到遥远的前线去接受严峻的战争的考验，而只是想在商业和贸易方面钻营。他们逐渐有钱有势，不受管束，军团的训练和军事行动都蒙受损失。奴隶已经变成了主人。禁卫军最初依附于神秘主义的阿里教派，后来又依附于贝克塔希教团，这种联系使他们变成了奥斯曼社会的自由公民，并且日益获得独立的团体地位。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中央集权削弱的过程中，禁卫军的权力越来越大，成为左右朝政的重要力量。1618—1730年，至少有6位素丹被禁卫军赶下台。1682年禁卫军的将领第一次在乌里玛的支持下被任命为大维齐。^[5]素丹和禁卫军之间的紧张关系很早就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矛盾变得日益明显。穆罕默德二世时就发生过禁卫军的叛乱，1514年和1522年发生了两次禁卫军叛乱。王子们争夺王位的斗争往往使禁卫军卷进来。禁卫军、地方乡绅、低级乌里玛等传统势力还经常联合起来挑起社会叛乱、阻挠改革。^[6]18世纪初，禁卫军已经无力在对外战争中抵抗外国侵略者，但它的力量却仍足以阻挠国内的任何改革。
地方势力权力的不断膨胀也严重地侵蚀着素丹和中央政府的权力。在科普吕吕任大维齐时期(1689—1691年)，中央政府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来防止省督们滥用权力并约束禁卫军，但是对省督权力的限制却方便了新的地方势力阿扬(Ayan，乡绅)的成长。阿扬是地方乡绅，管理地方的公共事务，可以影响中央政府的决定。为了对付地方政府的离心倾向，中央政府不情愿地加强了阿扬的地位。在18世纪行政与财政紧张之时，中央政府日益将行政职能赋予阿扬，他们“开始类似于那些可以在自己永久拥有的土地上拥有私人军队、征收赋税并管理司法的贵族”。^[7]另一种掌握地方权力的人是德雷贝伊(Derebey，　山区地主)，主要是17世纪奥斯曼帝国各省的行政管理衰弱时出现于安那托利亚。18世纪末，鲁米利亚(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分)的许多地方和几乎整个安那托利亚都处于德雷贝伊的控制之下，支配着大量的武装力量。德雷贝伊在其世袭王国中进行自治性的统治，权力在谢里姆三世时达到了高峰。由于对外战争的需要，帝国把主要的军事力量从内地调往前线，进一步加强了地方势力的权力。
封建骑兵的衰弱、对外战争的失利、禁卫军的飞扬跋扈、地方势力的权重、内部安全的削弱、包税人营私舞弊，都对中央权力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严重地削弱了奥斯曼政府的中央集权。为了帝国的生存，为了恢复和加强素丹及中央政府对帝国的有效统治，就必须拥有一支技术上更有效率、政治上更可靠的军队。正是这种需要引发了帝国的军事现代化改革。
奥斯曼帝国改革的启动以及整个现代化过程，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模式的典型。其目的是为了保护王室、政府与军事官僚的政治利益^[8]，为了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和维护奥斯曼帝国的统一。^[9]采纳现代西方的科学技术与西方国家的组织机构对奥斯曼帝国来说都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有力手段。
谢里姆三世1792—1796年的改革一般被看做是奥斯曼改革的序幕。军事改革是谢里姆三世改革的主要内容。他对欧式的训练方式和法国教官的接受，标志着他与奥斯曼素丹过去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分离，过去素丹总是倾向于维护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制度。谢里姆三世启动了帝国的改革。在新开设的军事学校中聘用外国教官、派官员去欧洲考察、在欧洲各国建立常设大使馆，都为欧洲思想在奥斯曼帝国的传播奠定了制度基础。^[10]但是，谢里姆三世遇到了禁卫军的叛乱且被推翻。
1826年5月，马哈穆德二世和他的新军粉碎了禁卫军的叛乱，并宣布取消禁卫军。传统势力因此失去了武装力量的支持，标志着以加强中央集权为目标的军事、法律和行政改革的新时代的开始。马哈穆德还镇压了与禁卫军有密切联系的贝克塔希教团的叛乱，取消了他们的道堂，同时将宗教瓦克夫收归国家统一管理。这些措施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宗教部门的控制。^[11]1826年马哈穆德二世平息了省督们和封建主的叛乱，并很快废除了蒂玛制度和封建骑兵制度，建立文官为省长的地方行政机构管理地方事务。由于军队和政府机构对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员的需要，马哈穆德二世又开设了军事学校。
奥斯曼帝国现代化最初是在封建君主和封建官僚的主导下启动的。没有传统社会势力的最初参与，现代化要成为一种主动的改革进程是不可能的。素丹的改革也得到了其他传统势力的支持。1808年素丹马哈穆德二世就是在贝伊拉克塔尔·穆斯塔法帕夏领导的阿扬联合力量的帮助之下掌权的，穆斯塔法帕夏在谢里姆三世退位之后变成了改革的支持者。素丹承认了阿扬在各省已经获得的实际权力，具有世袭性地位的阿扬则完全支持素丹对军队的重组以及对军事和税收的最高权力。^[12]高级乌里玛是马哈穆德二世时期支持改革又一传统社会力量。作为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乌里玛为了宗教与国家的利益而支持改革。^[13]他们是宗教权威，他们对改革的支持安抚了低级乌里玛和民众的不安情绪。但是乌里玛又是改革的对象，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他们的权力与地位逐渐地被削弱，这是改革进程的明显特征。
