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决了革命遗留下来的第一个难题以后，苏维埃政权着手解决第二个问题，即如何在难以驯服的农村为新政权建立广泛的社会基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加强苏维埃在农村的政治基础，苏共首先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即首先取得在乡村的文化领导权，通过文化领导权加强对农民的思想影响，以便潜移默化，让新常识最终战胜旧常识。在这个过程中苏共的宣传动员机制从城市向农村扩展，形成了完整的宣传动员体系。

文化领导权的实现需要有效的手段，“俄国文化围绕东正教而形成，其核心是对已写成文字的极端尊重”。基于对俄国文化这一特点的清醒认识，苏共认为，报纸就是文化领导权的最重要体现。^[1]针对不同人群创办不同报纸，成为苏共宣传动员机制的主要内容。在新经济政策初期，苏共为了扩大在农村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影响，所采取的重大措施之一是在1923年创办了一份专门面向农民的报纸《农民报》。《农民报》的读者对象是那些“没有能力阅读更严肃材料的读者”。对《农民报》的要求是，充分考虑到农民的文化水平，特别是农民表达自己利益和愿望的特点。为了帮助农民更好地理解报刊传播的信息，编辑部注意将那些农民无法理解的词汇专门列表解释，有效解决了这些问题。^[2]《农民报》在当时苏联的中央报刊中发行量高居榜首，其订户在1923年就超过50万，最多时达到300万份。

与创办《农民报》相呼应，苏共在1923—1924年，发动了农村通讯员运动。运动的主要目的，是要建立一支在农村扩大苏共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的“引导与组织力量”。苏共要求农村通讯员要支持党的总目标并促进这些目标在农村的实现。组织这个运动的苏共中央组织局要求农村通讯员，协助党组织和苏维埃扩大自己的影响，加强对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同时，苏共还要求农村通讯员批评地方干部的错误，反映农村的真实情况特别是阴暗面。农村通讯员运动是苏共针对农村的特点而形成的宣传动员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

随着农村通讯员队伍的建立，《农民报》形成自己引人注目的特点。除了传达苏共的政策与思想理论等相关信息外，一方面，报纸大量发表来自农村通讯员的报道与各类文章，包括对村、区领导机关的批评，另一方面报纸专门开辟了农村读者来信的专栏，每一期报纸的读者来信专栏都要刊登农民来信。结果，《农民报》因此成为农村与农民情况和思想状况的信息集中地。在新经济政策期间，《农民报》共收到农民来信约80万封。从《农民报》收到的农民来信可以发现，几百万份《农民报》进入到过去近乎与世隔绝的村庄，在将普通人的现实感和活生生的新的意义价值观体系传播到村庄内部的同时，也将苏共的政治、政策主张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到村庄内部，逐渐寻找到接受者和进一步的传播者。

为了在农村扩大政治与意识形态影响，苏共还在每一个村庄建立了小型图书馆或者读报室(阅览室)，这就为了农村青年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过去的聚会与活动场所。在这里青年人谈论的不再是那些在村庄谈论了几百年的话题，而是过去为农民所不知道、不了解的话题，这些话题已经远远超出了村庄的范围甚至区和县的范围。一个人只要经常到这样的场所，其思想意识的变化就不过是时间与程度问题了。

鉴于在农村中组织力量的薄弱，加强党在农村的发展成为苏共的主要工作之一。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农村党员队伍的发展始终缓慢。在这种情况下，大力发展共青团在农村中的组织，就成为苏共壮大在农村的力量的基本任务，因为青年人的思想受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要小得多，而且比较容易接受新的观念。发展共青团组织还有更长远的思考：为未来的农村变革做好干部准备。由于得到苏共的重视，也由于农村青年已经不满意农村单调乏味的生活，共青团在农村的发展远远超过共产党的组织。到1927年，共青团在农村的团员总数已经超过了100万，占当时全部共青团员总数的50%，而在1927年，苏共在农村的党员不到17万人，其在党员总数中比例仍然只有10%。苏共在农村的党员多数集中在各级政权机关、学校和国营农场等，而共青团员则大多数存在于各个村庄。^[3]因此，苏共在农村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存在主要是通过共青团组织实现的，共青团成为苏共动员机制重要的组织环节。

苏共所采取的这些措施，都是为了改变仍然存在于农村的传统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关系，但苏共也认识到，传统形式同样也可以在形成新的社会关系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举行节日庆祝活动并进行戏剧演出，是俄国人民的传统。罗曼洛夫王朝曾经以其庆典的雄伟和礼仪的丰富而闻名于世。苏共认为，“传统被证明可以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适应”。使苏共领导人入迷的庆典政治可以扩大党的政治与思想影响，也可以将国家与社会主义的欢乐融为一体。通过节日庆典和其他的宣传媒体，党就能够使新的政治认同逐渐发展，从而奠定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基础。^[4]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就确定了新的与革命相联系的节日，并每年都举行盛大的节日庆祝活动。传统的东正教等节日庆祝活动首先在城市被取消，随着与新制度相联系的节日庆祝活动在农村的展开，这些庆典在农村被削弱。新的节日庆典的戏剧演出，主题发生了有利于苏共扩大意识形态影响的根本性变化，但在语言与演出风格上却保留了过去的传统，从俄国历史中选取的恰当主题，被重新解读，从而建立起革命与历史的连续性。

政治宣传画作为一种视觉宣传手段，苏共的创新是显而易见的。苏共在政治宣传中运用了各种方式，但宣传画却被给予了特别的重视。除了视觉宣传具有更直接的冲击力外，当时俄国绝大多数人是文盲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苏共领导人认为：“在现在和不久的将来，农民通过视觉榜样所学到的就可以帮助他改善生产。农民更多地是根据形象而不是抽象的公式进行思考。”^[5]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由艺术家创作的新型工人和农民形象的宣传画进入到每一个村庄，以新的偶像替代了过去农村常见的宗教偶像。虽然其实际效果在今天已经难以估价，但作为苏共在农村扩大政治与意识形态影响的方式，显然不能说毫无效果。

到新经济政策晚期，苏共的宣传动员机制已经基本形成，其在农村取得的成效表现为，一批具有新的观念、希望过新生活的青年人在村庄中出现聚集，虽然其中也混进了一些乡村的小流氓，但共青团在农村的组织已经可以发挥联系和团结青年的作用。受共青团影响的青年人使用着新的政治话语，用新政治概念思考苏联的社会生活，向往着更美好的生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潜移默化地对这些仍然生活在农村环境中的人们发生影响，在他们身上，新的常识正在取代旧的常识。这个群体的集体认同建立在对传统的拒绝与对苏维埃国家、党和共青团认同的基础之上。他们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对社会流动的期待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农村的状况不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村庄内部实际上没有什么向上流动的机会，而国家如果不发生经济社会方面的巨大变化，也不能给他们提供向村庄外世界流动的机会。当苏联农村青年中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新思想观念时，他们对苏共政治认同与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的期待同时加强，这是斯大林实行“大转变”时，在农村中可以依靠的有组织的力量与可以使用的干部储备，而这种宣传动员机制后来被大批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政党学习借鉴。

[1] H.Hudson,　Shaping　peasant　political　discourse　during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Winter,　2002.
[2] J.　Brook,　Thank　You,　Comrade　Stali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2-13.
[3] Charles　Bettelheim,　Class　Struggles　in　the　USSR:　1923-1930,Monthly　Review　Press,1978,p.336.
[4] J.　Geldern,　Bolshevik　Festival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12,176.
[5] V　E　Bonnell,　Iconography　of　Pow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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