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后，和印度的尼赫鲁一样，深受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熏陶的真纳先生十分自然地为巴基斯坦选择了民主制度。但和独立以来印度民主政治基本保持了平稳运行的状态不同，独立以来的巴基斯坦政治始终处于动荡状态之中。纵观巴基斯坦独立后的60年政治史中，几乎产生了除君主制度以外的所有政治制度，由议会民主制度到总统制度，从有限民主到专制独裁等等，各种制度轮番登台。但统观巴基斯坦历史，就可以看出，除了真纳执政的短短一年时间以外，只有军人政治能为这个命运多舛的国家带来难得的稳定和繁荣，而所有军人领袖，不论曾经取得多么于国运至关重要的成就，最终却还是选择还政于民，向阿里·真纳开创的民主制度回归。也就是说，独立以来的巴基斯坦政治始终在民主政治与军人政治的交替轮回之中行进，这种轮回使巴基斯坦政治始终在一种动荡中前行，政治上的动荡又影响经济发展，给巴基斯坦现代化带来致命伤害。
1. 1947—1958：建国之初的混乱局面及其主要原因
英帝国瓦解过程的一个特点是大多数获得独立的殖民地国家小心翼翼地继承了帝国的全部遗产，特别是英帝国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被当作不可移易的金科玉律保存下来。至少在最初岁月里，几乎所有英帝国殖民地都选择了与宗主国一样的政治制度，新国家的民族主义领袖们并没有发展出一套否定宗主国政治文化的政治制度构想。作为吹响英帝国安魂曲的斗士，他们同时也是最多继承英帝国精神遗产的好学生。
巴基斯坦首任总督阿里·真纳与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在关于如何治理新独立国家方面的分歧远远小于他们在如何建立新独立国家方面的矛盾。真纳和尼赫鲁都毕业于英国的著名学府，比同时代的大多数英国人还要了解英式政治传统，对英国政治模式的信奉程度不相上下——如果说在这一点上两人之间有差异的话，那就是尼赫鲁的思想体系中还包含有一定的温和社会主义色彩，而真纳总督则是亚当·斯密的理论和格莱斯顿信念的坚定追随者，在继承宗主国精神遗产方面，真纳无疑更加出色，更加纯粹。
就1947年前后两人在各自国家的影响力而言，这两个人的政治理念无疑将为整个国家的前进赋予方向。毫无疑问地，真纳先生领导下的巴基斯坦也将和尼赫鲁的印度一样，成为一个“标准”的英式民主国家——如果真纳先生能够领导巴基斯坦的话。然而最终这两个人领导的国家在政治进程上却走上了完全相反的方向。尼赫鲁的印度至今仍然令英国人倍感自豪，因为他们的制度在一个比英国人口多几十倍的国家获得成功复制，而巴基斯坦则因为“一直在民主和威权主义之间徘徊”的“不稳定”^[1]被政治学者们当作民主制度失败的象征。造成独立后的巴基斯坦和印度命运迥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真纳没有来得及像尼赫鲁一样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全部贯彻实施。
巴基斯坦在自己的“童年时期”便遭遇了许多不幸，而其中最大的不幸发生在1948年9月11日。那一天仅仅执政了1年零29天的阿里·真纳总督逝世，享年72岁。真纳的逝世给他一手缔造的国家带来的损失是无法衡量的，真纳将巴基斯坦建设成一个现代世俗国家的理想完全化为泡影。真纳的战友利亚卡特·阿里·汗继承了真纳的事业，利亚卡特虽然兢兢业业，将毕生精力奉献给巴基斯坦独立建国的事业，在新国家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但执政能力却平平，既无锐意改革的勇气，也无指点江山的才智，只能以自己的威望和勤勉在各派政治势力中折冲调和，确保真纳的事业不致夭折。遗憾的是，连这样一位并不出众的领袖领导巴基斯坦的守成岁月也没能持续多久，1951年10月，利亚卡特被阿富汗人刺杀。从此之后，巴基斯坦再无一人能被各派政治力量奉为共主，更不要说敦促他们推行一整套建设国家的构想。
真纳和利亚卡特先后辞世，巴基斯坦群龙无首，而此时来自印度教的威胁已经不再存在，国内矛盾随即凸显，党派斗争激烈，政府更迭频繁，政治危机此起彼伏，接连不断。1947年8月10日，独立前4天，巴基斯坦制宪议会在卡拉奇召开第一次会议，然而，直到真纳去世后的1949年3月13日，利亚卡特总理才提出了关于建国目标的决议案，开始制定宪法的准备工作。由于伊斯兰正统势力和温和派别、东巴基斯坦和西巴基斯坦之间各派政治力量的争吵不休，第一部巴基斯坦宪法一直没能推出，制宪议会反而在1954年10月24日被古拉姆·穆罕默德总督解散，运作了7年之久的制宪议会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便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解散制宪议会时，古拉姆总督同时解散了克瓦贾·纳泽姆丁总理的内阁，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古拉姆总督还要求军队接管政府。虽然这一要求被坚持文官治国的军队领袖——国防部实际上的负责人伊斯坎德尔·米尔扎将军和陆军总司令阿尤布·汗将军拒绝，但古拉姆的要求却为军队介入政治开了先河。