谢里姆三世和马哈穆德二世改革的重要性并不在其实际成就，而在于这些改革导致的对以后帝国政治现代化发生重要作用的一些间接后果。首先，随着改革的发展，出现了现代官僚阶层，尤其是1833年最高波尔特翻译局的设立及其规模和重要性的增长，使帝国的现代官僚阶层在制度框架内开始形成了强大的势力，成为日后推动改革的主要力量。日后许多改革派的重要人物都出自最高波尔特翻译局。他们是奥斯曼帝国的精英，他们的权力来源于素丹，来源于国家机器的现代化过程。这些新型的社会力量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希望保护国家机器免受来自内部的和外部的威胁。以这些新的官僚阶层为核心，现代政府职能部门和相应的管理机构发展起来了。当然，马哈穆德时期的行政机构远不是一个现代国家所要求的行政管理结构。另外，帝国时期的改革奠定了以军官和文职官僚精英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模式，我们将奥斯曼—土耳其现代化的这种模式定义为权威主义模式，就是在这种模式下，帝国走上了现代化道路，这种模式至今仍然影响着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进程。
奥斯曼帝国传统政治结构的加速改变是坦齐马特(Tanzimat，意为改革)改革开始之后的事，它开始于1839年颁布的第一个坦齐马特敕令，结束于1878年素丹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解散奥斯曼帝国第一届国会之时。^[14]在坦齐马特改革的第一阶段，现代化改革深入到了司法、行政、教育等领域，引起了奥斯曼帝国社会结构的重大改变。由于帝国的行政、军事、教育机构改革而形成的新的社会力量，在后来土耳其共和国的形成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坦齐马特的主要成就是：取消世袭性的包税制，创立了现代货币制度和税收制度;教育和司法的世俗化制度逐渐形成;政府职能部门的科层化;帝国议会和宪法的产生;武装力量按内外不同的两个领域进行了划分;现代地方管理制度的引进。
所有这些都说明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制度发生了向法治制度的转变，这些变化都是以帝国诏令的方式推动的。第一个诏令哈蒂-沙里夫(Hatt-i　Sherif)将矛头对准了地方分权所造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其目标是要改善各省的形势。为了遏制腐败的包税人的独立性和保证国家的防务资源，提出实行常规性的固定税收制度。诏令还宣布不管信仰何种宗教与教派，保证所有臣民的财产与公民权;实行普遍兵役制，服役期限减少为四到五年;按照法国的模式重组省一级的行政机构，地方官员的收入为固定薪金，个人财产与政府管理资源要明确地分开。
坦齐马特改革的第二个时期开始于1856年1月颁布的哈蒂-胡马云(Hatt-i　Humayun)。在这一诏令中，素丹麦积德重申了宗教自由和非穆斯林臣民的平等地位，还规定了防止腐败和司法中的刑讯逼供的措施;颁布了保护贸易和商业不受阻碍的条例。^[15]　19世纪60年代，建立了许多世俗法庭，颁布了世俗刑法、商法、海运法和贸易法，所有这些新的法律都是按欧洲的样式制定的。
除政治行政改革之外，进一步向国际贸易和外国资本开放帝国领土是坦齐马特第二阶段的重要内容。欧洲的商品可以自由地进入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因此失去了专卖、税收、关税等许多商业方面的特权，本来这些权利可以用来防止帝国财政的进一步恶化。^[16]1854年，也就是麦积德的改革诏令颁布的前两年，帝国政府为了解决由于克里米亚战争造成的财政问题开始向国外借款。16年之后，帝国政府已经完全依赖外国的贷款了，同时还款支出每年要花掉国家财政收入的1/3。^[17]最终导致帝国财政在1875年破产。
坦齐马特改革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当时地方分权的发展和列强的压力而提出的。1839年哈蒂-沙里夫诏令颁布时，国内的分离主义已经威胁到了帝国的领土统一。塞尔维亚人的起义、希腊独立战争、穆罕默德·阿里的崛起以及他对伊斯坦布尔政权的合法性提出的挑战，都说明改革诏令的颁布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这种背景下，1830年代和1840年代的改革矛头就直接对准了地方分权势力。
坦齐马特第二时期的改革实际上是西方列强意志的体现，是在英、法等国的胁迫下进行的。^[18]俄国于1853年7月占领了奥斯曼帝国的多瑙河各省。自1853年10月以来，英国、法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就一直在与俄国军队作战。哈蒂-胡马云颁布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促使欧洲列强在巴黎会议上接受奥斯曼帝国。《巴黎和约》的第七条宣布签字国尊重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和领土统一。而且，条约规定所有俄国军队占领的奥斯曼帝国领土要归还给帝国。改革的内容是大国压力的产物，含有迎合西方的一面^④，是为了在所谓的“东方问题”上获得欧洲列强的支持，从而维护奥斯曼帝国的统一与主权。
