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000年左右，古代印度河文明产生于巴基斯坦境内。直至公元前2000年，生活在中亚的雅利安人来到印度河流域，征服了当地的达罗毗荼人，印度河文明逐渐衰亡。印度次大陆进入“吠陀时代”，雅利安人的政治中心开始向东转移到古代印度。公元前600年起，波斯统治巴基斯坦西南部地区，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曾率军短暂攻占过此地。此后被贵霜人统治。8世纪初，阿拉伯军队征服巴基斯坦和印度西边，建立伊斯兰政权，并将伊斯兰教传入，使大批当地居民成为穆斯林。11世纪初，巴基斯坦西北部处于阿富汗加兹尼王朝统治之下。12世纪初，古尔王朝又取代了加兹尼王朝。1206年，库特布·艾伯克建立奴隶王朝。1220年代蒙古大军攻入印度河流域，后成为蒙古大汗国的伊利汗国地。15世纪后300年间历经了6个王朝(德里苏丹王朝)，14世纪后期蒙古人帖木儿攻入印度河流域，帖木儿攻占德里，后裔巴布尔1526年建立莫卧儿王朝，管辖印度中北部和巴基斯坦东部部分地区。1757年后，巴基斯坦随印度成为英国殖民地。
1. 英国分而治之政策与穆斯林独立意识的产生
巴基斯坦和印度本是一个国家，其之所以要独立建国，最早缘起于英国对印度殖民统治时期实行的分而治之政策，其推动力是伊斯兰教。自从英国东印度公司全面控制印度次大陆之后，最感到屈辱的是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强大的莫卧儿帝国的穆斯林，他们虽然属于印度社会的少数派，但却曾经是印度次大陆的主宰，因此他们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反抗尤为强烈，对英国殖民统治采取了全面不合作，拒绝接受殖民统治者强行推广的西方文化。而很多印度教徒，包括大量的印度教王公在内，由于长期遭受伊斯兰教压迫，因此他们对同样不信仰伊斯兰教的殖民者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对英国殖民统治者更多采取了合作的态度。
鉴于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不同态度，英国政府决定在印度实行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将“不服管理”的穆斯林作为重点打击对象，而将“比较顺从”的印度教作为拉拢对象。在英国一系列政策打压之下，穆斯林在印度社会曾经拥有的优越地位完全被摧毁，开始沦为社会下层。
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对殖民统治者的不同态度在1857年大起义中得到了兼具悲剧和闹剧色彩的体现。1857年5月10日，印度米鲁特的士兵举行起义，打死英国军官，烧毁殖民官府，在人民响应下，次日攻占德里，拉开了印度民族大起义的序幕。这就是1857年印度人民反英大起义。英国殖民者认定这次大起义是由穆斯林发起的，因此对穆斯林给予残酷镇压，进行血腥屠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0多个印度教王国则上表给英国殖民者称颂英国人对穆斯林的镇压，这种行为不能不引起穆斯林对印度教的愤恨，这次大起义因此成为印度教和穆斯林教走向分化的一个分水岭。
1857年印度大起义让英国人得到了两条重要教训：第一，穆斯林是最危险的敌人;第二，完全依靠英国人的力量统治印度是不可能的。这两条教训合在一起，便导致了英国殖民统治政策的历史性转变。英国议会于1858年通过《印度政府法》，撤销东印度公司，印度由女王接管，英国驻印度总督加“副王”衔，是英国女王在次大陆的最高代表。东印度公司的寿终正寝带来了一些改变，英国人开始有意地扶持印度上层人士，作为殖民统治的帮手。
不过，英国人的“宽容”政策却并不包括穆斯林，英国人将1857年的大起义称为“穆斯林的暴动”，有人说“1857年暴动不是印度教徒发起的，……是穆斯林阴谋策动的结果。穆斯林企图消灭我们。除了他们根深蒂固地反基督教情绪外，还有其他动机。”^[1]英国人过去仇恨穆斯林的英勇，现在又增添了敌视宗教的内容。在报复和恐惧双重心理的作用下，英国人在扶持印度教徒的同时，不遗余力地压制穆斯林。在当时“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办公室，穆斯林能够在那里可望找到比苦力、邮差和听差更高的职业。”^[2]1859年，英国人的孟买省督写道：“分而治之是古代罗马人的口号，而现在它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口号。”^[3]
然而，精通殖民学的英国人很快便认识到，一味报复穆斯林并不高明。他们扶持的印度教徒实际上和穆斯林一样不喜欢殖民统治，区别只在于印度教徒的忍耐力更强而已——或者按照印度人自己的说法，更“听天由命”。更令英国担心的是，随着穆斯林势力的衰落，印度教民族主义却在崛起，并将矛头指向英国。19世纪下半叶，印度教徒的民族主义迅速从书斋走入寻常百姓家，英国人发现自己教育出的学生虽然对英国文化充满尊敬，但对英国人的统治却一点也不心甘情愿，并且大有将这种不心甘情愿传遍全印度的趋势。英国人敏锐地捕捉到了空气中不祥的气息，他们认定印度教教徒得到的利益已经太多，应该让长期受到压制的穆斯林力量有所增长，以便殖民统治中屡试不爽的“分而治之”策略效果充分发挥。
