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独立后170年的发展，特别是60年代中期以来的发展，秘鲁的现代化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从经济方面看，1990年人均GNP已达到1160美元，其产业结构亦有了较大变化，1965—1990年农业比重由18%下降到7%，工业由30%上升到37%(其中制造业由17%上升到27%)，服务业则由53%上升到57%。工业制成品的出口由1965年占出口总额的1%，上升到1990年的24%。^[1]从社会结构方面看，城市化水平得到大大提高，1990年秘鲁人口已达到2170万人，其中城市人口由1965年的52%上升到1990年的70%，特别重要的是有大量印第安农民移入城镇和城市，加快了社会整合的步伐。教育水平也得到普遍提高，1965—1989年小学入学率由99%上升到123%，中学由25%上升到67%，大学由8%上升到32%。医疗卫生和健康水平得到较大改善，1965—1990年，婴儿死亡率由130%下降到69%，每个医生负担的人口由1965年的1650人减至1984年的1040人。^[2]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秘鲁社会出现了多种社会阶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都得到壮大，代表这些阶级的新的政治集团和政党不断涌现。

从政治发展方面看，权威合理化、机构分权化、大众参政化三个关键内容都有了明显进展。首先，自1962年以来的历届政府的政治取向是合理的。尽管政策的着重点有所变化，但都重视印第安人、农民、反对寡头统治、城市化、工业化、国家一体化等问题，都致力于改革与现代化，一个改革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在秘鲁社会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在国际事务中，秘鲁奉行了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外交方针，赢得了从未有过的国家尊严和自信。其次，政府雇员大量增加，政府机构得到较大扩充。虽然军政府期间是集权统治，但贝朗德的两届政府都一直强调政府机构的分权化和地方自治，恢复了司法部，按1979年宪法设置了若干新部，从而提高了政府行政机构的专业化和效率。后来的文官政府也坚持了同样的原则。再次，虽然军政府期间秘鲁的民众参政一度受到压抑，但正是由改革主义军政权本身推动和监督了自由公开选举。1980年后，秘鲁重新恢复了多党政治和代议制政府，所有18岁以上的秘鲁公民均被赋予选举权，1985、1990年成功地进行了国内民主选举，并顺利实现了按宪法规定的和平的权力移交。秘鲁的政治民主成果得到巩固，政治制度化得到了发展。

尽管秘鲁同自己的过去相比，现代化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同墨西哥、巴西、智利等其他拉美国家相比，特别是同东亚后起之秀国家相比，秘鲁的现代化并不是成功的，秘鲁至今仍是以生产和出口农矿初级产品为主的国家，被世界银行列入的“下中等收入国家”，特别是1970年代以来出现的经济增长减缓、外债增加、通胀严重、恐怖活动不断。藤森1992年4月的“自我政变”也说明政治中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尤其是对外依赖、不合理的经济结构、社会不公正等深层次的问题并未获得解决，秘鲁的现代化仍需在崎岖之路上艰难迈进。

为什么秘鲁现代化的成效不大呢?通过对其现代化进程的回顾，我们至少可以总结出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 初级产品出口增长模式的长期实行束缚秘鲁走向自主发展的道路。秘鲁自殖民地时期就形成了一种围绕白银生产的出口经济，独立后又先后经历了1830—1870年、1890—1929年、1942—1970年三个出口繁荣周期，出口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17%、10%，^[3]这种增长模式虽然也带动了秘鲁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但总的看其联动和辐射效应不大，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初级产品出口增长的成功侵蚀了秘鲁自主发展的潜力，原因是，首先，每一出口繁荣开始阶段快速产生的积累力量将资源抽调到出口部门并削弱了非出口部门的平行发展。出口增长带来的外汇收入的增加，使进口商品增加，冲击了当地工业的发展，而利用外汇进口粮食则削弱了山区农业的发展。其次，开放经济使外国资本、外国技术、外国顾问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本国民族资本虽愿意通过与外资合作而增强自己的力量，但实际上在这种合作中，当地企业家和技术能力遭到厄运的情况更多，成功的民族企业家却非常稀少。第三，出口产业资本家与外资的结盟支配了政府的决策，使这种决策的形成有利出口部门，而其他的经济部门则受到忽视。第四，外资对当地发展的纯贡献很小，并且当外资占支配地位后，秘鲁与外资抗衡的能力就遭到削弱，依附日益加深。在秘鲁历史上，太平洋战争的失败、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1960年代出口增长和资本形成的失败，都为这种模式的转换提供了契机。但由于传统势力的顽强抵制，改革派阶级力量的薄弱和组织无力，短期经济压力对长期改革措施的制约，新一轮出口机会的快速到来等因素，使“非正统的经济政策”一再遭到挫败，因此，秘鲁不仅是外部经济潮流的囚徒，也是它自己历史的囚徒。

(二) 寡头政权长期存在延缓了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在拉美国家中，秘鲁是寡头政权倒台最晚的国家之一。这种政权是出口精英与外国资本家的联合政府，奉行正统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极力维护传统的依附性发展模式，不利于工业化的发展。自20世纪20年代秘鲁出现了意在推翻寡头政权的阿普拉运动、共产主义运动、人民行动党运动等等，但均因内部缺乏凝聚力、组织不善、政治上不成熟、改革目标不明确等原因而一再失败。1968年上台的军人政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秘鲁的传统结构，但在其建立的新的经济结构中并没有摆脱外国资本的控制。它虽然消除了出口农业、矿业和石油“国中之国”的结构形式，但却加强了城市工业经济中外国资本的作用。^[4]它已无力与跨国公司的全球力量抗衡。1980年后上台的文官政府尽管在政治民主化方面作出了一些举措，但政治民主化本身并不能产生真正的政治民主化，由于受传统体制和国际大环境的影响，新的文官政府并未能找到一条引导秘鲁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

(三) 分配不公，地理、种族、经济结构的二元性，以及由此引起的暴力与反暴力斗争加大了秘鲁现代化的难度。秘鲁的发展模式未能成功地改善人口中最贫困团体的处境，而是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出口导向的增长集中于沿海的现代部门，从而削弱了传统部门，特别是山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现代部门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有助于巩固雇工和生产方面的二元结构，这种发展倾向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地理、种族分裂，激起阶级矛盾、社会矛盾，从而导致下层民众特别是山区农民起义的不断发生，“政府军队的暴力镇压换来的是山区游击队反暴力的恐怖压迫、渴望分享社会福利、寻求变革的人则表现暴力，那些享有权力，从现状中获益，渴望长久维持其统治的人则强加暴力。”^[5]这种“暴力的辩证法”进一步增加了秘鲁现代化的艰难性。

总之，秘鲁现代化的失败大于成功，其教训启发人们深思。

[1] 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
[2] 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
[3] 罗斯玛丽·索普和杰弗里·伯特伦：《1890—1977年的秘鲁：一种开放经济的增长和政策》，第4页。
[4] 阿尼瓦尔·基哈诺：《秘鲁的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页。
[5] 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简明拉丁美洲史》，王宁坤译，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4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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