加强中央集权的现代化改革中出现的现代力量对奥斯曼帝国最高权威提出了挑战，这是改革的实施者没有想到也不愿看到的事情。军官、行政人员、教师、知识分子等现代职业阶层，与国家的现代机构存在着直接联系，他们的人数不断增长，要求进一步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教育改革提高了城市识字率。19世纪后半期，这些识字的公众成了谈论政治的重要人群。立宪与代议制思想的兴起、少数民族中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穆斯林人口中泛土耳其主义、泛阿拉伯主义和泛伊斯兰思想的上升，都与识字人口的增加有关。1865年，“青年奥斯曼人”开始宣传他们的思想。他们主张在伊斯兰原则基础上实行宪政和代议制制度;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反对阿扬和德雷贝伊的分权倾向;主张以祖国(Vatan)的认同取代传统的对米勒特(Millet，民族)的认同。^[19]青年奥斯曼人与过分西化又几乎完全垄断着现代国家机器的官僚上层展开激烈争论。他们是奥斯曼帝国立宪主义的理论、代议制政府理论和国家语言改革理论的先驱。这种理论即来源于坦齐马特时代的社会变迁，也来源于改革诏令的法律精神，后来成为土耳其共和国的重要思想源泉。
在米德哈特帕夏的领导之下，青年奥斯曼人与文人官僚、军官联合起来，展开了立宪运动。1876年5月22日，他们在伊斯坦布尔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反对素丹的专制统治。5月30日，他们发动宫廷政变，推翻素丹阿布杜勒·阿齐兹，拥立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继位。哈米德发表立宪誓约，任命青年奥斯曼人的领袖米德哈特帕夏为大维齐。在部分军队、乌里玛和官僚的支持之下，青年奥斯曼人在当年年底争取到了帝国宪法的颁布。该宪法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土耳其语为国语，建立两院制议会，保障全体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1877年3月19日，奥斯曼帝国第一届议会开幕，议会分参议院、众议院，参议院由25名指定的官员组成，众议院由125名当选议员组成。当然这些当选议员被选举的程序是极不正规的。这在当时没有任何选举经验的奥斯曼帝国是非常正常的。
代议制度的实行是现代化改革导致的社会变迁的结果。帝国设立议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不是由文化决定的，而是由帝国多样化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所需的政府职能的必要性决定的。^[20]现代化冲击下的奥斯曼社会与传统的社会相比越来越多样化了。有势力的传统社会力量，诸如素丹本人、地方贵族、部落领袖和具有传统倾向的乌里玛，仍然是奥斯曼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坦齐马特时代发展起来的现代力量在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进步作用。而且诸如乌里玛、官僚、军队等社会集团由于利益的不同发生了内部分化，有些倾向于现代化，有些则倾向于传统。
哈米德二世并非真正拥护立宪，只是在等待反扑时机。1877年俄土战争再次暴发，素丹乘机把战败的责任归诸立宪运动。1878年2月，哈米德二世强行解散议会，宣布停止实行宪法，并杀害了米德哈特帕夏。从此之后，奥斯曼帝国在30年内没有召开过议会会议。有些青年奥斯曼人放弃了理想，在政府部门中找到了职位，大多数人则遭到了流放和监禁。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在位的三十多年通常被认为是专制主义统治时期，但他并非完全反对改革和西化，只要能加强帝国地位和他的统治，他还是继续进行着现代化和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伯纳德·刘易斯认为，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是一位积极推进推进现代化改革的素丹，是坦齐马特改革派的真正继承人。^[21]哈米德二世时期改革的中心人物是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哈米德二世政权极大地极大地扩展了帝国的教育改革，这一时期高等院校和在校学生的数量都有了极大的增加;还对帝国行政学院进行了改组和扩充，课程中增加了现代科目;其他各类学校如军事学院和医学院也得到了扩充。法律方面，哈米德二世将所有非宗教性的法庭划归司法部管理。尽管哈米德二世执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但报纸、杂志和书籍却进一步增多，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将更多的西方思想带到了土耳其，其影响也日益增加。^[22]国家行政管理方面的现代化在继续进行。他使用现代国家机构进行监视，创造了国家监督民众以保证素丹统治的必要方式。
奥斯曼帝国19世纪的改革导致在衰弱的帝国中产生了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国家机器的中央集权化和现代化为素丹的专制统治提供了必要手段，但专制主义未能阻止帝国的分裂。1878年7月的柏林会议允许奥斯曼帝国恢复对保加利亚的主权，但塞尔维亚、罗马尼亚、蒙底内哥罗却独立了。奥匈帝国占领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东北部的巴顿、卡尔斯、阿尔达汗被让给俄罗斯。为了遏制阿拉伯各省的分离倾向，哈米德二世将泛伊斯兰主义当成是国家统一的意识形态工具。坦齐马特时期，国家上层中宗教人员的作用在日益淡化，而哈米德二世却把传统宗教权贵吸收进统治上层，身边围绕着乌里玛与苏菲教团的领袖。^[23]