1867年，一些印度教徒上层人物提出在法庭中废除穆斯林使用的乌尔都语，只使用印地语。这件事情被英国人充分利用，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分而治之”策略的效果。语言之争的最深远影响，在于使穆斯林感到了来自英国殖民者和印度教同胞两方面的敌意，穆斯林在1857年大起义中也得到了一个教训：用武力直接挑战英国人是无法取胜的，但他们并没有任何理由甘心忍受英国人“授予”印度教徒的优势地位。既无法恢复莫卧儿的疆土，又不见容于印度教同胞，于是，同印度教徒分离、另立门户的主张逐渐浮现在一直为穆斯林寻找出路的思想先驱们的脑海中。“两个民族”理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思想主张，并最终成为指导巴基斯坦独立建国的理论渊源。
2. 两个民族理论的提出和发展
1882年，穆斯林启蒙运动的先驱赛义德·阿赫迈德公开谈到了印度次大陆“两个民族”的问题。他说，如果发生英国人从印度全部撤走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两个民族——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有可能坐在同一个宝座上，享有同等权利吗?当然不可能，那时必然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4]这是穆斯林民族主义者第一次提出“两个民族”理论，为日后穆斯林的宗教民族主义实践和次大陆的分治奠定了精神基础。
1905年，英印政府决定将孟加拉划分为穆斯林占多数的阿萨姆和东孟加拉省、印度教徒占多数的西孟加拉省两个部分。分割孟加拉使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矛盾公开化。次年，全印穆斯林联盟(穆盟)在达卡成立，这个比国大党晚成立22年的政党成了穆斯林民族主义运动的代表，两个政党在关于印度次大陆未来发展的许多方面都存在根本性分歧，印度次大陆民族主义运动由此正式分裂成两个互相矛盾的部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人将印度作为兵员、物质和财力的重要供应基地。这场历时四年的战争对英国与印度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印度在四年战争中为英国贡献了100多万军队和12780万英镑军费，还有不计其数的战略物资。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不得不向印度做出重大让步，1917年8月20日，英国政府印度事务大臣蒙太谷宣布英国将对印度实行新的政策，逐步给予印度相当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自治领地位。而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严重，虽然两者曾于1916年就宪政问题达成协议，但国大党根本不愿意同穆盟分享权力，并于1929年公然撕毁协议，拒绝穆盟提出的穆斯林自治要求，两党的分歧已经无法弥合，穆斯林独立建国已是无法扭转的历史发展趋势。
1930年，卓越的诗人、哲学家、穆斯林的文化领袖伊克巴尔提出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建立独立国家的设想，伊克巴尔为未来的穆斯林国家绘制的蓝图恰好便是今天的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版图。
1937年印度举行省区选举，国大党大获全胜，语言问题再次被国大党内的印度教极端主义分子提出来。印度教教派主义迅速膨胀，就连尼赫鲁都公开对穆盟表示蔑视。1937年3月，尼赫鲁说：“今天在印度只有两股力量，英国帝国主义和国大党代表的印度民族主义。”尼赫鲁的说法并不全然错误，在当年的选举中，穆盟只获得了不到5%的穆斯林支持，对选举政治娴熟无比的尼赫鲁觉得根本没必要和穆盟分享英国人给予的权利。
此后，穆盟与国大党的关系迅速恶化，穆盟内部一些原本并不看好穆斯林独立建国的领袖不得不开始认真地思考伊克巴尔的主张了。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他的思想转变。历史证明，真纳调整自己的思想对穆盟、对日后的巴基斯坦都是命运攸关的。
3. 1940年《拉合尔决议》：穆斯林独立的正式提出
1940年，穆盟年会上通过著名的《拉合尔决议》，正式要求建立独立的穆斯林国家。《拉合尔决议》提出：“除非是在下列基本原则基础上提出，否则任何宪政计划都不能在本国执行或被穆斯林接受。这些原则是：地理上相连的单元分划为地区，地区按必要可作领土调整，以便穆斯林在数目上占多数的区域如印度的西北和东部地带可合并组成一些‘独立国家’，其中参加合并的各单元都将实行自治并拥有主权”。《拉合尔宣言》不但正式宣告穆斯林的分治要求，也为日后的穆斯林国家确定了基本的政治形态——联邦制成为穆斯林选择的政治体制。但这一设计却暗含着两个重大隐患：(1) “一些独立国家”的表述为日后的东西巴分裂提供了法律基础，穆斯林并不是非得合并成一个国家，正是由于这一点，20多年后，东巴基斯坦在印度的介入下通过战争成立了孟加拉，1947年的次大陆分治到1972年才正式结束。(2) 联邦体制使日后的巴基斯坦中央政府对构成西巴的主要省份俾路支斯坦、阿富汗尼亚(西北边省)的控制力大大下降，给了巴基斯坦俾路支人、普什图人的民族分离运动以可乘之机，直到今天，联邦的稳定性仍然是巴基斯坦最大的内部安全威胁。
