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1年秘鲁获得政治独立，从理论上讲，具备了现代化启动的一个重要前提，但由于秘鲁独立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外部输入的，关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建立独立秘鲁的决定都是在完全没有人民代表参与的情况下做出的，居支配地位的阶级(少数克里奥尔贵族)力量十分脆弱，因此，当1826年9月西蒙·玻利瓦尔离开秘鲁后，国家就进入了一个政治混乱和经济停滞的“考迪罗时代”。自由主义考迪罗同保守主义考迪罗相互争权夺利，1821—1845年更换总统达26位之多，直到1845年拉蒙·卡斯蒂利亚将军上台，才使秘鲁获得了秩序和稳定，同时经济上出现了“鸟粪繁荣”时期，秘鲁的现代化进程由此起步。从1845年卡斯蒂利亚执政到1919年“贵族共和国”结束，秘鲁经历了若干方面的转变，即经济上由鸟粪出口繁荣转向多样化的发展;思想上由古典自由主义转向新实证主义;政治上由考迪罗统治转向“有限的文官民主制”(寡头政治)。这些变化是在同一历史进程中交叉出现的。

(一) 鸟粪和硝石：第一个出口繁荣周期

从19世纪40年代初到1879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鸟粪和硝石的出口繁荣促进了秘鲁现代化的启动。秘鲁沿海盛产鸟粪，早在印加时代就在农业中广为施用。但直到19世纪40年代西欧农业变革时，鸟粪开发才有了新的推动力。当时英国推行集约农业，德国开始搞农业化学化，两国都需要大量肥料，国际市场对鸟粪需求的激增和价格上涨，推动了鸟粪的发掘和出口。据估计，在整个“鸟粪”时期秘鲁共出口鸟粪1080余万吨(可收入近1亿英镑)。秘鲁政府对鸟粪开采实行了一种国家垄断，同外国商行订立了承销合同，由印第安人和中国苦力开采。1840—1880年间，政府从鸟粪贸易中大约得到60%的收入。鸟粪出口很快使秘鲁经济成为拉美最有活力的部分。但是，它并没有给大多数人带来好处，因为鸟粪收入的一半以上被用来扩大文官人数(占29%)和军队(占24.5%)，另外还用于扩大铁路网(占20%)、向外国人和本国国民转付款项(占8%和11.5%)，以及减轻穷人的捐税负担(占0.7%)。^[1]

鸟粪收入通过公共开支对国内需求的增长产生明显的影响。据估计，“鸟粪繁荣”时期，秘鲁实际工资以每年3%的速度增加。但是，由于秘鲁手工业遭到破坏而缺乏一个企业家阶级，鸟粪造成的国内生产成本和价格提高，鸟粪收入的投资项目选择不当，以及传统体制未能创造促进生产的必要框架。结果，需求的增加并未能刺激国内生产，却使进口显著增加，并且使国家越来越习惯于依靠外国贷款。

但是，鸟粪开采却使秘鲁形成了一个基于沿海特别是利马的商业资产阶级。这一阶级的形成除了政府给予本地商人控制鸟粪贸易的特许权外，还有两种原因：一是政府清理内债。这些内债是独立战争期间和之后发放给当地地主与商人的国债券。据估计，债务总额不超过700万英镑，其中大部分是虚报的。二是废除奴隶制。1854年有25505名奴隶，每解放1名奴隶，付给奴隶主300比索补偿费，结果把765万多比索从政府国库转移到前奴隶主手中。通过上述渠道，鸟粪收入的相当部分转移到私人手中。一方面有助于金融资本的形成，1860年代先后有普罗登西亚银行、秘鲁银行、利马银行、抵押信贷银行得以建立;另一方面促进了中部和北部沿海大庄园的扩大，一半以上的私人资本被投资于沿海棉花和甘蔗种植园。结果，一个由商人、金融家和地主组成的寡头集团开始出现。他们在1871年组建了秘鲁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政党——文官主义党。该党主张重新确定政府经济政策的方向，把鸟粪收入用于铁路网的建设。主张官办教育，开发人力资源，反对军人执政。作为该党政治努力的结果，1872年该党党魁曼努埃尔·帕尔多当选为总统。

