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军政权“还政于民”之后，先后有贝朗德、阿兰·加西亚、藤森、托来多等文官总统执政。面临世界经济恶化的外部环境，贝朗德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战略，成效不大。阿兰·加西亚转向了“非正统的经济政策”，结果败得更惨，藤森上台后选择了一条介于前二者的“中间道路”的战略，加之世界经济环境开始变好，秘鲁的形势也向好的方面转化。在文官政府统治下，秘鲁现代化的特点是政治现代化有较大进步，经济现代化困难重重，同时社会问题日益突出。

(一) 贝朗德政府的改革与发展

1980年7月28日贝朗德第二次就任总统。在他新的5年任期之内，秘鲁政治现代化和制度化又有所进步。他使秘鲁重现了多党政治和民主政府。他的政府是一个有着“广泛基础的政府”，人民行动党和基督教人民党(PPC)结成联盟，共同掌握着参众两院的多数议席和多数地方政权，左派政党联盟的领袖阿方索·巴兰特斯·林根和阿普拉的领袖阿兰·加西亚也都被安排了内阁职位。他对曾赶他下台的军方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对于军政府所进行的改革，特别是第一阶段的改革，不是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进行一些修改和调整。1980年7月28日正式颁布了莫拉莱斯执政期间由立宪会议制定的宪法，宪法规定，秘鲁是“在劳动基础上的独立自主的社会民主共和国”，“国家反对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支持世界被压迫人民”。同一天，议会发布政治大赦和劳工大赦。贝朗德坚持他早年倡导的政府的非集权化和地方自治的实践，在1980年11月恢复了地方市政选举。他高度重视立宪政府的神圣性和政府的权力分层原则。根据宪法规定，设立了主计长署和公共部，负责对政府官员和机构中重要的、有争议的问题调查监督，总统尊重它们并赋予它们自由执行公务的权力。在恢复和巩固政治代表性方面，贝朗德重建新闻自由。他在就职后几小时内就签署了有关将前政府接管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归还原主的文件，在其任期内，秘鲁的新闻媒体，包括电台和电视台享有了秘鲁历史上最大的自由和表现出更多的多样化。贝朗德政府坚定地忠实于宪法和民主原则，促进了批评和争论合法化环境的出现，这期间，反对意见盛行，对话和协调总是摆在桌面上进行，选举是公开自由的，在贝朗德任期届满时，他和他的人民行动党与阿兰·加西亚及其阿普拉党之间实现了权力的和平交接。总之在贝朗德第二任期，宪法得到维护，民主得到加强，与之前相比，民众力量享有更多的议会权利和代表性，从来没有如此之多的民众和利益集团这样自由公开地参与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之中。但是，贝朗德执政期间政治发展的成果由于下述两方面的问题而显得暗淡无光。

第一，经济问题。

鉴于军人集团利用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的失败和外国私人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因秘鲁债务困难而对秘鲁施加的压力，贝朗德上台后采取了一套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战略，根据此战略，政府削减国有企业(从1980年的174家减至1984年的140家)，刺激私人投资，并采取了若干开放经济的措施：减少政府对价格、市场、金融体系的干预;降低关税和减少贸易壁垒;为加大出口品的竞争力而实行货币缓慢贬值;提高银行储蓄利率，加强对外债的控制等。但新自由主义战略并不适合秘鲁原有的经济结构，从私有化、贸易自由化、公共投资、宏观经济管理诸方面看，该战略都遭到失败，^[1]秘鲁的外债从1980年的90亿美元增至1985年的140亿美元，通胀率由1979年的67%增至1983年的125.1%，秘鲁索尔与美元的比价1980年6月为260∶1，到1985年7月为11000∶1。造成失败的原因除上述战略选择不当外，还有另外两个方面，一是从1982年起国际市场上石油和矿产品价格急剧下跌，致使出口收入锐减;二是自然灾害的沉重打击。1983年秘鲁北部地区遭受洪水灾害，而南部地区则持续干旱，致使秘鲁经济损失达10亿美元，1980—1982年秘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2.5%，到1983年则下降为-11.8%，尽管政府采取了紧缩政策，重新安排偿付外债，但198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比上年增长了3.5%，1985年仅增长2%。^[2]政府的宏观紧缩政策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加剧了社会分化，1982—1985年人们的实际工资收入下降了35%以上(从而减少了农民的实际收入)，甚至“非正规经济”部门的收入也下降了近20%，失业和半失业人数占经济自立人口的2/3，人们的健康、住房、饮水条件都大大恶化。总之，经济调整的负担大部分落到民众头上，民众的不满加剧。

