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美加两国经济现代化迅猛发展的时期，两国居民的生活方式在此间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由于财富分配的不均，现代化所带来的成果并未平均地惠及社会各个阶层，但社会总体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普遍的改善和提高。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下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全国市场的形成不仅使两国的物质产品极大地丰富，扩大了人们生活选择的空间，而且也造成了生产相对过剩和闲暇时间的增加，工作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这不仅为消费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且使人们对生产中心论和工作伦理产生了怀疑，从而对传统的消费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使人们对生活质量产生了新的追求。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开始进入一个经济繁荣、消费高涨的时期。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美国生活水平在1920年代显著提高。“柯立芝繁荣”在史学界几乎成了20世纪20年代经济状况的代名词。数据显示，全国实际年收入——薪水、养老金、租金和利润——从1923年的743亿美元上升至1928年的890亿美元。同一时期，企业年度净收入从83亿美元升至106亿美元，储蓄和定期存款从197亿美元升至284亿美元，人寿保险金额从94亿美元升至159亿美元，建筑和贷款资产从30亿美元升至80亿美元。^[1]人均收入也迅速提高，1900年为480美元，到1929年达到681美元;工业总产值有很大的增长，工人的实际收入也增加了25%。192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时期，美国各阶层的实际收入均有所增加，这使美国民众有能力参加到大众消费中来。数据显示，1919—1929年间非农业人口中93%的低收入人口每年人均实际收入增加5.64美元，1923—1929年间这一低收入群体的人均实际收入提高了2.59%， 属于这一阶层的一个四口之家在1923—1929年间家庭收入增加了48美元。^[2]加拿大工人的平均工资在1901—1920年间也有明显提高，一些主要行业，如伐木、采矿、建筑、铁路等均提高了2倍左右。^[3]在加拿大，20世纪20年代被称为“兴旺的20年代”(The Roaring Twenties)。^[4]
收入的上升增强了人们的购买力，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史学家布莱克认为：“只有当社会比较发达的时候，才能强调消费品的重要性。”^[5]美加两国消费社会的形成正是在其社会生产力水平迅速发展的时期。早在北美殖民地时期，富裕的美国人就已经开始购买各种非生存必需品以使自己的生活更加舒适、愉快，并且提升自己的品味，展现自身在社区中的地位。这些物品通常包括装饰性的家具、纺织品、餐具(如瓷器、玻璃器皿、茶具)、做工精良的服装、钟表、书籍，还有酒类和烟草。^[6]到了19世纪后期，作为非生存必需品的耐用消费品大大增加。然而，这种作为传统中产阶级身份标志的非生存必需品的消费在此时还远远没能大众化。当时美国家庭在耐用品和娱乐上的开支仍然相当有限。生存必需品的支出在大多数美国家庭的预算中至少要占75%—80%，甚至经常达到90%，耐用品和商业娱乐仍然处于次要的位置。^[7]20年代经济繁荣所取得的最重大进展之一，就是消费品工业经济的壮大和美国人在消费上可支配收入的迅速增加。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美国在1920年代出现了一场耐用消费品革命。据统计，1921—1929年的美国消费性支出增加了33%，其中以耐用消费品支出的增长格外引人注目。1909—1918年，耐用消费品平均每年支出为42.9亿美元，到1919—1928年，耐用消费品平均每年支出上升到70.6亿美元，增加了65%。^[8]越来越多的家庭用上了电灯、汽车、收音机、留声机、真空吸尘器、电动缝纫机、电话和室内抽水马桶。1920—1930年间，拥有电灯的家庭从35%上升到68%，拥有洗碗机的家庭从8%上升到24%，拥有室内抽水马桶的家庭从20%上升到51%。^[9]汽车的生产和销售的发展更是惊人，1919年，美国人购买的汽车总数为200万辆，1929年达到450万辆;在1919—1929年这10年中，全国登记的汽车从750万辆上升到2670万辆，平均每4.5人拥有1辆汽车。^[10]事实上，美国1920年代的消费性支出增长有一半是源于耐用消费品的购买，美国的消费社会由此初具形态。