巴基斯坦第一部宪法直到1956年2月29日才被制定出来，并于3月23日正式生效，从这一天起，巴基斯坦不再是英国的一个自治领，而正式成立了共和国，国家元首由总督改称为总统，脱下军装的伊斯坎德尔·米尔扎将军被选为首任总统。1958年10月，苦于政党纷争无休无止的米尔扎总统仿效古拉姆总督，决定废止宪法，让军队接管国家政权。10月7日，按照总统的命令，陆军发动政变，取消了仅仅实行2年的宪法，解散中央政府和各省政府。陆军总司令阿尤布·汗被总统任命为巴基斯坦首任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
2. 1958—1969：第一次军人政治及其取得成效
对于米尔扎而言，以总统身份发动“自我政变”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米尔扎满心以为军事管制能让他从此不受政客的羁绊，但他既不明白军事管制在废除宪法的同时也废除了根据宪法选举出总统的合法性，也不知道他名义上的部下阿尤布·汗将军早就厌烦了被他形容为“绝望的文件”的第一部宪法和米尔扎背着军队搞的阴谋诡计，正在等待米尔扎自己推翻自己。
早在4年前，阿尤布·汗就曾对朋友表示过对文官政府的不满，阿尤布·汗说：“政府混乱不堪，几乎群龙无首，政客们垂涎军队，他们想在军队中发展支持他们的势力。”^[2]利亚卡特的夫人、阿加·汗等巴基斯坦独立运动的前辈们曾多次游说阿尤布·汗出面收拾残局，但阿尤布·汗却始终虚与委蛇，一方面，阿尤布·汗并未下定决心让军队介入国家政治，他担心“一旦军队和国家政治生活发生干系后如何脱离”;^[3]另一方面，阿尤布·汗不愿意让自己背负废除宪法的罪名。
米尔扎的草率决定消除了阿尤布·汗的两个顾虑。首先，不论陆军总司令愿意与否，总统已经决心将军队拉进政治的泥潭;其次，是根据宪法选举出来的合法总统米尔扎自己要废除宪法，而不是阿尤布·汗。于是阿尤布·汗遵照米尔扎的命令把文官政府扫进了垃圾堆，并在20天以后顺手将米尔扎总统也赶出了办公室。
1958年10月27日夜晚，忠于总司令的巴基斯坦陆军包围总统府，米尔扎总统随即辞职，并在一星期后离开巴基斯坦前往伦敦。阿尤布·汗于同日出任巴基斯坦第二任总统，兼任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国防部长、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接管国家全部权力。巴基斯坦迎来第一次军法管制时期。
有人将阿尤布·汗描述为“巴基斯坦建国11年后第一个为自己国家制定了政治发展计划的领导人”。这一说法不尽准确，实际上，阿尤布·汗是第一个能将自己的治国之道付诸实施的巴基斯坦领导人。
阿尤布·汗执掌大权后采取的第一项措施便指向了他深恶痛绝的政党政治。阿尤布·汗在广播讲话中抨击政党政治和文官政府，“政党政治是国家政局动荡不安的根源”，民选的政府“无所作为和胆小怕事，听任局势发展和恶化，纪律涣散”，使“好端端的一个国家变成了笑柄”。阿尤布·汗宣布禁止一切政党活动，取消政党，取消公民自由权，控制新闻出版，成立特别军事法庭。自1958年10月27日起至1962年7月14日。巴基斯坦执行了4年多严厉的军事管制。在他的授意下，一套“伊斯兰民主”制度出台了。阿尤布·汗设想将巴基斯坦分成若干个小单位，每个单位由1000名成年人组成，选举他们的代表组成选举团，选举团则选举全国和各省议会的议员以及总统。不过，阿尤布·汗并不准备将决定国家命运的权力交给选举团，而是要由他自己掌握。阿尤布·汗说，“巴基斯坦人是各种种族的混合体，受到地方观念和语言差异的羁绊”。因此，“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他们不会轻易成为一个整体”，而这个领导人，就是他自己。阿尤布·汗宣称总统应是全国人民的代表，拥有“广泛的权力，甚至比美国总统大得多的权力”。而“议会不应过于庞大”，^[4]起到装点门面的作用即可。按照阿尤布·汗的设想，巴基斯坦总统应该类似于埃及或者法国总统，成为共和国体制下的国王。1960年2月15日，按照阿尤布·汗构想成立的选举团中75283位代表对“你对总统穆罕默德·阿尤布·汗陆军元帅，这位巴基斯坦的伟大领袖和勇敢战士有信心吗?”这样一个问题做出了肯定回答，比例高达95.6%，阿尤布·汗成为巴基斯坦首位民选总统。至少在法律意义上，阿尤布·汗实现了自己的“伊斯兰民主”构想，按照他的新闻秘书高哈在多年以后出版的《阿尤布·汗传》中的说法，成为了现代巴基斯坦的哈里发。
虽然阿尤布·汗废除了政党政治，属于逆民主潮流而动，但无法否认的事实却是，在阿尤布·汗时期，巴基斯坦却取得了独立以来的第一个黄金十年。
(1) 恢复社会秩序。在阿尤布·汗亲自指挥下，在一星期之内，军政府逮捕了许多不愿退出舞台的政客、投机倒把的商人，阿尤布·汗成立了调查委员会，专门处理贪污腐败的官员，将2500多名查有实据的违法官员开除公职或者强迫退休。军法管制整顿政治风气的雷厉风行与文人政府的腐败无能形成了鲜明对照，阿尤布·汗成为巴基斯坦人民心目中的英雄。
(2) 开展土地改革。阿尤布·汗表示：“如果我们不能以科学的态度进行改革，将不会取得什么成就，少数人拥有大片土地，没有补偿而攫取土地，均不再有理由为之辩护。”阿尤布·汗下令任何人不得拥有超过500英亩的灌溉土地或者超过1000英亩的非灌溉土地，禁止增加土地租金和苛捐杂税，任何人在不进行合理补偿的情况下不得赶走佃户。阿尤布·汗的土地改革经过政府的宣传受到了广大农民的赞扬。但和尼赫鲁在印度推行的土改一样，阿尤布·汗在巴基斯坦推行的土地改革最终也以失败而告终。地主们通过将田产分割为小块，“赠予”子孙规避了改革，自耕农和佃户并未真正获利，轰轰烈烈了一时的土改最终归于失败。这一流产的土地革命预示了巴基斯坦保守的地主势力的强大，也预示了阿尤布·汗不可能一帆风顺地推行自己的主张，他毕竟不是真纳先生，无法以“国父”的威望一呼百应，他也不是奥朗则布，不可能用刀剑来对付称雄一方的地主兼部族长老。