第二，“光辉道路”问题。

“光辉道路”是秘鲁共产党中一个派别的秘密武装组织。它的总书记阿维马埃尔·古斯曼原是1964年从秘鲁共产党分裂出来的秘鲁共产党红旗派的中央书记，1970年他率其所在的阿亚库乔地方委员会另立中央，改称为“走马里亚特吉指引的光辉道路的共产党”，简称“光辉道路”。该组织在成立后的最初十年主要从事政治宣传和组织建设活动。古斯曼崇拜秘鲁共产主义创始人马里亚特吉的思想，主张建立“印第安社会主义”，经济上恢复古印加的自然农业生产模式，政治上建立一种类似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这些主张极大地迎合了秘鲁中部山区贫困的印第安农民(人均收入不足200美元，预期寿命仅45岁)渴求摆脱剥削和遭人歧视的心理。^[3]他的理论被广泛接受，其组织网络也迅速扩大。当1980年长期的军人统治结束，秘鲁开始举行自由选举之时，“光辉道路”认为这是秘鲁资本主义化加深的标志，认定秘鲁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捣毁国家机器，夺取政权，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才能打开通向社会主义的大门，因而古斯曼下令开展“持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人民战争”。他们先是在山区省份袭击警察和小股政府军，夺取武器，袭击地主庄园把土地分给无地农民，抢劫银行和工商企业，强迫它们拿出资金作游击队的活动经费。随着“光辉道路”力量的发展壮大，“武装斗争”逐渐变成爆炸、暗杀、破坏经济设施等恐怖活动。1983年参议院委员会估算因游击队爆炸和破坏所引致的经济损失达10亿美元，仅1984年一年就有近4000人丧生于暴力之中。^[4]由于国内暴力活动的加剧，贝朗德政府不得不于1981年3月颁布“反恐怖法”，1982年底军队首次直接干预恐怖活动。政府曾多次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1984年7月，政府决定由军队负责在全国范围内镇压恐怖活动，但恐怖活动有增无减，不断升级，甚至在1984年又出现了以利马为基地的新的游击队组织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MRIA)。

(二) 加西亚政府的改革和发展

经济困难和社会动乱使贝朗德及其人民行动党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在1985年总统选举中仅得到6%的选票，而经过组织更新的阿普拉党提名36岁的阿兰·加西亚为候选人，结果以获得48%的选票当选总统。

加西亚的当选具有双重历史意义，其一，在经过55年艰苦斗争之后，阿普拉党最终赢得了总统职位，并获得了上下两院的多数议席;其二，1985年标志着40年来秘鲁第一次由一位民选的文官总统将权力和平地移交给下一个民选的继任者，这说明宪法规定的民主信条已受到秘鲁各党派和军队的尊重，政治现代化的成果得以维护。

加西亚所在的阿普拉党有近60年的历史，其纲领具有反帝和民主性质，党在群众中有较广泛的基础，加西亚是该党的创始人阿亚精心挑选的接班人，能言善辩，在民众中有很大的吸引力，被秘鲁政界称为“秘鲁政坛上一颗闪光的新星”。他就任总统时表示要建立一个民族主义的人民民主政府，要为“和平、幸福和社会正义”而工作。他的新政府指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整方案造成秘鲁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其对经济调整的基本构想是强调走秘鲁自己的道路，主张建立“民族主义、人民大众的经济”，强调发展，强调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主张在进行应急调整的同时，也开始进行结构性调整。为此他大胆采取了一些非正统的调整措施：(1) 限额还债，宣布秘鲁只能用全年收入的10%还债;(2) 实行通过扩大需求促进生产发展来抵制通货膨胀的政策，核心是降低利率、降低税率、提高工资、增加信贷;(3) 加强农业，增加政府对农业的投资，对农业生产所需要的22种进口产品免除进口附加税;(4) 实行提高最低工资50%，扩大就业机会等社会改良政策。以上这些措施在最初两年发挥了作用，秘鲁经济1986年增长了8.5%，1987年又增长了7%，通货膨胀率也比1985年大大下降。