当帕尔多1872年8月就职时，他发现国家财政已经陷于瘫痪。国家曾以出售鸟粪作担保向外国大举借债，到1872年外债已累计达3500万英镑，需分期每年偿还250万英镑(相当于全年预算)。因此，帕尔多不得不同债务进行艰苦搏斗。此时鸟粪资源已近采尽，并被更便宜的硝石和人造化肥所取代。为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帕尔多对秘鲁南方硝石资源实行了国有化，但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同时，他的减少公共开支，削减军费开支，促进普通教育的计划遭到传统势力的强烈反对，结果，1876年普拉多将军上台，军人重新执政，接踵而至的是经济崩溃和政治恶化。

“鸟粪繁荣”带来了秘鲁国家官僚机构的现代化，改善了利马城市的基础设施，以及铁路网络的建设，黑人奴隶制和印第安人贡税得以废除，但却给秘鲁留下一笔巨额债务。由于加强了沿海地区在国家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于是强化了秘鲁历史上沿海与山区的分裂与冲突。鸟粪周期的结束说明仅仅拥有一种自然财富为后盾的经济繁荣是不可靠的。

(二) 太平洋战争与国家出路的初次辩论

1879—1883年爆发了以智利为一方，秘鲁和玻利维亚为另一方的争夺硝石资源的“太平洋战争”。战争无情地暴露了秘鲁国家的脆弱和山区印第安人缺乏对沿海精英所代表的秘鲁“民族”的认同。由于秘鲁国家的破产和帕尔多执政时对军队的削弱，秘鲁对战争几乎毫无准备，山区的一部分精英阶层放弃了保卫国家的抗战，而转向通敌立场。结果，1881年智利军队攻进利马，并占领了秘鲁大部分国土，到1884年他们撤军时，利马和沿海许多种植园遭到洗劫，沿海大地产主的利益遭到沉重打击。根据《安孔条约》，秘鲁将盛产硝石的塔拉帕卡区割给智利，并允许智利暂时占领塔克纳和阿里卡两区，10年之后以公民投票方式决定两区的归属。这样，太平洋战争以秘鲁的耻辱失败而告终，秘鲁的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饥荒、贫困的阴影笼罩着整个国家，社会解体的征兆已开始出现。1885年卡塞雷斯将军发动政变，并于次年建立了军人政权，达10年之久(1886—1895年)。

太平洋战争的失败引起了秘鲁国民尤其是知识界的反省和思考：为什么一个前不久还处在现代化大门口的国家现在却落到这等地步?他们对造成国家崩溃的原因以及秘鲁未来的建设道路展开了辩论，尽管答案有多种多样，但一致的观点是强调民族、文化、地理和种族分裂状态，它自独立以来一直折磨着这个国家。不管怎样，应该找到一种办法，以便不仅弥合山区和沿海的巨大地理差别，而且缩小传统的印第安农民世界与“现代的”克里奥尔社会之间日益扩大的距离。许多人认为，基本任务是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的民族国家。