(3) 大力发展经济。和失败的土改相比，阿尤布·汗的其他经济政策取得了惊人的成功。1959年阿尤布·汗公布了工业发展政策决议，鼓励私人资本发展，工业投资增加迅速，制造业在阿尤布·汗执政期间年增长率高达7.9%。1966年开始的绿色革命使全国的小麦高产品种耕种面积从25万英亩一跃增加到200万英亩，大大缓解了巴基斯坦的粮食供应问题。在阿尤布·汗的领导下，巴基斯坦经济进入了“黄金十年”，成为那一阶段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样板。
(4) 实行多边外交。在外交政策方面，阿尤布·汗一方面维持了与美国的盟友关系，一方面顶住美国的压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极大改善了巴基斯坦的国际环境，使得巴基斯坦在与强敌印度的周旋当中获得了可靠的外部支持。阿尤布·汗与中国友好的外交政策成为此后40多年巴基斯坦对外关系的基石，中巴关系也自阿尤布·汗时期开始逐渐发展成“全天候全方位”的兄弟情谊。
总体而言，第一次军法管制下的巴基斯坦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步，但阿尤布·汗没能将自己来之不易的成果保持下去，随着执政时间的延长，阿尤布·汗的个人独裁倾向也越发明显，许多当年曾经鼎力支持他的政治盟友离他而去，被阿尤布·汗寄予厚望的阿里·布托站到了他的对立面;而“伊斯兰民主”和选举团制度也沦为阿尤布·汗个人维持权力的工具，8万个选举团成员的素质逐渐蜕化，沦落为狗苟蝇营的政治投机分子，败坏了阿尤布·汗的声誉。巴基斯坦人或许不像印度人那样对英国式的民主制度虔诚无比，但他们也不愿意让真纳先生的遗产成为阿尤布·汗的王国。1954年，阿尤布·汗还曾说，身为陆军总司令就“能造就，也能消灭国王”的说法是“愚蠢的”，但现在他自己看起来就像一个国王。巴基斯坦各派政治力量——包括军队在内都对阿尤布·汗长达10年的个人独裁感到了厌倦。1968年冬天，反阿尤布个人独裁运动席卷全国，从青年学生到部族长老，从解禁复出的政党领袖到宗教学者，几乎所有政治势力都参加进来。阿尤布·汗孑然一身，心力交瘁，1969年3月25日他宣布辞职，并于4月1日离开总统官邸。1974年4月20日，阿尤布·汗病逝于伊斯兰堡，享年67岁。
3. 1971—1977：议会民主制的重建及其失败原因
1971年12月30日，接替阿尤布·汗的叶海亚·汗宣布辞职。叶海亚·汗政权是巴基斯坦历届军人政权中最不得人心、结局最悲惨的一个。叶海亚·汗政权瓦解后，信德政治豪强、一手创造了巴人民党的阿里·布托接任总统，并自行宣布由于“无宪法”而就任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阿里·布托成为了巴基斯坦第三任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并担任这一职务直到1973年他制定的巴基斯坦宪法颁布执行，从阿尤布·汗到阿里·布托，巴基斯坦的军法管制延续了15年，中间只在叶海亚·汗担任总统后出现过短暂中断。阿里·布托1973年恢复了文官政府，但他的独裁权力并没有缩小，反而由于有了宪法的支持更加扩大。
执掌大权的阿里·布托开始了激进的改革措施，他取消了巴基斯坦文官长期享有的特权;改组军事指挥体制，取消三个军种的总司令职务，代之以参谋长，在其之上又设立参谋长联席会议起牵制和平衡作用，以减小军队高级军官对政府事务干预的可能性;布托为了便于行政部分推行改革政策，还削减和限制了司法部门的权限。同时，作为一个左派政党的领袖，布托也在社会和经济领域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对工业和金融机构实行了大规模的国有化;深化阿尤布·汗没有完成的土地改革，将灌溉和非灌溉土地持有量分别降至150英亩和300英亩，以实现耕者有其田;布托还下令大幅提高工人工资，对教育实行国有化。
阿里·布托的改革一部分获得了成功，但绝大部分却适得其反，过于激进的措施很快便无法推行下去，脱离实际的国有化政策严重损害了长期苦于投资不足的巴基斯坦经济，国有化的企业被移交给人民党的官僚和阿里·布托本人的亲信，很快成为腐败的温床。阿里·布托一心向其寻求支持的普罗大众并未在改革中获益，严厉的军法管制措施反而使大多数人民和各派政治势力站到了人民党的对立面。阿里·布托执政期间是巴基斯坦政治气氛最为压抑的时期，许多其他政党的领袖都被阿里·布托关进了监狱。
1972年，阿里·布托在取得政权时，巴基斯坦人民表示了支持，这是因为：(1) 人民党是一个新成立的政党，阿里·布托也不是军人，人民党和阿里·布托本人与令人厌倦的军法管制没有干系;(2) 阿里·布托才华出众，能言善辩，在普通民众心中树立了良好形象;(3) 战争失败，举国士气低落，只有阿里·布托表现出了积极进取的姿态，别无其他领袖可以委以重任。
然而6年时间表明，阿里·布托的积极进取往往演化成不计后果的一意孤行，他的才华也被他的傲慢所遮盖。生活在文人阿里·布托的军法管制之下的巴基斯坦人觉得还不如生活在稳定安宁的真正的军人政权之下。
1977年3月，人民党依靠监禁反对党领袖赢得了阿里·布托执政以来的第二次全国大选，选举舞弊激起了民众的愤怒，巴基斯坦政局再次陷入动荡。阿里·布托提出取消紧急状态，以换取反对党的让步，遭到拒绝，巴基斯坦政治形势到了崩溃边缘。7月，因为战争失败而蛰伏了6年的军队在陆军参谋长齐亚·哈克将军的领导下，再次挺身而出，以不流血的政变结束了阿里·布托对巴基斯坦5年零7个月的统治。