需要注意的是，《拉合尔宣言》是作为全体穆斯林的政治要求而提出的，为追求最大化的政治利益，只能提出最简单和最不招致纷争的政治方案，并没有就巴基斯坦组成情况做出细致规定，没有就巴基斯坦内涵做出精确描述。1943年，英国诗人、作家贝弗利·尼科尔斯来到印度，后来他将自己的印度之行写成《对印度的裁决》一书。书中，尼科尔斯回忆道：“我会见了亚洲一位最重要的人物真纳先生”，在会谈中，尼科尔斯提醒真纳先生，人们特别指责他的是，全印穆斯林联盟一直没有能够就巴基斯坦这一概念做出解释，尼科尔斯问道：“你将如何叙述有关巴基斯坦的重大原则?”真纳先生回答说：“用五个词，印度的穆斯林是一个民族。”^[5]
没有将巴基斯坦的精确内涵告诉世人的真纳先生为自己辩护说：“关于爱尔兰和英国分离的文件，大约仅有十行……我已经提供给世人多于十行的材料，以便指出成立巴基斯坦的原则和手续，但是预先提供一份包括所有细节的蓝图，那是超过任何人能力的。……最重要的是先承认了分离的原则，其他事情自然而然就跟着解决了。”实际上，以真纳先生的法律才干，用一整套严格的法律词汇来定义巴基斯坦未必无法实现，但这在政治上却是一种非常有害的尝试。真纳先生清楚地知道，他创立一个国家的艰难事业，除了他本人和伊克巴尔、利亚卡特·阿里·汗等少数个人的聪明才智外，只能依靠一套不能深究的精神符号，那便是伊斯兰教。对于即将成为巴基斯坦公民的旁遮普人、信德人、帕坦人、俾路支人以及孟加拉人来说，宗教几乎是他们之间唯一的共同点。如果没有伊斯兰教，根本不会有巴基斯坦。真纳先生曾在穆盟拉合尔年会上说过，“印度的穆斯林包括9000万人，他们是一个和其它民族享有同等的自决权的单独的民族”。“我们是一个民族，有我们自己的独特文化和文明、语言和文学、艺术和建筑、姓名和命名方式、价值和情感观念、法律和道德原则、风俗和历法、历史和传统、才智和追求。”^[6]
1947年2月，英国政府派蒙巴顿任印度总督，6月公布了印巴分治的“蒙巴顿方案”。印度被分割成：(1) 巴基斯坦国，包括西巴基斯坦和东巴基斯坦，人口7000万;(2) 印度联邦，包括英属印度的其余部分，人口2.25亿;(3) 王公土邦562个，占印度面积2/5，人口8100万，在政权移交后享有独立地位，但可参加印度或巴基斯坦。1947年8月印、巴正式分治。8月14日，巴基斯坦宣告独立，成为英联邦的自治领(领土包括东、西巴基斯坦两部分)。
4. 独立过程对巴基斯坦现代化的影响
民族国家是现代国际社会的基本单位。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民族国家有不同的形成过程(参见本书印度模式部分，我们引用金观涛先生的研究对此问题进行阐述)，不同的形成过程对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实现现代化目标之后的国家形态具有重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取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走过了不同的现代化进程，其中一个很大原因就是这些发展中国家获得民族独立的过程和方式不同。比如东欧国家和亚洲一些国家的独立过程对各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就产生了重大影响。就巴基斯坦的独立过程来说，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宗教在国家独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甚至是关键性作用。从巴基斯坦独立的过程来看，所有的一切都和一个词汇紧密相关：伊斯兰教。真纳先生创立的巴基斯坦，是20世纪世界上唯一因宗教原因而建立的国家。伊斯兰教是这个国家的前提和基础，自建国之始，宗教力量便自视为巴基斯坦立国基石伊斯兰教的捍卫者，历届执政者也无不把伊斯兰教作为加强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7]在独立后的60年时间里，伊斯兰教对巴基斯坦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国家的方方面面，包括其缓慢而痛苦的现代化进程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1] ［巴基斯坦］阿拉纳：《伟大领袖真纳——一个民族的经历》，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文版，第43页。
[2] 同上书，第42页。
[3] ［巴基斯坦］阿拉纳：《伟大领袖真纳——一个民族的经历》，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文版，第44页。
[4] 唐昊、彭沛：《巴基斯坦 孟加拉：面对种族和宗教的冲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5页。
[5] ［巴基斯坦］阿拉纳：《伟大领袖真纳——一个民族的经历》，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文版，第274页。
[6] (Pakistan)Dr. Riaz Ahmad: All India Muslim League and the Creation of Pakistan. Islamabad 2006. pp.92.
[7] Husain Haqqan, “The Role of Islam in Pakistans' Furture,”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8, No.1,2004, 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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