辩论主要是在新一代的进步文官主义知识分子中间进行的，其中多数人在圣马科斯大学任教，后来又在政府中任职，他们是实证主义的忠实信徒，是“太平洋战争”后秘鲁国家重建和现代化的设计师。他们从实证主义关于科学与理性，秩序和进步的学说中发现了复兴民族的完善的意识形态工具，他们多数人温和地反对“封建的”西班牙殖民传统，而主张国家现代化。在他们看来，现代化就是工业化、有限的代议制民主和科学技术教育，就是思维方式的非经院主义和非唯心主义。他们赞扬美国，并希望在物质发展和政治民主方面努力赶上它的成果。弗朗西科·加西亚·卡尔德隆和曼努埃尔比森特·比利亚是他们当中的两位代表。前者是一位作家、外交官，他较完善地表述了他们那一代人的新兴的思想意识。他认为秘鲁需要一个有教养的、统一和进步的寡头集团的坚强领导，如果需要，它可以由一位强有力的领袖(“民主恺撒”)来指导。这个精英集团将着手使经济资本化、使国家中央集权化和现代化，并通过教育制度逐步把印第安农民吸收进国家。后者是一名开业律师和文官主义党的主要思想家，他补充了这一思想，强调需要进行教育改革，主张在大学采用功利主义课程，大学将培养出更多的工程师而非律师，从而更好地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共和国服务。^[2]另一位知识分子华金·卡佩洛对秘鲁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作了认真探讨，他谈到，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通过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地加以推动的，而19世纪末的日本则是依靠强大的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地实行改革，秘鲁究竟应选择哪一条道路呢?他认为应该走一条取两者之长的道路。^[3]

被后人奉为“现代秘鲁民族主义之父”的曼努埃尔·冈萨雷斯·普拉达(1848—1918年)也属于太平洋战争失败后的一代人，但他却处在本阶级的文化主流之外。他先后受过实证主义、浪漫主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不同哲学思潮的影响，是一位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文学家和高度敏感性的社会批评家。他对秘鲁战败深感屈辱，所以无情地抨击现有秩序的腐败和非正义。他认为秘鲁的战败应归罪于统治精英，这些精英分子在同智利的战争中缺乏国民凝聚力亦即爱国主义，无视国内被压抑的印第安居民，并且欢迎外国经济剥削。普拉达是秘鲁第一个提出土著问题不仅是教育问题，而且是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人。他认为，解决土著问题的出路不仅在于印第安人的人类尊严的自我觉醒和他们赢得以及保卫自己土地的能力，而且也在于作为一种改革条件的整个社会的激烈地转变。^[4]在他看来，秘鲁将通过联合印第安人的力量(有必要的话可以通过暴力)去推翻现存的制度而获得再生。“秘鲁像神话中的不死鸟一样，必须从自灰中新生。”^[5]普拉达的思想在他的许多同代人看来过于偏激，是对本阶级的背叛，结果受到嘲笑，在国家前途的辩论中他被排挤到了边缘。但是，他的深邃的思想却对未来的好几代人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 第二个出口繁荣周期和寡头制国家的形成

太平洋战争后，正值西方国家开始第二次产业革命，极力寻找工业品原料和为剩余资本及制成品寻找出路，遭受战争破坏的秘鲁便成为一个特别具有吸引力和有机可乘的场所，因为它的陈旧的生产能力已基本被战争毁坏，它的重建更容易符合西方国家的要求和新时代资本主义的规范。在秘鲁国内，许多精英从战败中总结的经验是不再依赖单一产品出口，认为秘鲁经济的未来在于开发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以便创造出一种比“鸟粪”时期更加稳定和基础更广阔的出口经济繁荣。但这种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是获得大量的外国投资。1885年后军政府的政策都服务于此种目的，其中两项主要措施是取消了贬值纸币的流通和签订了格雷斯协议。^[6]结果，秘鲁的国际资信得以重建，英国资本再度涌入秘鲁。1895年文官主义党人上台后，各种有利条件的罕有汇合推动秘鲁进入了一个短暂的“自主发展”阶段(1895—1907年)，但随后世界市场原料价格的上扬使秘鲁又重返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模式。总的看，从1890—1929年秘鲁经历了一个快速扩张的初级产品出口繁荣周期，年均增长率为7%，但同“鸟粪”时期相比，该次出口繁荣已牢固地建立在比较健康的出口产品多样化的基础上，这些产品包括蔗糖、棉花、羊毛、橡胶、银、铜、石油，其中每种产品在该时期的不同阶段都曾占据出口总收入的15%以上，并且这些产品来源于秘鲁沿海、山区、林区三大生态区域，这种情况在其他拉美国家是不多见的。与这一富有活力的出口增长相伴随的是秘鲁经济结构的某种变化。因外国资本渗透采取了直接投资的新形式，原来由秘鲁企业家控制的出口生产部门纷纷被外国公司接管。1899年英国的“伦敦太平洋石油公司”开始在北部沿海地区开采石油，该公司是“国际石油公司”的前身。1902年美国在秘鲁建立了塞罗德帕斯科铜业公司，它与美国的“北方秘鲁矿业公司”和“钒公司”，到1930年控制了97%的秘鲁矿产品出口。除矿业外，金融业和销售业继续受诸如格雷斯、格雷厄姆罗、吉尔德迈斯特等老牌外国贸易行的控制。1896年一份商业注册表表明了外国企业家在秘鲁城市经济部门中的支配地位。外国人控制了利马城中113家商业进口行中的103家，196家零售店中的161家，94家其他商店中的83家，43家商业办事处中的30家，92家工厂中的74家，800家酒店中的720家。^[7]从外国资本的来源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英国资本居优势地位，此后，美国资本取代了英国资本的优势。到1924年，美国的私人直接投资达1.4亿美元。到1926年，秘鲁出口品的1/3进入美国，进口品的近1/2来自美国，美国成为秘鲁的主要贸易伙伴。^[8]