关于阿里·布托的失败，当年的《华盛顿邮报》说，“在很大程度上布托的麻烦是来自他个人的傲慢，而不是来自像大多数穷国中导致政治领导人倒台的那样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当时在巴基斯坦是存在着希望的。”阿里·布托自己葬送了他的政治理想和巴基斯坦文人政治的希望，巴基斯坦学者伯基评价说：布托垮台的原因“不主要是他的政府制定的政治和经济目标，而主要是为达到这些目标而执行的政策”。
4. 1977—1988：第二次军人政治及其深远影响
穆罕默德·齐亚·哈克1924年8月12日出生于英属印度旁遮普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齐亚·哈克作为英印军队的一名士兵在缅甸、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与日军作战，战争结束后进入印度的一所军校学习，印巴分治后加入巴基斯坦军队。在1969年之前，齐亚·哈克仍然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中级军官，是年45岁的他被晋升为准将，获得了一个装甲旅的指挥权。当时没有任何人会将这名年纪已经不能算小的准将与巴基斯坦的国运联系在一起，在他的岁数，以前的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阿尤布·汗和以后的首席执行官穆沙拉夫都已经是少将了。齐亚·哈克的命运在此后发生了惊人的变化，1972年晋升少将，任师长，1974年晋升中将，任军长，1976年晋升上将，任陆军参谋长，这是阿里·布托军事改革后巴基斯坦陆军的最高职务。齐亚·哈克的晋升之路突然平坦起来，这首先要归功于阿里·布托。阿里·布托擢升齐亚·哈克的原因既不是因为后者战功卓著，亦非其出生显贵，和齐亚·哈克是否善于奉迎也没有关系，而是因为齐亚·哈克是个旁遮普人，在长期被帕坦人控制的军队中无派无系，容易控制——至少阿里·布托自己是这么以为的。
然而，就是这位阿里·布托一手提拔起来的陆军参谋长，却在1977年7月5日发动政变埋葬了阿里·布托政权。陆军参谋长指挥军队发动政变，逮捕了阿里·布托本人和人民党以及反对党巴基斯坦全国联盟的领导人，接管政府，巴基斯坦在名义上结束军法管制区区数年后，又回到了军法管制的道路上。
齐亚·哈克大大加强了军法管制的力度，抛弃了自己曾经许诺的军法管制只维持90天的诺言。军政府严厉限制政党活动，禁止工厂关门，取消工人罢工的权利，接管和关闭所有反对军法管制的新闻媒体，强化新闻检查，任何法庭不得重新审议军事法庭的裁决。1980年5月，齐亚·哈克修改1973年宪法，扩大军法管制的权力范围。宪法修正案规定，军事法庭做出的任何判决，各省高等法院和联邦最高法院均不得推翻重审。1981年齐亚·哈克又颁布了临时宪法。临时宪法规定，总统有权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兼任总统的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有权不经选举任命一名或一名以上的副总统;总统有权解散任何政党，只有在1979年9月30日以前获得登记的政党才被允许活动。临时宪法还极大削弱了立法和司法机构的权限，议会的作用在宪法中受到贬低，法院也无权对军队的活动做出任何判决，军队取得了司法豁免权。1981年临时宪法将齐亚·哈克的总统权力推向近乎无限，使齐亚·哈克成为巴基斯坦的第二个“哈里发”。齐亚·哈克军法管制期间，有两件事情对巴基斯坦影响最为深远。
(1) 国家政策的全面伊斯兰化。尽管军法管制的合法性得到了临时宪法的确认，齐亚·哈克总统大权在握，然而齐亚·哈克从以往的军法管制中汲取到了一个深刻教训。他深知，没有一整套意识形态作基础，背离民主原则的军法管制无论如何都无法稳定地维持下去。为了维护军法管制的权威，也为了否定阿里·布托的左派主张，齐亚·哈克转而向伊斯兰教寻求帮助，在巴基斯坦实行全面的伊斯兰化。但是当1985年齐亚·哈克出人意料地举行军法管制以来的第一次全国大选时，整个巴基斯坦乃至全世界并没有人能预料到20多年后巴基斯坦将为齐亚·哈克宗教政策吞下的苦果。关于这方面内容，后面章节将做进一步介绍。
(2) 和平移交政权尝试的失败。1985年3月23日齐亚·哈克再次就职总统，次日任命前铁道部长居内久出任总理。居内久政府成为巴基斯坦历史上第一个军法管制向其和平移交权力的文人政府。1985年12月30日，齐亚·哈克在巴基斯坦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军法管制，恢复1973年宪法，取消军事管制条令，结算军事法庭。自1977年开始的齐亚·哈克军法管制正式结束，同一天，居内久总理宣布中止自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之后实行的长达20年的全国紧急状态，巴基斯坦回到了民主政治的轨道。
齐亚·哈克取消军法管制与阿尤布·汗和叶海亚·汗黯然下台有着本质差别，1985年时的齐亚·哈克因为国内政治稳定、经济高速发展而拥有坚实的民意基础。人民党等反对军法管制的政治力量虽然多次企图东山再起，都被齐亚·哈克压制下去，没能组织起类似1969年席卷全国的抗议风潮。在国际舞台上，由于齐亚·哈克坚定地支持阿富汗抗苏战争，巴基斯坦军人政权受到了穆斯林世界和西方世界的一致颂扬。如果齐亚·哈克希望将军法管制继续维持若干年，并不是不可能的。然而齐亚·哈克还是决定，结束持续了八年之久的军法管制，还政于民。齐亚·哈克认为，军法管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能成为“解决国内问题的固定形式”，“军法管制本身不是一件好事”。
