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1938年，是苏联政治发展最为复杂也最为矛盾的时期，一些发展方向看似完全相反的事件，集中在这一时期发生。

在1935年1月召开的全苏斯达汉诺夫运动大会上，一个来自农村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抱怨说，因为其富农出身而受到歧视。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在讲话中表示，现在应该朝着所有公民平等，取消一切阶级限制的方向发展，他还指出，当初采取的这些措施都是临时措施，是为了防止剥削者维护与恢复自己的特权。一位苏联监察委员会委员在发言中指出：为了使一个人忘记他的社会出身，富农的后代就不应该因此受到责难，所以，现在应该说，一个人不应该因为其社会出身而受到困扰。斯大林插话说：“儿子不应该因为父亲而受到惩罚。”苏联1936年的宪法，恢复了富农、教士以及其他被污名化和被剥夺选举权的所有那些人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然而，为这些社会群体正名的政策，在整个1930年代，面临各种抵制。地方干部没有系统地执行这项政策，基层社会对这项政策也充满了疑虑。在1935年召开的集体农庄积极分子大会上，苏共中央负责农业问题的书记在会议上提出允许曾经被强制迁走的富农返回故居，但大会对这个建议的反应极其冷淡。^[1]这项政策的遭遇，说明了苏联社会经过多次革命，已经形成了新的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任何新的政策如果触及到已经形成的利益关系，都难以贯彻到底。

斯大林在1935年提出对曾经的阶级敌人正名，恰恰是他正在准备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组成部分，他准备进行的改革，俄罗斯历史学家称之为宪法改革。在此之前的1934年5月27日，已经进行局部特赦，恢复了部分富农曾经被剥夺的权利。在1930年代中期，已经取消了十月革命后对过去的统治阶级成员在教育领域受到的限制。

1934年6月2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两个决议，其中关于国内事务的决议，中心问题就是宪法问题。1935年1月25日，斯大林给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最高苏维埃领导人叶努基泽等送去自己的一封信，在信中斯大林写道：“我认为，宪法问题比最初的设想要复杂得多。选举体制的改变，不仅应该取消多级选举，而且还应该从公开投票改变为秘密投票。在这方面，我们能够也应该走到底，不要半途而废。”^[2]1935年2月7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以斯大林为主席的宪法委员会，起草苏联宪法修改草案。

斯大林宪法改革的核心理念是，所有苏联公民权利平等，以此为基础，“实现普遍、平等、直接与秘密的选举”。俄罗斯历史学家认为，斯大林的宪法改革与苏联新1936年宪法，是苏联政治民主化的开端。“自1917年以来，新宪法第一次给予全体苏联公民以平等的权利”，“从苏联各民族利益出发，斯大林引入以差额选举为基础的自由选举，真正开始了国家民主化的进程”。^[3]斯大林的认识非常清楚：“民主不能自上而下的强加，也不能作为礼物赠送。对于民主，人民应该逐步学会它，特别是在我们国家。在起草宪法时，斯大林积极地学习。按照他的计划，经过一段时间，人民就可以掌握民主的基本知识。”“最重要的是，斯大林建议引入差额选举，他建议，最高苏维埃的选举应该预先对每一个职位推选2—3名候选人。他想和平地、不流血地使政权摆脱党官僚。”^[4]所以，斯大林的宪法改革还有一个目的，即打击官僚主义。对此，莫洛托夫指出，改革选举制度，“是为了给官僚主义者以强有力的打击，给他们以有益的震动”。斯大林也表示：“选举斗争将非常活跃”，“在苏联实行的普遍的、平等的、直接与秘密的选举，将给居民们抽打政权机关工作恶劣者的鞭子。”^[5]

宪法改革采取了直接诉诸人民的方式，宪法草案在报纸、杂志上发表，在党和苏维埃机关里宣读，有55%的苏联居民提出了修改意见。200万人给宪法委员会写信。绝大多数人建议要使社会制度真正确立起来，确定公民的权利与义务，选举制度的原则，解决民族问题以及宗教问题和教会的地位，保障公民的工作权、休息权、社会保障、教育等。

在宪法起草与讨论的过程中，苏共与苏联政府开始了对革命、内战和集体化时期斗争对象大规模的平反工作。1935年7月26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恢复曾经被剥夺选举权的一些群体的选举权，7个月后，有76万名农民和哥萨克被撤销了过去的法庭判决。在此期间，检察机关重新审查了11万多件案件，认定其中9万多件的判决不公正而被撤销。1936年5月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再次要求北高加索边疆区、列宁格勒和伊万诺夫斯克州检察长尽快采取措施，撤销对正在服刑农民的法庭判决。“当时的大规模平反并不仅仅限于农民与哥萨克”，1936年4月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要求纠正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对知识分子的错误处理。“斯大林希望通过所有这些决定和决议，实现自己的主要目标，从根本上改变选民的群众基础。”^[6]