但从1988年起，秘鲁经济出现严重危机，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8.4%，年通货膨胀率高达1722%，国际储备为负3.5亿美元。导致这种危机的原因，从主观看是政府决策的失误。1986、1987年的经济增长实际是以消耗外汇储备、增加财政赤字为代价的，也是靠利用前几年经济萧条时闲置设备能力的结果。政府扩大需求增加生产的政策本想依靠企业家把赚得的利润用于国内投资扩大再生产，但他们对经济前景缺乏信心，却将利润汇往国外。1987年7月政府仓促提出私人银行国有化计划，更造成了企业家们对国有化的恐慌，加速了资本外逃，从而使政府的投资计划成为泡影。同时，由于秘鲁执行限额还债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秘鲁划入“无资格受贷国”之列，因此，秘鲁难以获得国外新贷款。不增加新的投资，经济增长便难以持续。从客观看，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下降，使秘鲁的出口收入减少;秘鲁人口增加、可耕地面积少，每年需进口4亿多美元的粮食。这些情况都加重了秘鲁经济发展的困难。

除经济政策受挫外，加西亚政府对付反政府游击队的政策也遭到失败。加西亚执政初期，一方面试图同“光辉道路”等游击组织进行对话以实现和解，另一方面力图在贫困山区增加投资改善当地人民生活，以消除暴力活动的社会根源，与此同时，不放松用武力镇压手段对付游击队。但“光辉道路”和“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等游击组织拒绝对话，他们运用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以安第斯山区为根据地，把游击活动扩大到利马等一些主要城市，破坏桥梁和输电塔、袭击工厂和矿山，企图切断对城市的食品和电力供应。“光辉道路”的成员还渗透到工会、学联、居民组织、赤贫安置协会和新闻界。据统计，到1990年恐怖暴力活动已造成1.5万多人死亡和120多亿美元的财产损失，并迫使政府宣布全国24个省区中的1/2省区处于紧急状态。^[5]

在政治方面，加西亚政府保持了多种意识形态共存的民主政体，容许各政党、组织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活动。政府对军方的势力逐步加以限制，1987年4月总统签署了一项法令，决定成立国防部，以改变陆、海、空三部鼎立的状况，政府还对司法部门和警察部队进行了整顿，通过地方分权法，加强地方的权力。按照宪法的规定，1989年11月的市政选举和1990年4月的总统和议会选举得以顺利进行。在秘鲁，一种日益增长的恐怖主义倾向和公开的形式上的民主进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由于经济政策的失误和对暴力活动制止不力，加西亚和他的阿普拉党在人民中的威信下降。1990年6月，日本移民的后裔、农艺师藤森当选为新总统。秘鲁民众似乎从藤森身上看到了创造奇迹的日本民族的缩影(东方式的坚韧不拔、诚实、勤奋)，而对传统政党的领导人无力解决长期困扰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感到失望。

(三) 藤森政府的改革与发展

1980年代对拉美来说是“失去的10年”，对秘鲁亦同样如此。1980—1990年秘鲁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0.3%，其中工业为-0.2%，通胀率达到233.9%，国内投资总额的年增长率为-5%，1990年外债总额达到211亿美元。阿尔韦托·滕森上台后，他的经济政策重新向正统的自由主义方面转变，但并没有像他的竞选对手巴尔加斯·略萨提出的那样，实行彻底的对外开放的私有化，而是有所缓和。他的改革包括：(1) 通过取消价格管制和价格补贴、改进税收机制和完善征税体系、 强化财政纪律、控制货币发行量、增加进口商品的供给等措施，稳定经济形势;(2) 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3) 降低关税壁垒， 实行贸易自由化;(4) 实施金融自由化;(5) 放宽对外资的限制;(6) 改革社会保障体系。