作为传统的米勒特制度的结果，帝国经济存在着明显的宗教方面的分野。19世纪，从事传统农业的主要是穆斯林，而现代资本主义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则主要是非穆斯林。^[24]因为封建骑兵并不包括非穆斯林，他们得不到由于军事义务才能获得的土地。非穆斯林的经济注意力只好转向贸易和金融方面。19世纪末，雇用工人超过10人以上的工业企业90%属于非穆斯林。^[25]另一方面，米勒特制度提供的自治权，打开了基督教米勒特与欧洲国家进行贸易和联系的早期通道。在东方问题的冲击下，基督教社区加强了和西方的政治经济联系。这阻碍了改革家们政治上对少数民族的统一。
哈米德二世的专制主义失败了，而推翻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各种社会力量和政治思想却在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进一步形成了。1889年4月，军事学院的学生在伊斯坦布尔组成了一个反对哈米德二世专制统治的秘密组织——同盟与进步委员会。很快，这个组织被驱散。1895年进步与统一委员会建立之后，青年土耳其运动开始活跃起来，并不断地得到军队的支持。他们以《协商》杂志为喉舌，提出了自己的纲领，其内容主要是立宪主义、奥斯曼主义和自由。^[26]立宪主义就是恢复1876年宪法，奥斯曼主义则要求所有帝国臣民不分种族与宗教一律平等，包括适用相同的法律和在政府与军队中提升的机会均等。自由则意味着结束哈米德二世的专制统治。1908年7月青年土耳其人在萨洛尼加发动起义，素丹被迫恢复宪法和议会。
青年土耳其人分为自由主义者和统一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是受过西方教育的官僚上层，支持君主立宪制;统一主义者主要是居于社会中下层的政府公务员、军官和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以统一与进步委员会为中心，主张进行更为激进和集中的改革。^[27]1908年底到1909年春，帝国内各种派别的斗争非常激烈。1909年4月12日，驻扎在伊斯坦布尔的第一军中的部分士兵发动叛乱，受到了下层军官和宗教学校学生的支持。哈米德二世求之不得，但青年土耳其人很快进行了反击。4月27日，叛乱被平定。经伊斯兰长老同意，议会废除了哈米德二世，新素丹穆罕默德五世则完全听命于进步与统一委员会。
1909年8月，议会对宪法进行了修改。将主权无条件属于奥斯曼王室改为素丹必须无条件效忠宪法和国家;素丹任免大臣的权力被取消;素丹签订条约的权力要受议会限制;素丹驱逐对国家有危险的人的特权也被取消。通过对宪法的修改，素丹从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变成了名义首脑。这是世俗化和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步骤。1913年，统一主义者恩威尔、塔拉特、杰马尔等三巨头建立了独裁统治，提出了激进的社会改革纲领，其中包括法律的世俗化、妇女地位的提高、组织选举、建立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28]
尽管奥斯曼帝国存在到了1923年，但青年土耳其革命却标志着奥斯曼帝国秩序的结束。改革进程的社会和政治动力最终摧毁了素丹制的基础，结束了奥斯曼帝国五百多年的统治。新军和现代官僚机构的建立本来是为维护帝国的统治的，但来自新式军队和现代官僚机构中的社会力量最终转而反对帝国的素丹制。
奥斯曼帝国现代化进程包含两个层面：首先是总的现代化进程引起的奥斯曼传统社会结构的转变;其次是国家的改革精英们的有目的的改革行为。朝廷和上层官僚进行了旨在按现代欧洲模式重新组织对武装力量控制的改革。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几乎是在一种强制性的轨道上运行。哈米德二世的专制主义统治表明，强制性的现代化道路加剧了传统统治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奥斯曼帝国的权威主义现代化最终破坏了它保卫传统秩序的初始目的。
由于军事安全的需要而引发的对军队和官僚机构等现代国家机器的现代化，不仅是奥斯曼和土耳其现代化的聚焦点，也是其动力。奥斯曼的现代国家制度并不是通过各种社会力量的合力而形成的，而是通过统治上层的强制实现的。国家制度的严格等级划分、国家机器与统治精英被看做是同一种东西，都反映了奥斯曼改革及这种改革的强制性轨道的权威特征。由安全的需要而推动的土耳其的现代化有两个明显不同的面孔。一方面，它是一种面对外部压迫的战略调整;另一方面，对内则是一种统治上层强加的社会政治工程。
尽管作为一种传统的世袭制国家的奥斯曼帝国消失了，但它的政治结构、政治文化以及与巴尔干国家的冲突结构在土耳其共和国初期依然存在。

[1] [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3页。
[2] [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3页。
[3] [美]伊兹科维兹:《帝国的剖析:奥托曼的制度与精神》,韦德培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82页。