斯大林的宪法改革及其准备工作，在党内遭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反对：“列宁的老近卫军”对斯大林以坚定的措施引入新宪法的最主要设想惊恐万分，“因为，他们认识到，他们的时间不多了，而且是以最和平、最民主的方式结束他们的政治生命”。^[7]“如果新宪法提出的措施付诸实施，他们在十月剧变后得到的所有特权，将付之东流。当然，最主要的，是他们将失去权力。”^[8]同时，“在新的选举体制下，许多以前的地方领导人，‘领袖的第二梯队’可能在选举中失败，无法进入新的政权机关。这就使得和平的、合法的、不采用强制手段更新执政精英成为可能。可以消除地方精英与领导人谈交易，并可以用有才干的青年人替换他们。”地方领导人很清楚地认识到，如果进行秘密的差额选举，他们将面临被投反对票，并失去政权与特权。“正是地方党的领导人，正是在现在，在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秘密的，而且是差额的选举中，产生了最为巨大的恐惧，他们可能失去两个职务中的一个：苏维埃的职务。这个职务保证他们以前所具有的全面领导权，保障他们无限的权力。”^[9]

因此，一系列的密谋活动就开始了，“根据一些当代历史学家的研究，正是在1933—1936年，斯大林以前的一些支持者，开始寻找与过去的反对派活动家接近的途径”。这样，在准备起草宪法和1937年选举期间，不仅苏联社会在民主化，而且高层秘密斗争也在激化。1935年1月，对斯大林宪法改革概念的替代方案，从另一位苏联领导人叶努基泽身边的工作人员中传递出来。他反对放弃宪法的革命原则，也反对举行秘密选举。托洛茨基也在国外抨击新宪法偏离了十月革命的共产主义原则，而基洛夫被刺杀后开始的清洗规模相对有限，而且，目标针对的都是前反对派集团的代表人物。^[10]

为了阻止即将实行的新选举制度，“列宁的老近卫军”和地方主义领导干部，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出于不同利益考虑的各方，会合在一起，不但阻止了苏联的宪法改革，也使得因基洛夫被刺杀而开始的小范围针对原反对派的清洗，转变为无法控制的大清洗，造成了苏联历史上最大的悲剧。

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朱可夫通过对档案的研究，认为的确存在针对斯大林的阴谋，或者准确地说，是针对五个人：斯大林、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则、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的阴谋。这个由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叶努基泽为首的集团，计划逮捕斯大林等五人，并任命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为国家临时首脑。^[11]“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不同层次的具有反斯大林特点的政治与军事反对派。”然而，叶努基泽的计划被破获。1936年12月苏共中央全会在这个时期苏联政治演变中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这次全会既要论新宪法问题，又要讨论与清洗有关的问题，“很遗憾，12月中央全会的基本材料，仍然没有开放”^[12]。

由于发生了叶努基泽事件，清洗的范围就扩大到在任的党政军领导层。而且，俄罗斯历史学家的研究说明，进行大清洗的倡议来自地方领导人，而他们的目的，就是破坏即将按照新规则进行的选举。“在1937年春末，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政治局，都没有强调清洗。而是地方党的工作者，要求中央委员会采取预防性措施，即把那些被他们认为在下一年的选举中可能妨碍选举的人，更准确地说，是那些妨碍他们使自己人当选的人，关入监狱，并处决。第一个提出具体清洗要求的，是西西伯利亚州委第一书记罗伯特·埃赫，紧接着，其他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委书记也提出了这样的要求。”^[13]埃赫在给苏共中央的书面报告中强调：“到处都有狂热的敌人，试图使用一切手段进行斗争。”^[14]埃赫在1937年6月29日要求苏共中央赋予他特别行动权。紧跟埃赫给苏共中央提出类似要求的，包括后来以大反斯大林闻名的赫鲁晓夫。时任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到：“毫无疑问，在城市和农村，活跃着一些敌对集团。在梁赞，不久前出现了社会革命党分子。他们正准备参加以新宪法为基础的选举。”^[15]实际上，在苏共中央给予正式答复之前，有些地方领导人已经开始大清洗了。在莫斯科州，赫鲁晓夫居然找到了2万名富农，并提议将他们处决。“在一年多前，这些人刚被斯大林通过法律，撤销了法庭判决，赋予了选举权。他们得到苏维埃政权的宽恕，正准备投票支持新的宪法制度。”^[16]“对于许多地方党委第一书记来说，与埃赫很容易找到共同语言，必须尽快消灭那些可能会投自己反对票的人。”^[17]