从政策效应方面看，藤森执政10年，5个年份的增长率高于拉美国家的平均增长率，1994 年的GDP增长率高达12.7 % ， 居拉美各国之首。通胀率由加西亚执政后期的7000%下降到1999 年3.7 %。财政经济形势得到改善，外资重新涌入，仅在1996 年， 进入秘鲁的外国直接投资净额就接近35 亿美元。^[6] 在政治方面，藤森推出的新宪法在1993 年的全民公决中获得了通过，这一宪法使藤森得以再次参加竞选。秘鲁政府对付恐怖活动也取得了有效成果。自1992年以来，逮捕和监禁了包括古斯曼在内的“光辉道路”的几乎所有高级领导人，1992年5月大赦法颁布后，大约有4000名“光辉道路”游击队员向政府投诚。1997年人质危机成功解决后，反政府的暴力活动大大减少，秘鲁出现了新的转机。

但是，秘鲁发展中的严重问题仍存在，其中包括严重的对外依赖、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和社会不公正问题。当年加西亚总统上台时曾对这三个问题作过精辟的论述。在谈到对外依赖时他指出，“我们的历史也就是我们依附于外部势力的历史，这些势力结成盟友并通过强大的国内利益集团形式，把我们国家拖入了目前的危机”;“我们最初是原料出口国，后来是工业品进口国……，今天，我们完全成了一个债务国”;“沿着这条依附于外国经济的道路，我们目前发展走到了穷途末路”。关于经济结构问题，加西亚指出，首先存在着地区之间的不平衡，造成利马、沿海城市与秘鲁其他部分完全脱节，例如，80%的工业集中在利马，教育和保健机构也都集中在利马。其次是各部门之间在经济上脱节，特别是工业和农业之间的不平衡。工业部门占有秘鲁85%的投资，但只雇用38%的秘鲁人，而农业部门只占全国投资的15%，却有60%的人在这个部门工作。加西亚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社会不公正问题：秘鲁社会如同一座金字塔，10%的人占全国总收入的50%，另外15的人占全国总收入的30%，而其余75%的人仅占全国收入的20%，过着忍饥挨饿的生活。“国家到目前为止不是国家，因为迄今为止国家使极少数人致富，对于其他人的就业、保健和服务只用了很少一点钱，对这70%的人口冷漠无情。我们应该解决这种造成两部分人对立的社会冲突”。^[7]藤森总统虽然缓解了秘鲁表面的政治经济危机，但加西亚当年指出的深层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由当年普拉达、马里亚特吉、阿亚等人提出的许多问题至今看来仍然是中肯的。这些问题仍然是新任总统托来多所要面对的，秘鲁现代化的道路仍然十分漫长。

[1] 曼努埃尔·帕斯托尔和卡洛尔·怀斯：《1980年代秘鲁的经济政策：正统、非正统再回到正统》 （Manuel Pastor and Carol Wise， “Peruvian Economic Policy in the 1980s：From Orthodoxy to Heterodoxy and Back”），载《拉丁美洲研究评论》（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1992年第2期，第87—91页。
[2] 劳尔·P.沙瓦：《秘鲁的政治发展和民主》，第74—75页。
[3] 迈克尔·里德：《秘鲁：通向贫困之路》，第107—110页。
[4] 劳尔·P.沙瓦：《秘鲁的政治发展和民主》，第75—76页。
[5] J.K.布莱克主编：《拉丁美洲的问题和前景》（Edited by Jan Knippers Black,Latin America,Its Problems and Its Promise），美国西方观察出版社1991年版，第460页。
[6] 拉美经委会：《目前的现状和展望：2002—2003年拉美和加勒比经济概览》（ECLAC, Current Conditions and Outlook ： Economic Survey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 2002—2003），圣地亚哥， 2003年版 , 第40页。
[7] 阿兰·加西亚总统：《告全国书》，载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编《拉美资料》，198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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