1920年代，美国在技术和生产力上的巨大发展不仅带来物质上的丰裕，也为美国人提供了更多的闲暇时间。自殖民地建立初始到19世纪后期，农业在美国经济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大多数美国人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在辛勤劳作，繁重的体力劳动消耗了他们很多的精力，他们没有多少时间、精力和资源用在休闲娱乐之上。直到1900年，美国的节假日与欧洲相比还要少很多。“人们常说在美国只有两个节日——独立日和圣诞节。”其他种类的全国性假期几乎不存在，20世纪初期只有不到2%的美国家庭有度假的习惯。^[11]到了1920年代，上述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人的工作时间因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而大大减少，闲暇时间大量增加。在制造业部门，1910年每周工作时间为平均51.0小时，1920年降为47.4小时，1929年进一步减少到44.2小时。^[12]物质产品的丰富和闲暇时间的增多，使得愈来愈多的美国人开始追求物质商品消费以外的文化商品的消费，这也是美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另外一个标志。
人们在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在娱乐上花的时间和开支都有较大的增加。1919年，美国人用于娱乐的总开支约为25亿美元，到1929年增至43亿美元，其中21%用于看电影、戏剧和体育比赛，其余部分用于旅行、听音乐和阅读。电影和体育运动作为文化商品是1920年代美国人闲暇生活的重要方面。电影作为一种产业在1920年代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使看电影成为一种大众性的娱乐行为。1927年问世的有声电影受到热烈欢迎，电影观众从1922年的4000万人激增到1930年的1亿人，全国电影院多达2.3万家。^[13]电影业投资规模的扩大使电影事业在美国成了文化产业中的大户，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体育运动也是美国人在1920年代享受闲暇的一项重要文化活动，或者说文化商品。随着商业化体育运动的发展，运动支出在美国人的消费中也开始占据一定的比例。1920年代被称为“运动的黄金时期”，体育运动在这10年“成了一件令人着迷的事情”。职业竞技比赛可以说为万众瞩目。生活在美国的所有人都通过报纸报道和全国无线电广播加入到体育赛事的狂热中来了。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运动员，他们的威力关乎各地区的荣誉，这些运动员的战绩是当地人关注的焦点。对很多美国人而言，与自己喜欢的队伍或是某个运动员同悲同喜是闲暇时间里一项重要的事情。^[14]
消费浪潮也波及农村。一战以后，美国农业进入一个时断时续的不景气阶段，但在20年代的繁荣经济中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农村居民的生活也得到一定的改善。1930年，全国2/3的农场有了汽车，一半农场安装了电话。汽车的普及和邮购服务的出现，使偏僻的乡村地区也得以享受到购物的便利。留声机和收音机进入农家，一些小村镇也有了装修别致的电影院。所有这些都缩小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表明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
20年代也是加拿大历史上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造纸业、采矿业和以小麦生产为主的农业都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交通和通讯革命正在悄悄展开，于是，“继美国之后，加拿大成为世界上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国家”^[15]。各种机动车大量增加，1920年为40.8万辆，到1930年达到123.5万辆。电和自来水进入城市中等以上家庭，收音机、电冰箱、电炉和真空吸尘器等家用电器也愈益常见。用电量的增加，对能源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1920—1930年间，加拿大投向发电厂建设的资金近7亿加元。^[16]虽然贫困现象仍然存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能够享受到繁荣所带来的便利的人口也在不断增加。