1937年7月1—2日，斯大林在去外地巡视时，一些地区的领导人再次要求赋予他们特别行动全权，于是就产生了叶若夫的第00447号命令。“因此，‘大恐怖’的发动者，不是斯大林，而是那些害怕在选举中失去权力的地方领导人。”^[18]俄罗斯历史学家叶里谢耶夫也指出：“发生在1937—1938年间的大规模政治镇压，无论如何都不能认为斯大林是发动者。‘大恐怖’是不同政治集团党内斗争极端尖锐化的结果。”斯大林集团希望加速从政治舞台上清除各类反对派，“他们并不喜欢以理论争论的方式进行斗争，于是诉诸以选举方式实现政治更新的体制”。地方领导人加入斗争，却对自由选举不感兴趣，“因为这会削弱他们的地位”，“地区领导人集团拥护对布哈林分子采取具有镇压性质的措施”。^[19]

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人的叶若夫，恰恰是一个从党务部门成长起来的官僚，在担任内务人民委员后，他选择了与地方领导人保持一致的立场，并在大清洗中推波助澜。7月30日，第00447号命令发出，清洗就是从这一天升级为大清洗。

由于获得了特别行动全权，地方领导人不断扩大打击面，造成了越来越多的无辜牺牲者。按照俄罗斯历史学家的统计，在大清洗中受到镇压的人中，仅仅应该由赫鲁晓夫个人负责的人数达到161833人，其中，在莫斯科担任党委第一书记期间，他就清洗了55714人，在乌克兰工作期间，清洗了106119人。^[20]地方领导人之所以扩大打击面，不仅因为他们害怕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秘密选举，还因为他们希望用大清洗恐吓人民。“就如许多历史学家客观指出的那样，在大清洗达到高潮时，选举运动最重要的参与者早已惊恐万分了。尽管大清洗对选举造成影响的规模和程度的评价仍然没有进行，但是，在大清洗的环境下，再谈进行真正的竞选辩论，已经不现实了。在这种矛盾中，苏联‘被掐头去尾’的选举制度，一直保持到1980年代前半期。”^[21]

在清洗开始的一段时间内，斯大林还能控制整个事态，在1937年7月以后，他已经无法控制事态的发展。“在1937年3月，斯大林还能够对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人开除出党并处决的行为进行严厉的斥责，那么，到1937年夏季，这种方式被用于镇压对手就已司空见惯了。这证明，以斯大林为首的国家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对正在发生的事件已经失去了控制。”德国历史学家里特尔斯本通过对斯摩棱斯克档案的研究，也认为，“斯大林并不总是能够控制事件的过程”。他确定，“在这一年，斯大林遭遇了政治失败”。“实际上，这一年，在政权结构内的各个集团之间发生了内斗。内务人民委员部被作为清除对手的工具。”^[22]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集团，“获得了真正的独立性，他们认为，大规模清洗可以使他们获得国家政治权力”。“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部分领导人也认识到，已经形成的局势使他们面临危险，他们思考了对斯大林采取预防性打击的可能性。”针对斯大林的罪名已经制定出来，按照该计划，将把斯大林与沙皇暗探局联系起来。“可以说，在1938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已经摆脱了斯大林的控制。”^[23]所以，俄罗斯历史学家洛莫夫认为，大清洗实际分为“大清洗”与“大恐怖”。如果说大清洗是政治局实际可控的，那么对大恐怖的控制，就纯粹是形式上的，它实际是不可控制的。可以认为，“大清洗”是党内斗争的武器。由地方领导人实行的“大恐怖”，就是要从整体上压制整个社会。只有这样，才能使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名存实亡，他们就可以尽量地保住权力。^[24]

“就这样，斯大林集团力图实现的苏联政治体制改革，完全失败了。过了两个月，他们不得不绝望地采取措施，试图停止大规模镇压。”^[25]协助斯大林准备宪法改革的雅科夫列夫、斯捷茨基和塔利亚也在这个时期被清洗。1937年底，当时实际领导党的机关的马林科夫准备了一份关于镇压达到如此大的规模、威胁到国家未来的报告，并准备起草给全党的密信。斯大林回答说：“不能写密信，应该召开中央全会，讨论镇压问题。”^[26]1938年1月11—20日，召开了苏共中央全会，讨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规模的、难以想象的镇压，但全会并没有能够使大清洗停止下来。“克里姆林宫也无法停止大清洗，尽管在1937年底和1938年初，曾经两次试图停止大清洗。”^[27]

俄罗斯历史学家雷巴斯认为：斯大林的宪法改革失败，对苏联造成了毁灭性后果。“扼杀了斯大林的政治体制改革，党阀们就冻结了经济的未来发展，而且也未能形成可以协调不同群体利益的政治机制。苏联1991年的崩溃，是从1937年的悲剧开始的。”而这个悲剧首先是斯大林的宪法改革被扼杀。“众所周知，苏联的极权性，一方面，既是保存国家的最有效的形式，另一方面，它又需要具备自我发展能力。”^[28]斯大林的宪法改革如果成功，无疑将消除或者至少缓和其体制的缺陷，给苏联提供自我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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