但是，农业生产总的来说仍保留在秘鲁国民或正在国民化(第二或第三代)的移民手中。北部沿海的蔗糖种植园基本实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企业拥有雄厚的资本，土地是用现代化机器和方法耕种的，并雇用工资劳动力。其所有者是拉尔科家族、格雷斯家族、吉尔德迈斯家族，他们均是富有进取精神的外国移民的后裔。此外还有接受了现代科学的资本主义农业观念的秘鲁人，包括阿斯皮利亚加家族、乔皮特亚家族、帕尔多家族和暴发户莱吉亚家族，以及稍后的德拉彼德拉家族，他们与一些大的棉花种植园主共同构成了“出口农业寡头”，正是这些寡头和外国资本结合在一起，共同主导了秘鲁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

出口经济的增长也推动了秘鲁政治结构的变化。文官主义党人的势力得以加强。该集团由甘蔗和棉花种植园主、富有的商人、城市大房地产主、著名的开业律师、拥有忠诚顾客的医生、大学教授组成。1895年他们支持尼古拉斯·德·彼罗拉当选总统，开创了“贵族共和国”时代(1895—1919年)。同军人独裁相比，该政权实现了形式上的代议制民主，这是个历史进步，但这种“民主”极为有限，拥有投票权的人只占总人口的3%左右。该政权实际上是沿海出口农业寡头与山区半封建的庄园主以及外国资本组成的联合政权。这三种势力对文官政府以及后来出现的军政权的有效控制一直持续到1968年。“贵族共和国”时期是秘鲁历史上少有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时期。

秘鲁的早期城市化和工业化得到初步发展，并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化。据统计，秘鲁总人口1908—1920年由350万增至480万。由于内地交通网、特别是铁路网的扩大，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人口压力，农村人口向城市大量转移的现象开始出现，利马的人口1876—1891年仅由10万增至10.4万，而1890—1930年则翻了两番，增加到1920年的22.4万和1932年的38.4万。1903年利马出现了第一个城市贫民区。制造业，主要是食品加工业和纺织业有了一定发展。1905年纺织业被注入100万英镑的资本，其产品可满足本国消费的1/3。1890—1920年，大利马市(包括卡亚俄)的工厂数目由69个增至244个，利马的工人(包括工匠)数1876年为9500人，1908年上升到2.4万人，到1920年增至4.4万人，重要的是，工人阶级占全市人口的比重由1876年的9.5%上升到1908年的16.9%和1920年的19.8%。^[9]除城市外，在沿海种植园和矿区也形成了无产阶级队伍。沿海种植园的无产阶级主要来源于安第斯山区的流动劳工、被解放的奴隶和契约劳工以及当地失去了土地的小农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甘蔗种植园已有约3万人的劳力，棉花种植园的劳力则超过3.5万人。在矿区，1878年矿业工人为5071人，到1905年增至9651人。^[10]石油工业的工人1905年为9700人，1920年增至2.25万人。