毫无疑问，大众消费是现代化过程中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结果，也是这一过程中短缺经济向富裕经济转变的产物。不仅如此，它还意味着消费观念从传统走向了现代。节约、谨慎、克己等传统美德逐渐式微，消费与生产相比在美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占有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从这些角度来看，1920年代消费社会的形成是美加两国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它刺激了生产，扩大了消费，改变了观念，使愈来愈多的人得以实现其消费需求，从而使美国社会在经济民主方面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929年开始出现的经济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萧条给美加两国带来重创，人们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很多人甚至陷入了贫困的深渊。如历史学家霍恩米歇尔所说，在大萧条期间，“多数加拿大人除贫困外已一无所有”^[17]。虽然美加两国政府都采取了不少改革措施，但在大萧条期间并未见明显效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两国的经济才真正开始恢复生机。
美国大众消费文化在20世纪50年代得到了飞速发展。从内战到二战后，人均消费量增加了4倍，平均每10年递增22%。^[18]消费者花费增长最多的是在家用物品方面。二战之后的5年中，食品的消费仅增加了33%，衣物花销增加了20%，而家用装饰和家用电器的消费则激增了240%。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几乎全部是由于耐用消费品销售额的增加和住房建设的投入，多数消费品的对象为核心家庭。^[19]1953年，美国家用电器的消费额为35亿美元，收音机和电视机22亿美元，汽车的消费额达到107亿美元，如果将燃油、维修等相关费用也计算在内，汽车总的总消费额高达323亿美元，占全国总消费额的14%。^[20]电冰箱、电炉子、吸尘器等家用电器的广泛使用把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因此可以有时间参加鸡尾酒会之类的社交活动。媒体的广告在潜移默化之中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顺应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为美国消费热潮的到来提供了充分的舆论宣传和引导”^[21]。消费欲望使新教理论瓦解，人们不再以勤俭为美德，而是以享乐为根本。50年代美国文化中的追求享乐和物质至上的思想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从二战结束到60年代初，乃是美加两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美国家庭平均收入大为增加，1947年约为3000美元，1965年达到6000美元;而居民实际购买力在1946—1960年间增长了22%，到70年代又增长了38%。1945—1956年间，加拿大人的平均工资翻了一番，达到3250美元;同期商品价格缓慢上升，人均购买力实际上增加了一倍左右。收入的提高和财富的增加，为生活质量的改善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的住房条件也得到了改善，人均居住面积扩大，室内设施完备。人们对良好居住条件的向往在媒体和广告中得到反映：郊区被描绘成一个安全、宁静、现代化家用电器齐全、住房装饰新颖的地方。汽车的普及使居住地和工作场所的远距离分离成为可能;而住房抵押贷款制度的推广、退伍军人住房补贴的实行，又为人们在郊区购置新房创造了便利。在这种情况下，两国中上层居民的居住条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从1945年到1951年的短短6年时间里，加拿大新建了50万栋房屋;有能力购买住房的人在总人口的比例，从1948年的1/3上升到1961年的3/5。与此同时，道路交通出现明显进步，私人汽车成为普通家庭交通工具。到1960年，全国4400万家庭中有3100万拥有自己的住房，87%的家庭看上了电视，75%拥有自己的私家车。^[22]1931年，加拿大人拥有汽车102.8万辆，到1961年达到432.57万辆，平均每4人就有1辆汽车;1970年美国登记的汽车数量高达8930万辆。最初郊区在商业和娱乐服务方面存在不足，缺少商店、社区中心、影剧院和酒吧等服务设施，居民的社交活动也受到限制。但是，大型商场不久就在郊区建成，交通的便利也克服距离带来的不便。
家用电器的品种不断增加，性能不断改进，产品不断更新换代，使用不断普及，使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加便利和舒适。加拿大的家用电冰箱数量从1927年的1590台增加到1960年的239436台;洗衣机的数量从1927的24892台增加到1961年的294622台;20世纪50年代初问世的电视机，到1960年就进入了3/4的加拿大家庭。燃气、电和油料取代煤和木材而成为新的家用能源，使居家环境更加清洁舒适。加拿大人用于娱乐的时间更为充裕，电影院成为老少咸宜的娱乐场所，每年观看电影的人均场次从1930年的12场增加到1950年的18场。电视机的出现带来了新的娱乐方式，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欣赏到各种节目。1952年，加拿大建立了自己的电视台，到1957年电视台增加到44个，覆盖速度超过了美国。^[23]