声望如日中天的齐亚·哈克主动恢复民主的决定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赞誉。居内久总理赞扬齐亚·哈克是巴基斯坦历史上把政权和平移交给议会的第一个总统，1985年12月30日是“历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当我们走进这座议会大厦时，全国还处在军法管制之下，而当我们走出大厦时，民主的阳光已普照巴基斯坦大地”。
如果齐亚·哈克在1985年急流勇退，他完全有可能像真纳先生一样得到巴基斯坦人民的永世尊崇。而且，巴基斯坦也将可能实现第一次政权和平移交，而不是像此前几次那样通过军事政变手段实现政权转移而给国家带来政治上难以化解的痛楚，从而可能为巴基斯坦政治发展创下良好示范，为实现政治现代化迈出关键性一步。因为政权的和平交接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权交接总之伴随着血雨腥风的斗争和你死我活的争夺，这样的国家离现代化目标还很远。
然而，当时的巴基斯坦却错过了这样一次机会。或者是做不到对文人政府完全信任，或者是出于对权力的留恋，齐亚·哈克选择了继续担任总统，巴基斯坦第一次政权和平移交就此失败。在此后的三年半时间，不再依靠军队支持的齐亚·哈克与文人政府之间因为政策分歧而渐行渐远。1988年5月29日，齐亚·哈克依照宪法第八条修正案解散了国民议会和居内久政府，任命了一个看守政府，并宣布将在11月举行新的全国大选。就这件事情本身而言，齐亚·哈克对居内久的突然袭击并不违反法律，但他在11月份才举行大选的决定却与宪法中关于政府解散后必须在90天内举行选举的规定相冲突。人们不得不怀疑，齐亚·哈克只是打算按照宪法授予总统的权利撤换总理，还是打算借此恢复军法管制?固然可以从此前的巴基斯坦政局和齐亚·哈克的举动中得出许多推论，但确凿的证据却不可能有了——1988年8月17日，距离解散政府还不到90天的时候，齐亚·哈克乘坐的专机发生爆炸，齐亚·哈克总统、三军参联会主席阿赫塔尔·拉赫曼将军、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阿诺德·拉斐尔遇难。
5. 1988—1999：政党政治的再次失败及其主要原因
1988年11月16日至19日，巴基斯坦举行第四次全国大选，也是自阿里·布托政权垮台之后的首次允许政党参加的选举。阿里·布托的女儿贝娜齐尔·布托率领蛰伏多年的人民党卷土重来，赢得了大选的胜利，12月1日，年仅35岁的贝·布托受伊沙克·汗总统委托组阁，成为穆斯林世界首位女总理。政党政治重新占据了巴基斯坦政治舞台。从1988年12月到1999年10月再次发生政变，巴基斯坦先后进行了4次政党参与的议会选举，贝·布托的人民党和纳瓦兹·谢里夫领导的穆斯林联盟分别两次上台执政。这11年是巴基斯坦历史上唯一的两党制时期，破天荒地实现了和平的政党轮替。就民主制度的形式而言，似乎可以预言巴基斯坦的民主制度已经摆脱了建国40年来的逡巡不前，巴基斯坦从此将建立起稳定的两大党体制了。然而，巴基斯坦政治的发展并没有如同人们预料的那样，军法管制的历史使命还没有最后完成，原因在于不论是人民党还是穆斯林联盟，在争夺政权方面都是一把好手，但在治理国家方面却只有让人民失望的“才能”，经过了“可怕的十年民主”，1999年，巴基斯坦再一次爆发军事政变，历史的钟摆又一次远离民主制度，摆回了军法管制这一边。
贝·布托的第一次执政只维持了20个月，首个谢里夫穆盟政府也仅存在了3年时间，在1993年以前的4年多时间里，人民党和穆盟分别得到了上台执政的机会，也都曾沦落下野。不论是在台上还是在台下，两个巴基斯坦主要政党都把全部时间都用来对付政敌，施展治国方略根本无从提起。1993年贝·布托再次出任总理，总算启动了改革进程，但不久生气勃勃的改革就被人民党政府层出不穷的腐败和丑闻所窒息。1996年贝·布托被法鲁克·莱加里总统解职，谢里夫在随后举行的大选中获胜，第二次出任总理。
谢里夫上台后，深切感到宪法第八修正案赋予总统的解散议会权力如同是悬挂在议会和根据议会多数产生的总理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1997年4月，谢里夫利用议会多数突然对莱加里总统发难，宣布修改第八修正案，取消了总统随时解散议会和罢免总理的权利。巴基斯坦议会两院迅速通过了包含此项内容的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宪法第十三修正案的通过使得巴基斯坦回到了议会民主制度，大权从总统转移到总理身上。
谢里夫还获得了原本属于总统的任命三军参谋长的权利。莱加里总统试图进行反击，让支持总统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宣布宪法第十三修正案违法，以便解散谢里夫政府重新举行大选。莱加里和谢里夫争执不休，双方不约而同地向巴基斯坦最强大的力量——军队请求协助。陆军参谋长卡拉马特将军在包括穆沙拉夫中将在内的陆军各军长的支持下，决定尊重1996年的民主选举结果，支持谢里夫总理完成任期。失去军方支持的莱加里总统被迫辞职。谢里夫依靠军队将巴基斯坦的议会民主制度维持了下来。