[4] William　Hale,　Turkish　Politics　and　the　Army.　London,　1994,　p.4.
[5] Halil　Inalcik　And　Donald　Quataert,　The　Ottoman　Empire:　Conquest,　Organization　and　Economy.　London,　1978, p.46.
[6] Halil　Inalcik　And　Donald　Quataert,　The　Ottoman　Empire:　Conquest,　Organization　and　Economy,　pp.49—53;　Serif　Mardin,　Relig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Modern　Turkey.　Albany,　1989,　p.30.
[7] [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　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72页。
[8] Roderic　H.　Davison,　Reform　in　the　Ottoman　Empire,　1856—1876.　Princeton,　1963,　pp.6—8.
[9] Ibid.,　p.6.
[10] Erik　Jan　Zürcher,　Turkey:　A　Modern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1993,　pp.23—26.
[11] 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3页。
[12] [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1—83页。
[13] Dietrich　Jung　And　Wolfanggo　Piccoli,　Turkey　at　the　Crossroads.　London　and　New　York,　2001,　p.38.
[14] Serif　Mardin,　The　Genesis　of　Young　Ottoman　Thought:　A　Study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Turkish　Political　Ideas.　Princeton,　1962,　p.3.
[15] J.　Hurewitz,　ed.,　Diplomacy　in　the　Near　and　Middle　East:　A　Documentary　Record.　Princeton,　1956,　pp.149—153.
[16] Zurcher,　Turkey:　A　Modern　History,　pp.49—50.
[17] Ibid.,　pp.67—68.
[18]④ 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8、59页。
[19] Kemal　Karpat,　An　Inquiry　into　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Nationalism　in　the　Ottoman　State:　from　Social　Estates　to　Classes,　from　Millets　to　Nations.　Princeton,　1973,　pp.262—265.
[20] Kemal　Karpat,　An　Inquiry　into　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Nationalism　in　the　Ottoman　State:　from　Social　Estates　to　Classes,　from　Millets　to　Nations.　Princeton,　1973,　pp.267—268.
[21] [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89页。
[22] [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91—205页。
[23] Zurcher,　Turkey:　A　Modern　History,　p.83.
[24] Kemal Karpat,　An　Inquiry　into　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Nationalism　in　the　Ottoman　State,　from Social Estates to Classes, from Millets to Nations. Princeton, p.260.
[25] Zürcher,　Turkey:　A　Modern　History.　pp.89—90.
[26] Stanford　Shaw　and　Ezel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II,　Cambridge,　1977,　p.266.
[27] Feroz　Ahmad,　The　Making　of　Modern　Turkey,　pp.33—35.
[28] Ali　Kazancigil　And　Ergun　Ozbudun,　Ataturk,　Founder　of　A　Modern　State.　Hamden,　1981,　pp.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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