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西南非洲社会经济的发展，阶级状况发生很大的变化。工人阶级的队伍迅速壮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力量不断增长，再加上南非民主运动的影响，西南非洲人民逐渐展开了新形式的反殖民主义斗争。

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西南非洲就建立了第一个工会组织“卢得立茨港工人联盟”。1952年和1953年，这个工会曾两次领导奥万博工人的罢工。警察镇压第二次罢工时，打死了3名工人，工会的活动也被禁止。但是，这次斗争仍然取得了缩短工作时间的成果。此外，尽管工会仍遭到严格禁止，但在各地仍然组织了多次罢工。

1952年，在南非大、中学校读书的西南非洲学生组织了“西南非洲学生会”。这些学生回到西南非洲后，积极进行活动，努力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1955年，西南非洲学生会的成员同国内一些青年一起，组成了“西南非洲进步协会”，领导人是瓦恰·考克蒂。由于这个组织的积极活动，1958年以后，一系列的政治团体先后成立。1959年4月，萨姆·努乔马(Samuel Nujoma)创建了“奥万博兰人民组织”;1960年6月，这个组织改名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以“非暴力积极行动”为总方针。同时，1959年5月，瓦恰·考克蒂成立了“西南非洲民族联盟”。这两个组织都要求撤销南非政府在西南非洲建立的政权，宣布西南非洲独立。此外，还有“西南非洲联合民族独立组织”、“西南非洲民主联盟”、“雷霍博斯自治区公民协会”等组织，它们都反对种族隔离，反对南非政府统治西南非洲。

由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西南非洲民族联盟的积极活动，1959年12月，在西南非洲的行政中心温得和克发生了群众抗议运动，反对新的种族隔离措施，即把温得和克建成一个“欧洲人”的城市，把非洲人赶到郊外划定的居住区。群众举行集会，多种公共服务事业、酒吧间、电影院、跳舞场以及公共汽车都受到抵制。南非军警迅速开来进行镇压，打死打伤近60人。温得和克事件对于西南非洲人民民族和政治觉悟的提高，产生了很大推动作用。

西南非洲多个政治组织、团体和个人多次向联合国递交请愿书。非洲人民多次举行会议，非洲的政治家多次举行会晤，都一再向联合国呼吁，要求对南非在西南非洲的专制统治实行制裁。然而，联合国迟迟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南非政府宣布，把西南非洲问题列入联合国的议题就是干涉南非内政，因此它拒绝参加联合国的讨论。

1963年10月，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西南非洲民族联盟进行了一次联合的尝试。两个组织的执行委员会决定合并组成“西南非洲解放阵线”。但是，这个联合没有成功。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斗争实践中体验到，单纯依靠“非暴力积极行动”不能实现西南非洲的独立。于是，从1963年起，它的领导人改变策略，开始训练游击队。有些青年人到达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在那里受训，有些人则到阿尔及利亚、埃及等国接受军事教育。

1966年8月26日，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的游击队在北部的卡普里维地带袭击南非军队，开始了反对南非统治的武装斗争。同时，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又在城市、农村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运动。1969年8月，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发表公报，表示要坚持武装斗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武装力量不断壮大，武装斗争的范围日益扩大。1975年，安哥拉独立，为西南非洲人民的武装斗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安哥拉的南部成为西南非洲人民加强游击队活动的基地。西南非洲人民的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有力地冲击着南非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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