内地山区的社会结构也变得更加复杂多样。一方面如土地的私有化、大庄园的商品化、采矿业的发展、人口的增长、铁路和公路网的扩展以及城市化等新的经济因素的出现，增加了农村商品生产的机会，加剧了对土地的压力，扩大了工资劳动的可能性，一个农村资产阶级和一种亦工亦农的新型农民阶级正在逐渐形成。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矿区、北方的乳酪生产区以及中南部的牲畜饲养区。但另一方面，安第斯山区农业社会的大部分仍然停留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之中，作为生产和社会单位的半封建大庄园居支配地位，据统计，1876年时约有3867个这类单位^[11]，它们对改革的抵制成为20世纪继续存在的阻碍发展的问题之一。

总之，到1919年，秘鲁独立后经过近100年的发展，已经向现代化方向前进了一大步。经济上出现了两个出口增长周期，沿海农业实现了“工业化”，采矿业得到了技术改造，城市出现了现代工业，基础设施特别是铁路、公路网络、港口码头得到大大改善，公共卫生条件大大提高，从1895年开始秘鲁人口死亡率大大下降。无产阶级力量也得到了发展。沿海出口农业寡头集团(44个家族)以文官主义党作为政治工具，以实证主义为指导原则，在1895年建立了“贵族共和国”，联合外国资本和山区半封建的庄园主，实现了对全国的寡头统治，政权第一次较长时间地被置于文人官员控制之下，政府机器被加以整顿、扩大和现代化，军队被改编和职业化，政治上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

但是，必须看到，秘鲁的现代化是在初级产品出口增长的带动下出现的。由于这种增长模式对经济的带动和辐射作用有限，再加上殖民地遗产的影响较大，使秘鲁形成了一种依附性资本主义结构，或称“半殖民地半封建”结构，秘鲁并没有象美国那样成为一个现代工业国家。随着工人阶级的成长和觉醒，1918—1919年利马爆发了反对寡头统治、反对物价上涨、要求8小时工作制的大规模罢工运动;农村的农民起义也此起彼伏，据统计，1901—1930年仅在南部山区就发生了300多起印第安农民起义^[12];在意识形态领域则出现了中等阶级知识分子倡导的要求恢复土著文明的优点和价值的“土著主义运动”。在民众运动浪潮的冲击下，“贵族共和国”终于在1919年7月寿终正寝。

[1] ［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3卷），徐守源等译，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63—564页。
[2] ［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5卷），胡毓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04—605页。
[3] 弗雷德里克·B.派克：《秘鲁近代史》，第333页。
[4] 劳尔·P.沙瓦：《秘鲁的政治发展和民主》（Raul P. Saba,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in Peru），美国西方观察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6页。
[5] 弗雷德里克·B.派克：《秘鲁近代史》，第358页。
[6] 1887年5月达成初步协议：秘鲁向英国债权人公司转让铁路66年，提供国内不需用的全部鸟粪，在33年内每年还债8万英镑，以此为条件，英方勾销所剩全部外债，并许诺对铁路进行投资和提供600万英镑新贷款。
[7]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5卷），第618页。
[8] 迈克尔·里德：《秘鲁：通向贫困之路》（Michael Reid，Peru：Path to Poverty），伦敦，1985年版，第27页。
[9]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5卷），第622—624页。
[10] 何塞·德乌斯图亚：《矿业市场、农民和19世纪秘鲁的权力》（Jose Deustua， “Mining Markets,Peasants,and Power in Nineteenth-Century Peru”），载《拉丁美洲研究评论》（Latin America Research Review）1994年第1期，第36页。
[11]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5卷），第632页。
[12]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5卷），第6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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