不过，谢里夫很快便显露出他对民主精神的信仰并不像他自己所宣称的那样坚定，谢里夫毫不尊重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甚至将巴基斯坦著名评论家纳加姆·塞蒂关进监狱。谢里夫猛烈批评贝·布托的人民党贪污腐败，他自己的穆盟政府却也没好到哪里去，对谢里夫腐败的指控铺天盖地。短短三年时间，权倾天下的谢里夫便成了一意孤行的孤家寡人。1998年10月，谢里夫突然将卡拉马特将军打发回家，任命穆沙拉夫将军接任陆军参谋长。和阿尤布·汗与米尔扎的关系类似，穆沙拉夫将军也并没有对自己的提拔者感恩戴德，而是因谢里夫粗暴地羞辱军队而感到愤愤不平。曾经大力支持谢里夫的穆沙拉夫将军逐渐拉开了与谢里夫的距离。1999年5月，印巴两军在卡吉尔爆发激烈冲突，谢里夫处置不力，接受了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出的在巴基斯坦军方看来无异于丧权辱国的调停协议，巴基斯坦军队对谢里夫彻底失去了信心。
有所预感的谢里夫决定先下手为强，1999年10月12日，谢里夫趁穆沙拉夫将军出访期间将其解职，并极其冒失地下令禁止陆军参谋长乘坐的飞机着陆，企图将穆沙拉夫赶到国外去。谢里夫低估了巴基斯坦军队的团结一致和快速反应能力，结果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他的小动作被穆沙拉夫将军更大的反击动作完全压倒。穆沙拉夫将军在空中飞行时就通过电话指挥忠于自己的军队击垮了谢里夫。负责保卫总理府的陆军警卫部队成了抓捕谢里夫的先头部队，总理府的警察内卫一枪未放便打开了大门。穆沙拉夫平安降落后发表讲话，宣布解散谢里夫政府，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自任首席执行官，成为巴基斯坦历史上第五位担任这一职务的国务活动家。巴基斯坦人告别了14年的军法管制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时重见锋芒。
6. 1999—2008：第三次军人政治及其失败原因
穆沙拉夫将军政变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立法行动确保了自己的合法地位，2000年5月，巴基斯坦最高法院裁定穆沙拉夫的军法管制是“必要行动”，承认了穆沙拉夫军政府的合法地位。2001年6月20日，穆沙拉夫将军就任总统。2002年4月30日，穆沙拉夫的总统地位在全民公决中得到确认。和以往的军法管制显著不同的是，穆沙拉夫一开始便没有实行党禁的打算，而是选择了将民主制度与军法管制相结合的混合政治体制，这成为穆沙拉夫军法管制时期的最大特征。
(1) 穆沙拉夫政权的两个特征
第一，实行混合政体。虽然穆沙拉夫本人是一名军人，而且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但他并没有实行纯粹的军事政治，而是组建了忠于自己的政党——穆斯林联盟(领袖派)，在继续执掌军事大权的同时，依托政党按照民主制度的运作方式推行自己的内外方针，建立了一种介于军人政治和民主政治之间的混合政体。2003年12月29日，巴基斯坦议会通过宪法第十七修正案，规定总统经最高法院批准后有权解散议会，与总理协商后有权任免三军领导人，强化了总统权力，使得巴基斯坦的政治制度由议会民主制向总统制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第二，实行温和路线。上台后的穆沙拉夫将军的施政方略与以往历届政府都有所不同，走了一条温和的自由路线。与齐亚·哈克向伊斯兰教寻求力量截然相反，穆沙拉夫提出了建设“温和穆斯林社会”的主张，与宗教势力逐渐拉开距离，顶住宗教保守势力的压力在国内推行一定程度上的世俗化改革，限制宗教学校、打击极端势力、改善妇女地位、推行民主制度建设，穆沙拉夫军政权采取了许多过去传统议会民主政党不愿或者不敢的改良措施，使得巴基斯坦的社会和经济环境显著改善，现代化进程明显提速。
(2) 穆沙拉夫政权失败的主要原因
2008年，苦苦支撑了将近十年的穆沙拉夫辞职下野，没能免于此前的军人总统纷纷还政于民的历史“规律”。造成穆沙拉夫在“黄金十年”之后依然黯然下台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但在巴基斯坦历史上，穆沙拉夫是唯一一个下令向清真寺进攻的总统。这一“纪录”显然无助于维持总统的统治。实际上，2007年夏天的红色清真寺事件很大程度上成了击穿穆沙拉夫政权大坝的第一股水柱。
2007年6月，位于伊斯兰关键区域的“红色清真寺”劫持了数名中国旅巴公民。虽经巴政府斡旋最终人质全部安然获释。但穆沙拉夫在漫长的“反恐战争”中与宗教阶层日积月累的矛盾还是于7月在红色清真寺来了一次总爆发。
6月27日，在中国公民被释放数日后，600名巴基斯坦警察包围了清真寺，7月3日，宗教学校学生试图抢夺警方的枪支，双方爆发大规模冲突。4日起，巴政府对“红色清真寺”采取武力。随后又发生了穆沙拉夫座机遇袭事件。7月10日，巴基斯坦安全部队以一名中校指挥官和多名士兵的生命为代价，攻入清真寺，收复了这个一度被气焰嚣张的极端分子控制的宗教场所，教长大毛拉阿卜杜勒·阿齐兹被逮捕，其兄弟阿卜杜勒·加齐死于混战中。
穆沙拉夫的强硬个性在红色清真寺事件进入7月以后得到了充分展现，7月12日，巴基斯坦政府斩钉截铁地发出警告：“对于那些试图使用武力或者推行极端主义的清真寺，政府将像对付红色清真寺一样对付他们。”通过对红色清真寺的断然处置，穆沙拉夫赢回了巴基斯坦国内大多数温和民众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因最高法院风波而受损的政治声望，代价则是彻底疏远了本国强大的宗教势力，并导致宗教势力强大的边远地区安全形势恶化。9月间，数百名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官兵在南瓦济里斯坦被部落武装劫持，10月，政府大举进剿部族武装，穆沙拉夫苦心维持的部族地区和平局面付之东流。