到60、70年代，人们对大萧条和战争逐渐淡忘，妇女开始重新考虑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很多妇女开始外出工作。1961年职业妇女的数量比1951年增加了86%，1971年又增加了59%。由于外出工作，妇女制作家用物品的时间相应减少，因此多数物品必须在市场上购买，大众消费开始重现生机。由于洗衣机、自动洗碗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的普遍使用，而且在市场上可以买到现成的服装和食品，大大减少了妇女做家务的时间，因此越来越多的家庭在旅游和休闲用品方面的开支大大增加。1968年，加拿大开始使用信用卡，人们可以持卡消费。^[24]1973年，加拿大蒙特利尔首家大型超市开张，此后超市迅速发展到郊区，促进了人们大批量购买商品的趋势。这一时期两国的消费水平也大体相当。根据美国1972年的有关交通出行方式的调查，85%的出行是乘坐私家车，2%乘坐公共汽车，12%乘坐飞机，0.4%坐火车，其余以其他方式出行，如摩托车等。而1974年加拿大的统计数字与美国两年前相似：85%乘坐私家车，3%乘坐公共汽车，7%乘坐飞机，2%坐火车，其余以其他方式出行。^[25]1974年，美国平均每10万居民有7座剧场，加拿大有5座。美国人1974年平均每人花近6美元(以1964年美元币值计算)买票，而加拿大人平均每人用于购票的金额为4美元。^[26]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不断发展、家庭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人们关于生活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衣食住行不再是关注的重点，而卫生健康、环境质量、社会福利、教育程度、休闲娱乐成为衡量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同时，科学技术对于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意义受到更大的重视，技术进步的成果能够更加迅速地服务于日常生活的改善。
虽然美加两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在此期间均有很大提高，但具体情况则存在差异，在生活质量上可谓各有千秋。在环境质量方面，如果考虑人均能源消耗量、能源的产量与消费量之比，木材的产量与消费量之比，森林被毁面积、空气污染程度等因素，美国人的生活质量则大大低于加拿大人。在交通和通讯方面，如果对家庭汽车拥有率、机动车致死及致残率、海外旅行、家庭电话拥有率、电话通话时间长短、利用一级邮寄的频率、报纸的发行量、个人用于交通和通讯的费用等因素进行综合考察，美国人比加拿大人更有优势。在居住条件方面也是如此，美国人在房屋产权状况、人均居住面积、住房开支和室内设施的完备程度等因素上略占上风。^[27]在公立图书馆的使用、电视机和收音机的拥有率、打猎许可证和捕鱼许可证的获取以及逛公园、看电影、 看橄榄球赛和滑雪的频率等方面，加拿大人的水准高于美国人。^[28]
进入80年代以后，两国经济仍是有起伏，居民生活水平也随之变化，人们的生活观念和习惯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从总体上看，这些变化意味着生活质量的提高。
首先在饮食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每个人用于食品的开销在开支总额中的比重持续下降;食品种类繁多，供应充足，而且价格低廉;其中，水果、蔬菜、牛奶和饮料在饮食结构中中居突出地位。美国农业部曾在1994年进行过一次国际调查，对世界16个主要国家首都的市民购买力进行了比较，结果是美国人的食品购买力最强。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居民在饮食上追求快捷和方便，于是，简易食品、熟食和快餐也飞速发展，为人们提供了省时省力的饮食服务。在全面超越温饱阶段以后，人们更关注饮食与健康的关系，日趋注重营养和饮食卫生。低脂肪、低热量、低钠、无糖、高纤维、维生素丰富和无害的食品大受欢迎。一些传统的食品几乎遭到淘汰，在1900—1979年间，美国家庭中食用猪油者从95%下降到9%，食用咸肉者从83%下降到4%，食用糖蜜者从69%下降到2%。^[29]在加拿大，瘦猪肉的消费量减少，1976年为84公斤，1988年只有71公斤;而鸡肉、鱼、蔬菜、水果的消费量则有了较大的增加。^[30]
