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实行的稳定政策，虽然实现了革命现代性的转变，但也使得苏联的日常生活逐渐与革命现代性的制度体现之间出现脱节，或者说断裂。这不仅体现在苏共的意识形态未能发生相应的转变，渐渐失去了对苏联人民曾经具有的号召力，而且也体现在苏联的政治体制越来越难以满足注重日常生活的苏联人民的政治需要。相反，由于长期执行稳定干部队伍的政策，苏共的干部队伍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整体性的保守化趋势，但稳定政策并不能自动消除苏联政治体制存在的缺陷或者说弊端。如果说，在革命现代性占据支配地位时，这些缺陷有时可以被革命现代性激起的热情所减轻甚至暂时克服，那么，在革命现代性日常化后，苏联体制的缺陷，将因为干部队伍的整体保守化而成倍放大。由于勃列日涅夫对进行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缺乏认识，苏联政治在1975年以后，逐渐走向衰败。

苏联政治衰败的第一个迹象是，苏共的意识形态到1970年代后期，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对客观世界的分析和符合实际的说明，对苏联人民特别是对苏联青年已经完全失去了影响力。勃列日涅夫为了纠正赫鲁晓夫20年实现共产主义的不切实际的口号，在干部队伍稳定以后，提出了发达社会主义理论。但发达社会主义理论仍然缺乏对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和苏联社会变化的实际分析，因而在最初发挥了纠正赫鲁晓夫错误、重新确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功能外，在绝大对数时间内，这个理论基本上属于自说自话。当然，这并不妨碍一些学者和理论家继续鼓吹“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用两种理论说话，是他们的行为准则。理论能力的衰退，使苏共失去对苏联人民的影响力的同时也不能正确认识变化不断加快的世界与苏联社会，其对社会变化的回应，越来越脱离实际。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设立了更多的国家荣誉奖。在1975年以后，在长期的稳定与苏联制度缺陷的共同作用下，勃列日涅夫的虚荣心迅速膨胀，而初期谨慎的作风被追求虚名所取代。于是，对勃列日涅夫的个人迷信又被制造出来，而勃列日涅夫也开始热衷于对自己的个人迷信，并热烈地追求各种国家荣誉。1976年，在勃列日涅夫70岁生日时，勃列日涅夫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元帅军衔。同时，他不断给自己颁发各种荣誉勋章。在执政18年的时间里，勃列日涅夫共获得勋章64枚，其中包括文学奖和苏联科学院颁发的专门表彰学术与理论贡献的卡尔·马克思金质奖章。这些现象的出现，“对个人迷信及其对苏联政治生活的消极作用，是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关键问题。赫鲁晓夫以及后来的苏联领导人鼓励对自己的个人迷信，说明对领导人的迷信是苏联政治体制的必要条件”^[1]。

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在执行干部稳定政策的同时，恢复了曾经被取消的干部特权。“1970—1980年间，国家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个群体被称为职官名录：一群能够进入领导集团的精英。”^[2]权贵集团享有各个方面的特权：国家为他们建立了专门的内部商品，商店里各种商品应有尽有;他们不但在市内拥有住房，而且还在郊区拥有别墅;他们的子女比普通人的子女更容易进入教育质量高的学校;他们最大的特权，是可以定期到西方国家旅行，返程时可以带回各种外国商品。到1970年代中期，仅莫斯科就已经开设了100多家这样的商店。职官名录上的干部特权并不一样，它以干部级别进行分配，级别越高，特权就越多。这个概念最初并没有政治含义，而且，苏共各级干部也自称是这个名录上的成员。这是一个俄国特有的名词，在苏联时期出版的多种词典中都收录了这个词汇，它成为一个贬义词是普通苏联人对特权制度不满的反映。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列入权贵榜的干部一共有大约50万名。苏联科学院院士萨哈罗夫认为，“在20—30年代，最终在战后年代，我国已经形成了按照其自称的‘职官名录制’，按照吉拉斯所说，即‘新阶级’。”^[3]

特权与职官名录上的职务相联系，而不是与特定的个人相联系。要想得到特权，就必须进入职官名录，要想保住已经得到的特权，就必须保住已经获得的职务。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获得与保持职务的最佳途径，就是找到一个上级保护人。这就导致了裙带关系、庇护与依附关系和腐败的迅速蔓延。勃列日涅夫在干部任免中首先开了这个头，到1981年，苏共中央政治局13名成员中，有8名曾经与他有上下级关系。