穆沙拉夫将军的政权并不是一开始就与宗教力量水火不容，相反二者之间曾有过一段不算短暂的蜜月期。2003年12月底，穆沙拉夫将军修改巴基斯坦宪法的动议在“联合行动大会”国会党团的支持下得以通过，使巴基斯坦进入了由“第17号修正案”开创的准总统制时代。然而，三年之后的2006年，联合行动大会与政府决裂，加入了“重建民主联盟”。穆沙拉夫的政策——建设“温和穆斯林国家”、缓和与印度的关系并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没有一项对宗教势力的脾胃。穆沙拉夫的开明政策虽然符合巴基斯坦的长远利益，但却不被本国强大的宗教势力接受，这是穆沙拉夫政府与宗教力量冲突频仍的根本原因。
失去宗教阶层的支持以后，穆沙拉夫在美国斡旋下和巴基斯坦人民党主席贝·布托已经展开了将近一年的秘密接触明显提速。穆沙拉夫不得不在所有曾经反对军人政权的政治力量中寻求新的盟友。2007年7月，穆沙拉夫戏剧性地突然飞到阿联酋迪拜，公开与贝·布托举行会谈。10月18日，贝·布托结束流亡生活返回故乡卡拉奇，受到了20万人民党支持者的欢迎，不幸的是，被鲜花簇拥着走下飞机的布托夫人也受到了炸弹的迎接。在布托夫人前往真纳墓的途中，两枚炸弹先后爆炸，布托夫人虽然幸免于难，但袭击造成了100多人死亡，500多人受伤。12月27日布托夫人在拉瓦尔品第进行竞选活动时遭遇自杀式炸弹袭击身亡。形成只有数月的穆贝体制在即将重塑巴基斯坦政治生态的前夜夭折。失去了与布托家族的联盟的穆沙拉夫独木难支，2008年秋天，穆沙拉夫辞职，布托夫人的鳏夫扎尔达里就任总统，巴基斯坦重新回到了豪强主导的民主制。
7. 2008：民主政治的艰难回归及其曲折过程
2008年2月18日，巴基斯坦举行国民议会和省议会选举，人民党、穆盟(谢派)、民族人民党、巴基斯坦伊斯兰学者协会(法兹尔派)组成的“民主派”联盟获得明显胜利，在国民议会中总议席为229席，拥有三分之二以上多数，突破了修改宪法的最低席次限制。
其中人民党优势最为明显，在国民议会(下院)获得120席、旁遮普省议会获得106席、信德省88席、俾路支省11席、西北边省30席。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成为第二大赢家，在中央和最关键的旁遮普省议会分别获得90和165议席。
“民主派”在国民议会选举中获胜后，大批亲穆沙拉夫的穆斯林联盟(领袖派)参议员随即宣布支持人民党，人民党及其盟友在参院中同样取得了三分之二以上多数，3月31日，来自人民党的拉扎·拉巴尼接任参院议长。由此，巴国会两院主席均由人民党籍议员担任。
此前的3月24日，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选举人民党提名的赛义德·尤素福·拉扎·吉拉尼为政府总理，31日，吉拉尼总理率23名政府部长宣誓就职。吉拉尼就任总理后，首先下令释放被穆沙拉夫罢免并软禁的前首席大法官乔杜里，3月30日，被穆沙拉夫罢免的50多名法官复职。
赛义德·吉拉尼出任总理以后，并未急于兑现与谢里夫阵营签署的《民主宪章》的主要内容，拒绝恢复首席大法官乔杜里的职务、没有立即启动弹劾穆沙拉夫的程序、也没有表示要废除宪法第17号修正案，让巴基斯坦恢复到传统的议会制度。人民党对谢里夫的要求虚与委蛇，激起了后者的极大不满。
2008年5月12日，吉拉尼政府内所有来自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的部长按照谢里夫的指示退出内阁。人民党—谢里夫阵营联手执政还不到三个月，便爆发了严重的政府危机。表面上看，这一次政府危机的爆发原因在于人民党和谢里夫阵营在重组最高法院的程序性问题上存在分歧，^[5]实际上，这个技术性问题不足以导致双方几近分道扬镳，分歧背后是双方在如何对待穆沙拉夫这一问题上的重大矛盾。
人民党需要穆沙拉夫来平衡谢里夫的力量，并为新政府在国际社会谋求更大的活动空间。而谢里夫阵营废黜穆沙拉夫的决心却是始终如一的，这不但是基于谢里夫与穆沙拉夫的个人恩怨，更是因为只有罢免了穆沙拉夫，才能迫使穆斯林联盟(领袖派)下定决心抛弃穆沙拉夫重新寻求领袖，为自己和人民党最终必然发生的决裂积蓄力量。人民党和谢里夫当初结成同盟目的在于击败穆沙拉夫，这一战术同盟在大选获胜后实际上已经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基础。
面对谢里夫的逼迫，扎尔达里最终选择了按照谢里夫的要求启动对穆沙拉夫的弹劾进程。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扎尔达里希望出任总统，实现个人政治梦想。根据巴基斯坦宪法，总统由国会两院和四个省议会联合选出，人民党在议会内部拥有极大优势，完全可以保证扎尔达里在穆沙拉夫下台后的补选中接任。在这一个人动机的主导下，扎尔达里决定维持与谢里夫的合作，给穆沙拉夫以最后一击。这对于扎尔达里，是合乎政治逻辑的选择，而对于人民党则不尽然如是——2008年夏天的巴基斯坦，经济凋敝、恐怖事件频仍、周边安全环境极度恶化，人民党攫取了全部政治权利，因而也背上了全部政治包袱，实际上把自己推到了无路可退的困境。
8月16日，巴基斯坦执政联盟宣布针对穆沙拉夫的弹劾指控已经准备就绪，最晚将于8月19日提出。18日，穆沙拉夫在执政联盟的压力下，为避免遭到弹劾，宣布辞职。