居住条件也得到进一步改善。按照美国工人的标准，一所住宅之内如果每个房间居住的人数超过1人，就属于过分拥挤。按照这一标准，美国过分拥挤的住户在1940年为20.3%，到1980年减少到4.2%。这表明人均居住有空间有所增加。1950年，美国人均拥有1.5个房间，到1981年接近2个房间。加拿大人的居住状况也朝着宽敞舒适的方向迈进。越来越多的人实现了自主占有住房的梦想，完全拥有房屋产权而不需偿还分期付款的户主从1981年的42%增加到1986年的48%。^[31]住房一般都配有各种现代设施，自来水、热水、卫浴、电炉、烤箱、冰箱和空调一应俱全，房、厅较多，而且功能单一化，多数住宅拥有两个卫生间和两个以上的卧室。
两国的交通旅行条件也日益改善。私家车成为必要的交通工具，一个人拥有一辆以上汽车的情况屡见不鲜。更为重要的是，全国的道路体系十分发达，交通控制措施相当完备，相应的服务设施甚为便利，一般人都能享受“旅行的自由”。美国有“车轮上的国家”之称，私家车的数量之多，可谓举世无比。1969年，美国家用汽车为7250万辆，1990年达到16520万辆，增幅近130%，平均每户拥有汽车的数量从1.15辆增至1.77辆。美国人拥有的汽车占世界总量的2/5。家用汽车的款式不断变化，性能不断提高，安全性和舒适性也不断增加。1991年，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为其生产的带有安全气囊的新款汽车做广告，并声称所有人不论贫富，都需要安全，故他们在美国生产的所有汽车中都安装了安全气囊。^[32]除私人拥有交通工具外，水、陆、空公共交通同样发达。多数城市建设了包括在公共汽车、地铁和通勤火车在内的完善的公共交通服务体系;全国联网的长途汽车运输既安全又舒适;火车客运虽已不如往昔，但舒适便捷的程度大为提高;航空客运更是飞速发展，飞机已成为大众化的交通工具。
全年劳动时间的缩短、工作舒适程度的增加、带薪休假制度的实行、家务劳动的减轻和衣食的简便化，使人们有更多的时间用于休闲和娱乐。1986年，加拿大人平均每天的娱乐时间达到5个半小时，其中2.25小时用于观看电视或电影，半小时用于阅读，1小时以上用于出门访友、电话交谈和私人约会，剩余时间则用于体育运动、其他社会活动和宗教活动。^[33]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娱乐形式的阶级界线变得模糊，在原来那些只有上层人士出入的娱乐场所，也可以看到下层人的身影。例如，美国的蓝领工人休闲时也打高尔夫球、滑雪、听交响音乐会，只是频率比白领工人低一些。^[34]
随着大众消费的日益膨胀，很多人开始对消费社会重新思考。在人们的生活必需品不足的情况下，提高消费水平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目标。但当人们变得越来越富有的时候，有必要认识到消费并非越多越好。对于有些人来说，消费的增加或许有害无益，如有些人会因暴饮暴食损害健康，有人会因为刺激过大而产生心理失调，也有人可能由于过分关注物质的东西而精神抑郁。因此消费的增加并不一定使人们生活更幸福。如一项调查显示，1957年，美国35%的被采访者认为自己“非常幸福”。1998年，当人们的购买力比1957年提高了一倍的时候，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比例则降为32%。^[35]而且消费攀比之风使大多数人无法找到心理上的满足感。

[1] 约翰·D.希克斯:《1921—1933年间共和党的统治》(John D. Hicks, Republican Ascendancy,1921 —1933),纽约1963年版,第109页。
[2] 吉恩·斯迈利:《对1920年代收入分配的新评估》(Gene Smiley, “New Estimates of Income Shares during the 1920s”),载海恩斯主编《卡尔文·柯立芝和柯立芝时代:有关1920年代历史的论文》,第224页。
[3] 厄克特:《加拿大历史统计》,第141页。
[4] 格拉纳斯泰因等编:《联邦以来的加拿大》, (J.L. Granatstein, et al., Nation: Canada since Conferderation),多伦多1990年版,第276页。
[5] 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第17页。
[6] 理查德·L.布什曼:《美国的文雅:身体、住宅、城市》(Richard L. Bushman, The Refinement of America: Persons, House, Cities),纽约1992年版;斯图亚特·M.布卢明:《中产阶级的出现:1760—1900年美国城市中的社会体验》(Stuart M. Blumin, The Emergence of the Middle Class: Social Experience in the American City, 1760—1900),纽约1989年版。
[7] 艾伦·罗伊·贝洛尔兹摩:《消费者的国度:大众消费、中产阶级生活水平和美国国家认同,1910—1950》(Alan Roy Berolzheimer, A Nation of Consumers: Mass Consumption, Middle Class Standard of Living, and 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 1910—1950),弗吉尼亚大学1991年博士论文,序言第5—6页。