这种做法在苏共一些领导干部中流行。干部稳定的政策，使得苏共的大多数干部长期在一个地区或者部门工作，1970年代末的一次调查显示，苏共70%的干部一生只在一个州工作。这就使得一些干部逐渐将自己主持工作的地区或者部门变成了个人势力范围。他们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挑选了能力很差但很听话的人，目的在于在党的例行选举中保住职务，个人势力范围由此形成。在个人势力范围内，形成一种庇护与依附的关系：以一个高级干部为中心，形成一个类似于家族的私利集团，在这个集团内，这个高级干部庇护他的下属，其下属反过来也保护他。苏共政治局候补委员拉西多夫在乌兹别克担任了20年党的第一书记，乌兹别克所有领导部门的干部选拔，主要依据对他个人的态度。他的亲属有14人在乌兹别克党中央机关中任职。尽管拉西多夫领导下的乌兹别克出现了许多问题，但由于勃列日涅夫对他的信任，拉西多夫在乌兹别克的地位就无法动摇。虽然苏共中央收到了大量乌兹别克的群众来信反映乌兹别克的各种问题，拉西多夫仍然因“工作出色”获得了多达12枚勋章。

个人势力范围的形成，瓦解着苏联的社会与政治稳定。它使领导集体中特定利益与地区利益的代表开始形成自己的势力基础，地方主义(在加盟共和国则是民族主义)开始顽强地表示自己，苏联谋求政治与民族关系稳定的努力都受到威胁。

最终，干部稳定政策与势力范围的形成，导致腐败无法遏制。“没有任何政治体制会对腐败网开一面，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对腐败的鼓励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失去了崇高信仰的这些人，在尽可能地利用自己的权位获得个人利益时，没有心理障碍。”“这是一个为了达到实用目标，普遍使用欺骗与贿赂手段的社会。”^[4]腐败在中亚各共和国和高加索各共和国特别严重，一些党的领导人已经变成了百万富翁，而且他们的财富都已兑换成美元。腐败在苏联政权的中枢苏共中央也蔓延开来。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女婿都卷入了腐败。“这是苏共历史上新的一页，肮脏的恶性疾病削弱并毁坏了党的免疫系统，破坏了党的巩固。许多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和中央委员都卷入了不同类型的欺诈活动。赠送昂贵的礼品，包括向总书记赠送礼品，都被看作是正常的。”“这种现象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流行。”^[5]

当腐败在苏共与苏联国家机关的各个层面蔓延时，自然规律也在苏联的政治衰败中发挥作品了。长期的干部稳定政策，导致的另一个不良后果是苏共干部队伍的老化。到1980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70岁，是苏共建党以来年龄最高的中央政治局。苏共领导层的老化使苏联政治迅速衰败。苏联的体制决定了没有来自中央的推动，地方就会逐渐陷入无所事事的状态。已经老化的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的大多数已经没有了任何进取心，也就没有任何长远的国家发展的设想，更没有改革的念头。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国家的各个机关都采取了官僚体制在过渡时期最常用的方法，他们谨慎小心地等待新的领导人提出新的方针。苏联精英们的态度又一次与普通苏联人一致了，“每一个人都在等待勃列日涅夫的去世”^[6]。苏联政治走到这种险境，其根源在于，自斯大林的宪法改革失败之后，苏联所有领导人的改革，都没有能够达到宪法改革设想的高度。

[1] Edited　by　Edwin　Bacon　and　Mark　Sandle,Brezhnev　Reconsidered,Palgrave　Macmillan　Ltd　2002,p.29.
[2] Поликарпов　В.С.,　Лысак　И.В.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в　XX　веке.Изд-во　ТРТУ,　2003,c156.
[3] Восленский　М,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Господствующий　класс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1991,c13.
[4] P.Kenez,A　History　of　Soviet　Union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p.218.
[5] Болдин　В.И.,　Крушение　пьедестала.　Штрихи　к　портрету　М.С.　Горбачева,М.: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5,c409.
[6] Gordon　Smith,Soviet　Politics:Struggling　with　Change,Macmillan　1992,c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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