这一事件标志着巴基斯坦自2007年以来的“民主派”与军人集团之间的政治博弈尘埃落定，“民主派”获得了全面胜利，自1999年10月12日“反政变”之夜到2008年8月18日，持续了8年10个月零6天的穆沙拉夫时代正式走入了历史。穆沙拉夫辞职10天后，谢里夫阵营宣布重新加入联合政府，9月6日，扎尔达里在总统补选中顺利当选，成为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以来第11位正式总统。
8. 2009年以来：民主政治的暂时巩固及其主要原因
2009年3月，巴基斯坦新闻界、法律界人士在谢里夫集团的幕后支持下，利用前首席大法官伊夫提哈尔·乔杜里复职问题，针对人民党政府发动了大规模街头示威活动。成千上万的律师乘坐各式豪华轿车从全国各地向首都伊斯兰堡“长征”运动，最终迫使政府妥协，乔杜里成功复职。
当年被穆沙拉夫解职的乔杜里甫一复职，便着手利用手中的司法权力削弱限制扎尔达里的总统权利。4月间，穆沙拉夫和贝·布托夫人之间达成的民族和解令(NRO)存废被迅速提上议事日程。人民党出身的总理吉拉尼拒绝公开支持保留民族和解令，^[6]并呼吁修改宪法，废除穆沙拉夫制定的旨在强化总统权力的第17号修正案。吉拉尼的“离心离德”固然是着眼于强化自己作为总理的权力，但也是符合巴基斯坦多数中产阶级民众、教育背景良好的精英的要求的，并使得人民党出身的总理和反对党的关系更加融洽。有了吉拉尼的支持，民族和解令的被废除并未遭到明显阻力。2009年11月28日，民族和解令正式被废除，尽管扎尔达里依然贵为总统，然而他的影响力和政治声望已经一落千丈，不复为巴基斯坦政坛的核心人物。
2010年3月23日，作为废除民族和解令之后符合逻辑的第二步，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启动了针对宪法第17号修正案的修宪程序。穆沙拉夫在任期间通过的这条修正剥夺了总理解散议会的权力，将之转归总统，穆沙拉夫由此颠覆了自1973年以来的巴基斯坦宪法体制。修订此款，原本并非是穆沙拉夫在位期间贝·布托集团的主要诉求，但出于联合谢里夫集团反对穆沙拉夫的需要，人民党在由扎尔达里控制后转而表态支持恢复1973年宪法。然而，当扎尔达里当选总统后又将之抛到脑后，立场摇摆给了反对党绝佳口实诟病扎尔达里，也使得总统维护宪法第17号修正案的企图沦为镜花水月。
第17号修正案被第18号修正案取代后，扎尔达里彻底成为虚位元首，这一位置也就不再是巴基斯坦政坛核心人物如谢里夫兄弟的觊觎目标，真正的权力斗争将体现为围绕着总理职务展开的博弈。吉拉尼和谢里夫的事实合作关系也将在第18号修正案通过以后面临考验。
需要提及的是，两年来，基亚尼将军控制下的陆军保持了政治上的低调，除非涉及国家安全战略等重大问题，拉瓦尔品第陆军总部一般情况下均选择了沉默，任由旁遮普集团和信德集团互相争斗。军队的低调主要是因为一则穆沙拉夫下野不久，军队需要政治上的休养生息，过度积极无助于恢复军队在2007—2008年间受损的威望;二则军队忙于应对局面日渐恶化的反恐战争，无暇他顾;三则军队不愿意承担当前巴基斯坦国内乱象丛生的责任。尽管如此，军队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幕后影响力，任何巴基斯坦重要内外政策的出台和重大问题的处理，有关方面仍需与基亚尼将军密切协商，征得后者的首肯。就短期而言，军队居于幕后的局面不会改变，这既符合军队的利益，也符合巴基斯坦建国60年来军队干政和文官掌权几乎每十年轮换一次的规律。
为了避免这一规律在未来的某个时候重现，试图修宪的政党和法官也在宪法第18号修正案中增添了专门针对军队政变可能性的内容，即所谓“军队政变后参与裁定政变合法的联邦法官将受到法律严惩”云云。权贵集团试图用这一条款从根本上断绝军队再次干政的可能性，但这一条款能否实现自己的意图还需时间考验。

[1] ［美］威亚尔达：《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中文版，第88页。
[2] ［巴基斯坦］阿尔塔夫·高哈：《阿尤布·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第67—85页。
[3] 同上书，第29页。
[4] ［巴基斯坦］阿尔塔夫·高哈：《阿尤布·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第112—113页。
[5] 人民党主张将重组最高法院这一问题交议会表决，而谢里夫则要求政府直接颁布行政法令使乔杜里复职。
[6] 吉拉尼不曾因腐败罪名被定罪，因而以清白之身并未和其他许多人民党高级官员一样名列“民族和解令”的赦免名单。和解令存废与否，与吉拉尼个人政治前途无关。但对于仍然在世的和解令最大的受益者，扎尔达里的政治前途甚至是个人自由都和民族和解令息息相关。因而，是否支持保留和解令，便成了吉拉尼和扎尔达里关系的试金石。吉拉尼曾经坚决拥护保留和解令，2009年4月，逐步调整立场，显示出总理在和总统拉开距离，扎尔达里已经不再是人民党的唯一权力核心，他的政治前途和人民党的政治前途也不再能混为一谈。当然，吉拉尼也为此支付了代价，在2011年初的巴基斯坦议会危机当中，吉拉尼不得不单独寻求穆斯林联盟（领袖派）的支持，险些遭到国会的不信任投票，而扎尔达里作为总统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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