[8] 哈罗德·G.瓦特:《二十世纪曾存在着一场耐用消费品革命吗?》(Harold G. Vatter, “Has There Been a 20^th Consumer Durables Revolution?”),《经济史杂志》(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第27卷(1967年3月),第5页。
[9] 斯坦利·莱伯格特:《美国人:一部经济记录》(Stanley Lebergott, The Americans: An Economic Record),纽约1984年版,第433页。
[10] 梅尔文·杜波弗斯基等:《20世纪的美国》(Melvyn Dubofsky, et al.,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78年版,第160页。
[11] 斯坦利·利伯格特:《追求幸福:20世纪的美国消费者》(Stanley Lebergott, Pursuing Happiness: American Consumer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普林斯顿大学1993年版,第136页。
[12] 美国商务部:《历史统计:殖民地时期到1970年》,第1卷,第169—170页。
[13] 李剑鸣、杨令侠主编:《20世纪美国和加拿大社会发展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02—403页。
[14] 斯坦纳:《娱乐和休闲时间的活动》,第929页。
[15] 约翰·汤普森等:《1922—1939年的加拿大:不和谐的时期》(John Herd Thompson and Allen Seager, Canada, 1922—1939:Decades of Discord),多伦多1985年版,第85页。
[16] 格拉纳斯泰因等:《20世纪的加拿大》,第199页。
[17] 霍恩·米歇尔编:《肮脏的30年代:大萧条中的加拿大人》(Horn Michiel, ed., The Thirties: Canadians in the Great Depression),多伦多1972年版,第14页。
[18] 鲁思·马克:《美国消费及消费愿望的趋势》,载《美国经济评论》1956年第46卷第2期第55页(Ruth P. Mack,“Trends in American Consumption and the Aspiration to Consume”,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46, No. 2, May, 1956)。http://www.jstor.org/page/info/about/policies/terms.jsp. 2008年8月18日获取。
[19] 库恩茨:《我们未曾如此》,第25页。
[20] 马克:《美国的消费和消费渴望趋势》,第56页。
[21] 杨魁、董雅丽:《消费文化——从现代到后现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页。
[22] 库恩茨:《我们未曾如此》,第25页。
[23] 唐纳德·艾弗里、罗杰·霍尔:《成年:二战以来的加拿大史读本》(Donald Avery and Roger Hall, Coming of Age: Readings in Canadian History since World War Ⅱ),多伦多1996年版,第139页。
[24] 乔伊·帕尔:《重振消费》(Parr,Joy. “Reinventing Consumption”) http://search.epnet.com/login.aspx?direct=true&db=khh&an=2797870&lang=zh-cn
[25] 米凯洛斯:《北美社会报告》,第4卷,第171页。
[26] 米凯洛斯:《北美社会报告》,第3卷,第169页。
[27] 米凯洛斯:《北美社会报告》,第4卷,第77、200、264页。
[28] 米凯洛斯:《北美社会报告》,第3卷,第175页。
[29] 莱伯格特:《美国人》,第492页。
[30] 加拿大国情调查局:《加拿大社会趋势》第2卷,第99—100页。
[31] 同上书,第223页。
[32] 见《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1991年4月22日,第16—18页。
[33] 加拿大国情调查局:《加拿大社会趋势》第2卷,第341页。
[34] 卡普洛:《美国社会发展趋势》,第112页。
[35] 涅瓦·古德温等:《消费与消费社会》(Neva Goodwin,et al., Consumption and Consumer Society), http://www.capabilityapproach.com/pubs/169CAconsumer_society_2005.pdf, 2008年8月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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